如果说贫富差距是个人能力高低和奋斗与否造成的，那还能部分安抚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问题是晚清的贫富差距是权力因素造成的。权力因素插手经济运营、干预财富分配，霸占了大批不应属于它的财富。富裕起来的少数人不是本身是官吏及其家眷，就是投靠官府的红顶商人，或者是前两者的爪牙走狗。在权力和财富既得者的垄断下，普通人通过个人努力积累财富的渠道几乎被封死了。按说，在社会转型和大变革时期，个人企业和巨富很容易出现。日本的大型财团许多就是在近代崛起壮大的，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扶持。但晚清政府不去扶持个人企业的发展，相反设置了种种政策壁垒和无形的障碍，限制阻碍其发展，不仅如此，还千方百计地从民营经济中获取利益。我们悲哀地发现，虽然晚清中国企业家是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感的群体，却没有发展出有势力的人物来。这一时期的胡雪岩、盛宣怀是后人津津乐道的官商，曾经富甲一方，可离开了政治支持后很快就被官府击垮了。张謇是人们常提的另一个大商人，但他的出名更多是因为将事业的摊子铺得很大，且具有开创性，其实真正的经济实力并不强大，同时他的这种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状元”身份和官场上的人脉——普通人去开办工厂、发展大型农场试试，不仅要独立承担各种风险，还要天天和各种衙门打交道，没过硬的官府人脉是行不通的。对于官商勾结，权力和财富相互转化的恶劣行径，清政府是管不了也不想管，听之任之，任凭社会黑暗和人民对立情形加剧。清政府完全成了一个权贵政府。
更甚者，本身负有扶贫济困、保持社会公正责任的官府，不但没有救济灾民、扶助弱小，还变本加厉地横征暴敛。因为战争赔款和各项新政支出的增加，清朝的财政需求成倍快速增长。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每年财政收支大体稳定在8000万两左右，到1903年清政府岁入10492万两，到1908年岁入达23480万两，到1911清政府编制的财政预算中，岁入要达到29696万两，支出为33865万两。十年间，政府的财政需求竟然增长了4倍，同期中国的经济和老百姓的收入肯定没有增长4倍。多出来的钱是怎么来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各级官府敲骨吸髓，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一方面是个人收入的减少，一方面却是官府税赋的增加，晚清百姓的生活境遇只能是每况愈下。
既然权力把持财富，那么个人能否顺畅地进入官场，公平地获取权力呢？不幸的是，晚清政坛的流动性极小，几乎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尽管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获取权力，用十年寒窗苦读获取一官半职，但是科举发展到晚清，已经烂透了。每年科举考试期间，北京城和各省省城就炸开了锅，有能力者开始预做准备，或晋谒、或贿赂已经或可能成为考官的官员。考试之时，各分房考官暗中答应录取的考生数量，加上正副考官属意的考生数量，再包括达官贵人们塞条子打招呼要求录取的考生数量，如麻如粟，有千百人之多。考官们与其是在阅卷，不如说是在权衡关系。关系户很多，录取名额有限，考官们必须反复推敲，简直比真正批阅考卷按真才实学来评定高下更加辛苦。录取名单上写上那些必须录取的考生之后就没有几个名额了，再挑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孤寒考生，列名其上，以塞人口。普通人家的子弟想金榜题名，难度越来越大。
就算你在种种巧合之下“侥幸”考中了进士，也当不上官。因为晚清官员的上任主要靠捐纳，也就是花钱买官。《清稗类钞》载：“捐纳，到同治光绪年间，流品益杂。早晨交钱，晚上就换上了顶戴花翎，根本不管买官者是贩夫走卒还是富家小厮。小康人家的子弟，不读诗书，只想着积累资金捐职，作为将来吃饭谋食的工具，美其名曰‘讨饭碗’。至于富商巨室家财万贯的人家，即便是襁褓中的乳臭小儿，都有红顶翠翎，家长给捐了候补道台，又给加捐了二品顶戴花翎（省长、部长级别）。”其中苏南一带经济发达，买官的人多，而且购买的级别很高，《官场现形记》中说：“江南本来有个口号，是婊子多、驴子多、候补道多。”南京城里拥挤着成百上千的候补道台，都能填补全国的道台空缺了。官员太多了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不管是科举正途的还是旁门左道进来的官员，都要“候补”，有了实缺后，再按照资历先后上任。清末官员编制在4万人左右，候补官员的队伍人数竟然是正式编制的6倍多，候补队伍越来越庞大。天天穿戴整齐到衙门等待差使降临的候补官员们大有人在，更有一些候补者典当衣物，无处举借，带着妻子儿女啼饥号寒，坐以待毙。
