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故事是注定要发生的；而另一些故事，则在可以发生与可以不发生之间。像丁思羽和严龙根的故事就属于后者。但是，男人女人之事，感情之事，或者说，爱情之事，它要发生，那也是一般力量无法阻挡的。
这两个人的故事发生在春天，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暖烘烘的春天的晚上。我们北门区紧挨长江，占尽了地理优势；只有一点不好，就是春天不像春天，冬天一过，气候就大踏步地朝夏天挺进，中间缺少必要的过渡。这是长江下游地区的普遍特点。每年的这时候，家猫和野猫都不请自到，在夜晚婉转地叫，哀悒地叫，使人浮想联翩。
故事发生在天黑之前。我们宣传科三个人，我和严龙根合用一间办公室，桌子对桌子。姜科长单独一间，在我们隔壁。丁思羽是行政科的人，她的办公室就在姜科长办公室的对门。也就是说，丁思羽的办公室跟我们办公室斜对着，中间隔着走廊。
快下班了，大家都在收拾着，准备走人。这时，严龙根的手机响了。
故事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严龙根按下手机的接听键，说了一个“喂”，说了一句“你是哪一位”，突然就不讲了，是听到了对方的声音，有点激动的意思；他看一看我，表情很紧张，也很神秘。我是过来人，怎么能看不懂这种眼神呢？就装着整理坤包准备走人的样子，有意把包里的手纸拿出来，再放进去。这中间，严龙根回了两个“别客气”，连说了三个“好好”、一个“行行”，很短促，很简洁。在我就要走出房门的时候，他电话也打完了，关闭了手机，却是一副惊魂不定的样子。
接下来就是严龙根的幸福时光了。是的，幸福看起来那么遥远，那么不可企及，真正到来的时候，就像天上掉下来的一块陨石，突如其来，突奔而至，横冲直撞地就砸到了你的头上，想躲都躲不过去。
机关下班，不像工厂。工人下班如海水退潮，呼啦啦一阵子，人就走尽了；机关干部下班，就像是便秘的老人，一阵一阵的，稀稀拉拉，不干净。
我走了以后，严龙根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其紧张等待的过程难以描述，当然我也不可能知晓。直到四十分钟以后，整个机关大楼阒寂无声了，丁思羽才过来敲门。开门的时候，丁思羽看到严根龙脸部的表情是干硬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那电话是丁思羽打来的。丁思羽就在自己的办公室，却并不使用办公室的电话，而是打手机；严龙根这边呢，人也在办公室，桌上现成的也有电话，丁思羽却把电话打进了他的手机。手机对手机，这就给他们的约会增添了神秘色彩。丁思羽在电话里声音很轻，很嗲，这无疑在神秘之上又罩了一层轻纱，更加神秘了。这神秘无穷无尽，就像无线电波一样，一下子就把事情搞得扑朔迷离了。
其实，内容相当简单，丁思羽要请严龙根吃晚饭。
我是怎么知道了呢？实际上，仅隔一夜，第二天中午，吃过饭休息的时候，丁思羽就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丁思羽一直把我引为知己，引为她的忘年交；而我对她的印象并不太好。这样的关系就滑稽了。人家对你一片真心，你对人家却是一番假意，真假就有点难分。隔代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在宣传科，本行是写宣传稿件，联系记者，副业是读文学作品，不断地往肚子里添加小说情节和人物，我所见到的爱情故事，多数是英雄救美，携美而归，少数是公子落难，小姐多情。在我们机关里，这样的情况不大容易出现，原因是机关干部太表面化了，都是实用主义者。像严龙根接到丁思羽电话这样的情形，应该说，出现得并不少。其中有功利，有调侃，无聊的成分居多。所以，要是换了我，我就不会像严龙根这样，把丁思羽的电话太当一回事，只会把它作为机关里男女之间一种略带暧昧的交往罢了。
这个晚上，丁思羽在“一品居”要了个小包间，点了不下八九个菜；要不是严龙根一再喊够了够了，她还会再点下去。喝什么酒呢？论酒量，丁思羽的酒量反而比严龙根大；机关时常有聚餐的机会，谁的量大，谁的量小，都是有数的。结果，拿了四瓶啤酒，每人两瓶。丁思羽说，照顾你，不喝多。
