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延河》2006年第05期
栏目：小说天地
我绝对没有想到，我记者生涯的第二天晚上，就参加了一次豪华盛宴。如此盛宴，远远地超出了我的预先梦想了。于是我得知：当记者的最大好处是可以白吃白喝。这样的隐形好处，在我当初读到的招聘启事里并没有这方面的承诺；我所读过的新闻教科书里也没有明说这一点。
我出身农村，挣得肠子都快断了，才考进我们州城里的师专。到我上三年级时，我们师专被升为本科。于是我就顺茬多读了一年书，这就害得我老子多贷了六千块钱的款，才让我混了一张本科文凭。我老子真是没出息，他好赖也是个副乡长，供给一个独子念书居然还要贷款！
不管怎么说，我大学毕业了，手里有一张本科文凭了。可是要想回到我们县上安排工作，那得首先交两万块钱，然后在家里等待，等待通知，让你去考试。既然有了文凭，工作还要考试，真不知哪来的规矩。再说到哪弄两万块钱呢？就是弄到两万块钱，交了去就能保证工作落实么？谁也不能保证。两万块钱还不给退，除非你来年不考了。当然，如果我老子是县委书记或者县长，则可以变通变通。但我老子只是个副乡长。要变通我，得先把我老子由一个副乡长变通成一个县委书记或者一个县长。但这事情难办，我一时三刻想不出变通的法子。
我从《复兴报》上读到了他们报社要招聘记者的启事。我就揣上文凭和500块钱，跑到省城参加考试。嘿嘿，他娘的居然考上了！后来听说落选的人中还有北大清华的毕业生，我当即兴奋得大哭了一场！我是坐在城门洞下哭泣的。我哭得酣畅淋漓，以至于过往的行人以为我家里出了什么大不幸，就纷纷给我扔小钱。
我一看不妙，立刻不哭了。我不哭就没人给我扔钱了。我想弯腰拾了地上的钱，又怕人笑话。钱可是个好东西，我得动脑子把地上的钱很体面地转移到我的口袋里。我得瞅个时机。就是说当我发现往来的人正好在我面前形成一段空档时，我立即将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同时从我的手里掉下几张小毛票。哈哈，我就弯腰了，将我的，以及原本不属于我的钱一并拾了上来。
虽然不足十块钱，但却预示着某种福音，更是我的幸运加上我智慧的成果。我要奖励自己。我进了一家羊肉泡馍馆。我要吃优质的，而且三个馍，同时自豪地喊道：“多加些汤！”后来我才明白，这话说得很不地道，地道的说法是：“宽汤！多粉丝！”
第一天早上去《复兴报》上班，乔主任乔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先给了我一盒名片，说：“这次招聘了你们15个记者，统一给你们印了名片。”接着，又从案头的一大堆请柬中，挑选了一个最小的玫瑰红，递给我说：“你10点钟赶到这里（食指点着展开的请柬），参加这个活动，回来写个小稿子。”
我出门时，他又在我的身后补充道：“以后，你就自己找新闻线索吧。”
这是我第一次采访。我需要认真对待。我再一次吸了钢笔水，尽管我五分钟前已经吸了一次。当然我还没有相机，那是老记者的装备；而有名的老记者呢，还配了手提电脑。我希望有朝一日的我，也有这个行头。
出发前，我又返回去请示了一次主任：“乔老师，您还有什么吩咐吗？”他正站着身子，在废报纸上练毛笔字。“你记住，”他举起毛笔，将我的脸虚拟为报纸，一边写字一边说，“咱们《复兴报》是本城有影响的传媒之一，你们出去采访，人家毕恭毕敬、请吃请喝，知道为什么吗？”我当然不知道。“我告诉你：就因为你手里拿着一个《复兴报》的记者证。如果把这个记者证挂到狗脖子上，这条狗走到哪儿，也照样有人热情接待。”我似乎明白了什么，但又说不准。还是听乔老师继续教导吧：
“我的意思是，你要珍惜这个机会，不要唬人，尤其不要敲诈索贿，这既是维护《复兴报》的声誉，也是争取你自己的饭碗。‘争取’，懂吗？三个月的试用期，很关键呐。”
我按请柬上的地址，十点钟赶到那家酒店。原来，是一个画家举行婚礼。天天都有人举行婚礼，这有什么好采访的呢？我想大概画家是个名人，名人的婚礼就有新闻价值。主席台上的横幅上写着“北山河先生与南江春女士婚礼仪式”。好几台摄像机正在选位置、试镜头。北山河可能就是那个有名的画家。可怜的我，来到这个城市不到一礼拜的我，当然不知道他何以有名；至于那个南江春女士，又是何等人儿，我更是孤陋寡闻。
