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仅就聚拢生活的手段、概括生活的基本方式而言，《白鹿原》并无多少标新立异之处，它不可能逃出许多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已经提供的范式。白鹿原是一片地域，黄土高原上一块聚族而居的坡塬，散落着几个村庄。最大的白鹿村由白、鹿两姓组成，形成一个大宗族，一个典型的基层文化单元，一个血缘共同体组成的初级社会群体，“它具有初级性和稳定性，外延可以很方便地伸向广大社会，内涵可以是广大社会的缩影”。于是，《白鹿原》采用了“通过一个初级社会群体来映现整个社会”的方法。事实上，《红楼梦》《静静的顿河》《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从大的结构框架来说，莫不如此。我国当代长篇小说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创业史》《艳阳天》《芙蓉镇》《古船》等，也概莫能外。
然而，方式终究只是方式，问题在于你究竟翻新了什么，注入了什么，有多少独特的、重要的发现，概括了多少新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民族文化底蕴。我们不妨拿《白鹿原》与《艳阳天》略作比较——两作的时代背景和主旨不同，但也不是绝对不可比。两作相比，真有恍若隔世之感。按说，白鹿村与《艳阳天》里的东山坞，同是北方农村，同属一个文化源流，不是没有一脉相承之处的。可是，东山坞的一切生活形态，一切人物及其心理，都用阶级斗争的漏斗分解过了，尽管浩然在当时允许的范畴内还是表现了难得的才情，全书也不乏细节的生动与丰富和某些人物的活脱的生命，但观念化毕竟排挤和钳制着生活化，肖长春们，焦淑红们，马之悦们，马老四们的一言一动，一怒一笑，无不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挂钩，只有在“斗争”的间隙，才流露出少许自然的世俗感情和人间气，与《白鹿原》的写法相比，它不知遗漏了多少文化意蕴和精神空间啊。对于中国农民性格和灵魂的探索，以及养育他们的文化土壤和精神血缘的挖掘，它都淡化掉了，因而它只能是一部缺乏深厚的文化根基的作品。《白鹿原》写了“最后一个地主”白嘉轩，这个人与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联系，甚至他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艳阳天》倒也写了个地主马小辫，这个人除了念念不忘破坏和变天，他那“心不死”的“心”里就没有更多的东西可言了。诚然，地主也是多种多样的，但他属观念的工具还是鲜活的生命，有无丰厚的文化内涵，还是不难判别的。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艳阳天》对于它的时代而言不失为比较优秀的长篇，但它的构筑中有太多“左”的阶级斗争观念的廊柱，它在无情的时间的冲刷下东倒西歪也就不足为怪了。
同样，《白鹿原》与《关蓉镇》也不是不可以略加比较。这两部作品的时代和主题不同，但概括方式近似，都是透过“小社会”旋转变化来隐括大社会、大时代的变迁。《芙蓉镇》也在对历史进行深切反思，那反思集中在拨开“阶级斗争扩大化”（此系当时的提法）所布下的迷阵，寻踪辨迹，力求还历史和人物以本来面目。它的最大功绩在于恢复和坚持了“写真实”这一现实主义的要义，因而它对极“左”路线破坏下的中国农村现实的揭示是深刻的，它对“二中全会”的路线和政策的拥护也是由衷而热烈的、加以作者奇妙地把湖南山镇的风土人情与政治斗争的狂飙巨澜糅合起来，使作品焕发出久违了的艺术魅力。可是，冷静一想，作者的眼光终究局限在一个短时期内，他虽然扬弃了“左”的“阶级斗争理论”，但没有也不可能摆脱狭义的政治本位视角。这当然是当时的思想解放的程度和风气所局限，但它不可能不影响作品去发掘更深邃更广大的真实，尤其是影响了作品的文化意蕴的深度。