当然了，真正有大钱或者靠上大官的人，是不需要候补的，甚至都不需要多少手续，就可以由朝廷直接发文，任命为某某官衔。这可苦了那些兢兢业业的老实人，和那些背景不硬四处钻营的一般人了。这样，官场的封闭和拥挤，也在体制内造成了离心倾向，制造了一批“堡垒内部的反对者”。
进入官场以后，满目黑暗腐败，大小官吏腐朽不堪。纪实小说《官场现形记》记载了许多令人发笑的官场丑闻：（据说慈禧看了这部小说以后，按图索骥查办官员）比如朝廷的华中堂宣称“最恨人家孝敬他钱”，但喜欢收受古董。他暗中开了个古董铺，只接受别人从他店里买来孝敬的古董。一边收古董，一边收下后就放回店里去卖，一件古董周而复始地不知道为华中堂带进多少银子；比如不学无术的毛维新被总督大人认为是“洋务中出色能员”，实际上毛维新的洋务本领只有两样：一是背诵过了时的《南京条约》，二是把辫子剪成了短发；又比如，南京候补道台田小辫子，为显示自己的“才能”，搜肠刮肚地给总督大人上了一个条陈，提出三条“富国强兵”的建议：一、不让兵士吃饱饭，打仗必然勇敢；二、把兵士的眉毛剃去一条，防止士兵逃亡；三、给兵士“一齐画了花脸”，可以吓退洋鬼子；再比如，总督贾世文是个不学无术的昏官，竟然一本正经地向幕僚下属们炫耀说得到了一本王羲之写的《前赤壁赋》，听说还是汉朝一个有名的石匠刻的（《前赤壁赋》是北宋苏轼写的，王羲之是东晋人，他不可能是几百年后文章的作者，更不可能“穿越”回汉朝找人刻字）。
清王朝内外交困，而皇亲贵戚只醉心于争夺权力搞内讧。隆裕躲在紫禁城里，双耳不闻窗外事，宠任太监小德张在外界狐假虎威颐指气使。奕劻、载振父子是一党，现在又多了许多皇室派系：载洵出任海军大臣，兼办陵工，党羽毓朗、载搏担任了训练禁军大臣，合为一党。载涛管理军谘府，又侵夺陆军部实权，和良弼等结为一党。溥伟自恃是道光长孙，身份特殊，向载沣力争官职，载沣只好任命他为禁烟大臣，权力在诸王之下。肃亲王善耆占据民政部，兼管警政，为一党。载泽把持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载沣的福晋联络荣禄余党，收受贿赂，载沣不能制止。朝野议论纷纷，都说庆党贪鄙、肃党龌龊、贝勒党浮薄、泽公受人拨弄。宗室觉罗、八旗世家互有分歧，各有打算。载沣处于各伙人钩心斗角中，一会儿听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对两边全说好，过一会又全办不了。弄得各伙人都不满意他。官场如此荒唐，令忠于朝廷的臣民寒心。胡思敬就在《国闻备乘》中感叹：“国统再绝而家无令子，识者早知其必有乱矣！”
晚清的末世乱象，还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民族矛盾的存在。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少数民族王朝，满族人，尤其是贵族，拥有种种政治和经济特权，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和黑暗。邹容在《革命军》中就指出：“满洲人之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之一最小部分耳，而其官于朝野者，则以一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自大学士、尚书、侍郎，满汉二缺平列外，如内阁衙门，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汉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部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四十余，刑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无一汉人。而汉郎中、员外、主事缺额，不过一百六十二名。”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的不满情绪，始终存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大量启用汉族能人，地方督抚提镇大多是汉族功臣。可到光绪二十年后，满族督抚又遍布天下，几乎没有汉人。另外，一般八旗子弟有“铁杆子庄稼”，虽然不多但也能保障基本生活，加上还享有参军、从政和驻防等方面的种种便利，生活普遍好于同等的汉族人。在太平盛世，物质相对充裕的时候，汉人和满人的矛盾得到了稀释，没有爆发出来；当国困民穷、生活艰难的时候，民族矛盾越来越成为汉族人不满的重点问题。传统的农民起义领袖也好，新式的革命宣传者也好，纷纷抓住民族矛盾大做文章，争取支持。
在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宣传最多的还是民族革命、推翻满族人统治，对其他革命主张宣传不多。原因就是民族压迫议题是一堆硫磺干柴，有一丁点火星就能烧起来。“反满”宣传容易发动百姓。而一般百姓，也将革命首先理解为推翻满族人统治。
