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04年第05期
栏目：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布鲁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长期在广东海南和东南亚一带从事革命斗争，出生入死，积累了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同时也为革命牺牲了一只手。1932年布鲁被马来西亚遣返回香港。
轮船到达香港。布鲁和何健雄依依告别，两个都没说明自己的去处，也不问对方的打算。他们明白对方也接到党的秘密指示，只能在这里挥手作别了。
一踏上祖国的热土，思亲思乡的情愫是如此强烈地激荡着布鲁。这里离家很近，他多想回到海南，回到东屿岛上，看看阿爸阿妈和弟兄姐妹呵！但是，党的指令就是铁的纪律，就是召唤，一刻不容耽误。他一路靠打零工赚钱吃饭，辗转半个多月，终于到达厦门；可是，这里地下党因市委组织部长被捕叛变已遭到严重破坏。当布鲁找到纸条上所写的地址时，那里已人去楼空，大门上贴着落满灰尘、字迹斑驳的封条，赫然盖着警察局的红章。显然，这个秘密接头地点已被敌人查抄。布鲁大为失望，不过看封条久经风雨的样子，这里似乎已经被敌人遗忘了，接连几天，他都到街对面走走坐坐，期望党组织能派人来接上头。
毫无动静。偌大厦门，人海茫茫，到哪里去找党？布鲁又一次产生深深的孤独感。那些天，他没事儿就翻翻报纸，见报上常刊登上海“共党组织”和“共党分子”活动的消息，他想，上海是个大城市，工人很多，在那里一定能够找到党的组织。临行前，他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又来到接头地点的街对面，装成正在等候雇主的打工仔，默默注视着对面那紧闭的门。不多时，一个同样像打工仔的年轻人走到他身边，并排坐下，问：“你不是本地人吧？”
布鲁警觉地看看他：“我是广东的，家里遭了台风，到这里找点儿活干。”
两人东拉西扯聊起来，布鲁冷不防说出接头的暗语，那人不动声色，对上暗语。布鲁高兴得像孩子似的笑了，说：“这些天可让我等得好苦啊！”
那人神情严峻地说：“因为叛徒出卖，厦门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保存力量，大部分人都转移到漳州一带下乡打游击去了，厦门恐怕一段时间很难开展工作。组织建议你转去上海工作，记住，我把接头地点和暗号告诉你，然后尽快离开，这里很不安全！”交代完毕，那人匆匆离去。
布鲁怀着悲凉的心情，转赴上海。按照厦门党组织的交代，他每天在外滩黄浦公园门口，等待接头的同志。一等又是七天，毫无踪影。这时的布鲁身无分文，失望和饥饿折磨得他身心极度虚弱，竟发起了高烧，可他依然咬牙挺着，每天继续到接头地点久久等着。第九天，临到下午，他实在饿急了，见不远处路边有一个卖荸荠的摊子，老头用小刀不断地削着荸荠，然后把皮扔进旁边的破竹篓里，再用竹签把白嫩的荸荠串起来叫卖。布鲁一步三晃地走过去，嘴里不知咕噜了一句什么，然后抓起大把大把的荸荠皮就往嘴里塞。老头急忙说：“这不是人吃的啊！”布鲁吞下几口，有了点力气，连连说：“好吃，好吃！都给我吃吧！”凭着如此坚忍不拔的毅力，布鲁终于与上海地下党接上关系。开始他在党的地下报纸《真话报》（后改名《真理报》，前后共出四十多期）负责刻蜡纸，画刊头插图，后来又担任上海码头总工会书记，领导十二万码头工人与资本家和黄色工会展开英勇的斗争。现在许多描写我党地下工作的电影电视作品，一律的西装革履，灯红酒绿，轻歌曼舞，叫后人以为革命是何等的潇洒和浪漫。其实，那时上海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政治环境极为险恶，党组织屡遭破坏，被捕牺牲者不计其数。为防发生变故，地下党同志在一起秘密开会时，中间都要隔上布帘，以避免相互认识。布鲁和他的战友们，有的拉黄包车，有的当搬运工，有的卖报纸，生活穷困到了极点。布鲁曾在街头装成国民党伤兵乞讨，卖过画，当过报童，有空儿就在大街上捡烟头，用那只健全的右手一个个剥开，再细心地卷成长短不一的纸烟，以很低的价格卖给码头工人，以此维持生计，联络工人。他与地下党战友一起，夏天睡马路，冬天睡弄堂。与他单线联系的总工会组织部长郑文卿（离休前任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靠拉黄包车为生，有一次郑文卿拉一个饭店的老板，央求老板每天把“泔脚”（即顾客吃剩的残汤剩饭）倒在一个桶里，以两个铜板的价钱卖给他，由此解决了他和布鲁等几位同志的吃饭问题。后来布鲁同妻子吕璜回忆起在上海时的艰难岁月，常常热泪盈眶，哽咽难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