“他一直以为，我请他吃饭是有什么目的，是有什么事情想求他帮忙的，所以，当我告诉他，想叫他帮我写一篇调研文章，完成今年调研任务的时候，他听了直发愣，一双眼睛都呆了。”丁思羽模仿着严龙根的眼神，十分夸张，“真的，杨大姐，我不骗你！——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发傻。他肯定是想，一篇文章在他还不是小菜一碟，干吗要摆那么一大桌子菜，请他一个人呢？杨大姐你说有没有意思？”
我觉得没有一点意思。但我不能把我的内心想法讲出来；讲出来了，那就是真的没有一点意思了，那叫扫兴。
我们单位规定了调研任务，要求每人每年至少完成一篇调研文章，不少于三千字；考虑到人员水平的参差不齐，不作在刊物上发表的硬性规定。也就是说，只要写出来往办公室一交，就完事了。这在我们，确实是小菜一碟；但对丁思羽来说，可能会有一定难度。但是，现在是互联网时代，网上文章多得比清明节的草纸还要多，到哪儿抄不来几篇调研文章？退一万步说，就算抄不来，完不成任务，也就是年底扣两百块钱的事；那钱，丁思羽还在乎啦？
所以，我的理解是，丁思羽请严龙根吃饭，没有什么目的：如果硬要说她有什么目的，也就是她看着他还比较“顺眼”，想请他吃饭罢了。
那天晚上的情形，丁思羽讲述得很详细，其中的细节，我都知道。一男一女，没有任何过格的举动，也就是吃了一顿饭，聊聊天，加上一些插科打诨的玩笑而已。而严龙根呢，他一直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呢，那天以后，上班的时候他坐在我对面，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是志得意满后的矜持。
但是随后，也就是那顿饭过后的大约一个礼拜，丁思羽突然变了，不像先前那样对什么事情都满不在乎，有了心思的样子。从那时候开始，严龙根的手机也响得频繁了。通常是在中午，我们几个人在办公室里打牌，他喜欢看书，抱着一本书看的时候，手机突兀地就响起来。他一边掏手机，一边就开门，动作很快，冲到外面去。因此，他的电话就有了神秘的色彩。
其实，电话内容，我大致也清楚。
丁思羽以交心的态度跟我谈严龙根，她说：“我为什么想跟他谈对象呢，他肚子里不但有货，而且有思想。开始我是想都没有想过要跟他谈对象的，那天吃饭，吃过饭以后，我就有点想了。吃了饭，聊了天，我就感觉到他肚子里确实有货，确实有思想。他的思想，人多的时候他不表露，而两个人的时候，他表露得很清楚。要说长相嘛，应该说严龙根也还可以，能带出去。要说我对他还有什么想法，那就是他的家境了，我一直都不大看得起农村人，他们太无知了。以后要是真的生活在一起，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难受！”
这话真是没心没肺的。我故意问她：“你老家是……上海？”
丁思羽说：“不是，是苏北的一个县。但不是农村，是城里。”
我说：“《上海人》你听说过吧，是余秋雨写的一篇散文。余秋雨也不是上海人。他说，中国人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农民，追溯到各家的老祖宗，都是农民。他打了个比方，说上海本来是一个小渔村，后来发展起来了，大部分是移民，少部分是当地人；移民要么是农民，要么就是破落户，而本地人，都是渔民。”
丁思羽笑起来，说：“杨大姐你蛮适合搞宣传的，我就讲了一个‘农村人无知’，你看你，讲了多少？”
我也跟着笑，是宽容的笑。我说：“严龙根其实蛮优秀的，真的；你要跟了他，可能这一辈子都是你的福气。”
丁思羽说：“你不但适合搞宣传，还适合搞统战。”
因了这句话，我表扬了她，表扬得很到位。我说思羽你也学会幽默了，真可以啊！不过，在表扬她的时候，我更多地感觉到，自己的形象已是无比高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在丁思羽和严龙根的关系问题上，我就像一个先知，站在山顶上，站在云层里，俯视着他们，俯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这种感觉，非常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