晚清乱世的另一个前朝没有的特点是外国势力入侵，抢占中国利权，殖民者压迫中国人，引发了中外矛盾。百年间，外国列强输入鸦片毒害中国人，割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白银，迫使清政府从对外国势力完全排斥，转变到羞答答地学习人家的器物技术，又到后来八国联军用刺刀逼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杀戮了对外强硬的顽固派，扶持了外务部，并给清政府横加了巨大的赔款和军事压力。清政府完全对外屈服，成了“洋人的朝廷”。清朝官吏遇到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除了卑躬屈膝就是一味谄媚地点头说：“也是，也是。”
外国势力迅速在中国大地上蔓延，趾高气扬的传教士、外交官和水兵们横冲直撞。外资企业通过铁路和轰隆隆的火车，将中国的矿产、资源和劳动力掠夺走，输入鸦片和廉价的工业品。从1903年到1911年间，中国完工了许多干线铁路，在东北有东清铁路、南满铁路，在中原有京汉铁路、胶济铁路、正太铁路等，在南方有粤汉铁路、沪宁铁路、滇越铁路、广九铁路等，此外横穿华北通往西北的陇海铁路也通车了，构成了旧中国的铁路干线，然而它们的主导权和管理权都操纵在外国人手里。喷吐着浓烟的火车像一个个怪物，风驰电掣地奔跑在中国的广阔原野上，将沉睡地下千万年的财富抢走，彻底打碎了中国百姓田园牧歌般的自然生活。
志士仁人对外国势力侵略深恶痛绝：“呜呼，铁路之于大国，犹静脉之于人身也。是故一县失其权则一县死，一省失其权则一省死，况全国南北（粤汉铁路）、东西（蜀汉铁路）交通之大关键乎？”“经济上之竞争，其祸乃毒于政治上。何以故？譬之是犹人也，朝割其一手，夕割其一足，其人必痛，而其警醒也易，而其反抗之力大，而其人犹可以复生也。若举全身之精血而吸之，其犹茫然皇然莫知其由。”外国势力成了新的末世乱象和革命的对象。
中国曾经在历史上达到过辉煌的顶点，强盛一时，傲视四海，如今突然跌落到谷底，成为列强争相欺辱的羔羊，其中的落差给中国人的心理带来难以抚平的创伤。这种心理落差的很大部分就转化为对现状和清政府的不满。
在种种因素作用下，1901年到1911年，各地发生的民变超过1300起，平均每两天半一起，其中既有抢米、抗税、兵变、盗匪、农民起义这样的传统王朝溃败的前兆，又有学潮、工人罢工、中外冲突和教案这样的新事端。光绪皇帝驾崩的时候，百姓们没有悲伤之情，生活照旧，很多人还抢在遗诏正式公布前剃发、嫁娶，北京城内鼓乐声昼夜不绝。这说明人们对皇帝的忠诚度已经很低了，朝廷的重大变故似乎与己无关。
李鸿章担任北洋大臣的时候，有一次接待了一位途经天津入京陛见的巡抚。谈及边事，巡抚询问北洋水师实力如何。李鸿章笑道：“苟延之局，何必认真。”说完，他苦笑着罚酒自酌：“失言！失言！自己罚酒一卮。”李鸿章对时局的看法清楚而悲观，认为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朝廷处境危险，自己辛勤作为只不过是裱裱糊糊而已，维持着清朝这座纸房子不至于立即倒掉。可悲的是，发展到载沣时期，清朝统治阶层连这样的认识都不愿意有了。面对危局，他们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地下，不愿正视现实。
朝政舵手载沣话不多，口头禅是“照例”。重要节日如何庆祝，老爷生病了用什么药，下人们都不请示载沣，而是去找以前的做法，在载沣时期找不到就去找老醇亲王时期的做法，因为他们知道即使请示，载沣也是说一句：“照例，即可。”载沣刚上台时，还有些兴致，喜欢把奏折末尾恭维赞誉的套话浓墨圈点，后来懈弛得都懒得圈点了。浙江巡抚增韫举荐王丰镐为二品的交涉使，载沣批复“著照所请”。二品大员竟然连任命的圣旨都没有下发，朝野莫不怪诧。载沣还交办了一些密旨，办事之人经年累月没有答复，他也不过问或者干脆就忘记了。比如两广总督袁树勋被弹劾，载沣交瑞澂查办，朝野都很关注。瑞澂查复请旨，载沣在折子上还是写了那四个字“著照所请”，至于具体怎么办都懒得说。下面的大臣自然也就不敢查办。光绪、慈禧大丧，民政部、礼部各奏请奖赏有功办事人员超过百人，载沣还是“著照所请”。从此，各部门大开邀赏请封之门，导致官位和荣誉大大贬值。最滑稽的是，不同的奏折说的是同一件事情，但奏请不同的处理意见，载沣也都“著照所请”，让经办人员无从下手哭笑不得。庸官、小人便利用载沣的庸碌懒惰混日子、蒙事情。
宣统王朝是整个清朝政务办理最差的时期。载沣、奕劻等人视枢务为例行公事，一切墨守成规，批改奏章或者下发圣旨都让军机章京们按照之前的成案改动几个字了事，如果没有成案就让每个大臣各出己见，拼凑成文下发。载沣等人不求真正解决问题，只想着将政务处理干净，让清朝这艘破船继续航行下去即可。
载沣摄政之初，御史江春霖弹劾奕劻反被罢官。此后，监察部门凡是揭露问题、弹劾官吏的奏章，都被载沣扣留，石沉大海。御史们干脆噤不发声，一两个新进的年轻御史刚开始还恪尽职守，汇报实际情况，不过也很快沉默不语了——反正说了也没用，摄政王不需要听实际情况。朝臣不敢生事，都混吃混喝、尸位素餐而已，朝堂议事时万马齐喑、消沉一片。
载沣集团不愿面对残酷的现实，固执地认为把持住权力就能保住江山，终究要为此付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