那么《白鹿原》呢？如果说，《芙蓉镇》的写法是对《艳阳天》的写法的一次否定（哲学意义上的）和反拨，表现了现实主义发展的某些征兆的话，那么《白鹿原》又是对《芙蓉镇》的写法的一种提升和深化，同样传递着现实主义在当今中国文学中推进的最新信息。就在《芙蓉镇》发表后不久，我国思想界兴起了研究文化的热潮，文学界也掀起了一股“寻根热”，无论其创作实绩如何，这一思潮乃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继续，它扩大了人们的眼界，把“文化”这一尘封多年的、更为广大的视角引入了思想界，大大扩充了人们审度生活的眼光和认识世界的图式，打破了固守着单一的政治视角的狭局。人们意识到，看取生活的眼光，总会受到媒介和角度的制约，认识活动终究还是主观世界的活动，怎样使这个主观世界更接近事物的本质，就需要多种视角的互补和矫正，这才有可能趋向本体的最大真实。这并没有取消政治视角、经济视角的意思，而是还须动用文化参照的眼光，学会把事物放到长时期中追本溯源、寻根究底的本领。《白鹿原》并没有回避21世纪上半叶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如辛亥革命、国共合作、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当然它的焦点始终聚集在白鹿原上的宗法制和礼俗化的农村，但是，在这里，无论是大革命的“风搅雪”，大饥荒大瘟疫的灾祸，国共两党的分与合，还是家族间的明争暗斗，维护礼教的决心，天理与人欲的对抗，以至每一次新生与死亡，包括许许多多人的死，都浸染着浓重的文化意味，都与中华文化的深刻渊源有关，都会勾起我们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深长思考。这也许就是《白鹿原》与《芙蓉镇》在把握生活、反思历史上的最明显的不同。《白鹿原》无疑具有更大的文化性、超越性与史诗性。虽然都在观照一个村庄，从《艳阳天》到《芙蓉镇》再到《白鹿原》，作家们的眼光发生了怎样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呵。
为了使《白鹿原》达到足够的心理深度和文化深度，作者切入历史生活的角度和倚重点也很值得注意。作者在卷首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不管巴尔扎克说这话的本意是什么，也不管它有无奥义，由这句话再证之以作品，可看出陈忠实独特的追求。秘史之“秘”，当指无形而隐藏很深的东西，那当然莫过于内心，因而秘史首先含有心灵史、灵魂史、精神生活史的意思。《白鹿原》的叙述风格确乎具有很强的心理动作性；它的笔墨也确乎不在外部情节的紧张而在内在精神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对“民族秘史”的理解。那自然是相对于历史而言的。民族历史通常是指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和一般意义的文化史，那么陈忠实所理解的“民族秘史”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家族秘史。家族制度在我国根探蒂固，有如国家的基础，故有“家国一体”之说。重在写家族，也就深入到了宗法社会的细胞。但作者又不是一般地写家族秘史，他的写法，带有浓重的“家谱性质”，也就是说，他要力求揭示宗法农民文化最原始、最逼真的形态。在作者看来，白鹿原所在的关中地区乃多代封建王朝的基地，具有深潜的文化土层，而生成于这个土层的白、鹿两族的历史也就典型地积淀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秘密。我们不会忘记，《白鹿原》以怎样精细曲折的笔墨描写了“天然尊长”借乡约、族规、续家谱来施展文化威力，甚至不吝篇幅把族规的原文都存留下来。《白鹿原》固然是个宏大的建筑，但究其根本，它的础石乃是对中国农村家族史的研究；它是枝叶繁盛的大树，那根系扎在宗法文化的深土层中。所以，与其说它是“通过一个初级社会群体来映现整个社会”，不如进一步说，它是通过家族史来展现民族灵魂史。
写宗族制度、宗法文化自然并非《白鹿原》的新发现，鲁迅先生开创的新文学运动早就省察及此，洞若观火；冥顽不灵的赵太爷、鲁四老爷之流也早在一些中短篇小说里露面，这些代表人物的可憎面目我们决不陌生。在现代文学的发展中，矛头直指宗族罪恶的也不在少数。可是，我们细细检点一番后发现，正面剖视农村家族内部结构的作品并不多，家族尊长面目也多少有点凝固化、模式化了，更多的作品把重点放到冲出家族牢狱的新生代身上，家族本身的文化形态和历史变迁反倒被遗落了。《白鹿原》恰恰是把白、鹿两族的生存状态作为宗法文化的完整模型置放在风雨纵横的历史进程中，进行正面的、系统的、深刻的综合审视。作者的视线有时也随白、鹿两家的子孙活动，转向城市、根据地或抗日前线，但那视点始终又回落到家族的历史文化变迁上。而且，最重要的是，作者的审视是站在今天思想文化高度的重新审视，那诸多的新发现，那宗法文化的余晖和临近终结，就不是过去的文学可以包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