不过，我得先找个地方坐下来。大厅里摆着几十张圆桌，雪白的桌布上是玻璃转盘，玻璃转盘上摆了一圈凉菜，凉菜中间蹲着白酒、啤酒、红酒，还有瓜子糖果。这阵势，这排场，我还从来没见过呢。人们陆陆续续说说笑笑地进来了，三人一伙五人一帮地分别在酒桌上围坐。正在我不知道该往哪坐时，我忽然发现一张桌子上有个小牌，小牌上有三个字：“新闻席”。
“新闻席”还空着三个位子，我就走了过去坐下来。桌上的男男女女，一个个趾高气扬高谈阔论，根本不看我，即使看我一眼，眼里也全是不屑的眼白。我很愤怒，但我提醒自己要忍住。反正我清楚一点：婚宴是喜庆的，就算我是个蹭饭的陌生人，也决不会有谁把我赶走的。
我只想一点：怎样才能出色地完成我的首次采访任务。其实我心里没谱。采访新娘“你为什么要嫁给他？”再问新郎“你为什么要娶她？”这类问题好像是该婚礼主持人问的。不管怎么着，我不吭声，其他记者怎么做，我就跟着怎么做好了。
我从他们的交谈中慢慢知道了些情况：北山河是个旅居法国的中国山水画大师，今年63岁了。据说他享有半个地球的声誉，因而画价在逐年攀升。他每年秋季都要回到中国，为的是画枫叶。半年前，他跟他的奥地利妻子离了婚，心情郁闷地回到中国。没想到，他来到本城时，意外地结识了电视主持人南江春。就疯狂地爱上了。
“见面礼是啥诸位知道吗？一辆劳斯莱斯！”
“他要比她大36岁哪！”
“这是时尚，不奇怪，不奇怪。”
“漂亮女人让艺术家娶了，年龄悬殊些，还说得过去。我最憎恨的，是那些老不死的商人，也玩名女人！”
“你是没钱，有钱了比商人还爱玩。”
“……”
我觉得这些谈话可能能派上用场，便掏出本子要记录下来。令我没想到的是，我的这个即兴动作一下子改变了我的处境。很久以后我还记得，当我掏出印着“复兴报采访本”这几个红字的小小的本子时，大家的视线全都集中到我身上了。其中那个冷美人（她很少说话）小叫了一声：“嘿，你原来是《复兴报》的！？”对面的那个胖子站起来，特意走到我侧后，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以埋怨的口气说：“老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干吗像个哑巴似的坐着不吱声？都是吃这碗饭的，要相互沟通、照应嘛！来，交换名片，大家都交换！”
此时我才想起乔老师说的话，我才明白了《复兴报》在社会上的份量和地位。而且，第二天见报的稿子，惟独我写的最有反响，其中精彩的内容是画家的答记者问：“北山先生（奇怪，我把‘北山’理解为复姓），您比您的新娘大36岁，就一点儿不担心吗？”“担心什么？哈哈，确实担心，担心得很呐！我是替她担心呢，你想想看，我93岁时她都57岁了，57岁的妻子能不担心她的丈夫在外面寻花问柳吗？！”
当时，新郎新娘给名流要员们敬了酒后，就挽着胳膊来到我们“新闻席”。我们都站了起来。与我碰杯时，上述的提问就冒出我的嘴巴，这也是大家心里共同的纳闷：担心画家早死了，可怜的美人儿要守寡啊。谁知画家的回答如此聪敏自信。大家都在现场，可是只有我一个人写了出来。画家读到报纸后很开心，专门派人给我送来一条法国领带。其实，还不如送我同等价值的现金实惠些，因为我还背着贷款呢。
哦，差点儿忘了。画家的婚礼，由于是有钱的名人结婚，所以前来采访的记者，每人都得到一个红包，1000元呢。后来我才知道，这叫“车马费”。我当时想贪污掉，可是想了半天还是放弃了贪污的念头。如果我贪污了，那么第二天，我就可能不是记者了。再说了，我是乔主任乔老师派去的，请柬上明明写着他的名字，而我却私吞了本应属于他的红包，于心何忍？再说了，这没准儿是乔老师故意考验我呢。
回报社后，等办公室的人都走了，我就把红包给了乔老师。“1000块？我还从没接过这么大的红包哩！”见他如此惊喜，我庆幸自己没有打埋伏。可是乔老师依旧将红包退给我，说：“我历来的规矩是，把请柬给了谁，就等于红包也给了谁。”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要的。“你就这一次机会，以后想要还没有了！从下个月起，红包一律上缴！要是发现了，那就——下课！”
“能不能这样，”我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事后一想起来就忍不住要自掌嘴巴的蠢话。“咱俩……分、分了，一人、人500算了……”乔老师哈哈地笑了：“我用得着拿这样的钱吗？你知道我一幅字卖多少钱？你当然不知道，但我也不告诉你。”（后来我一直未发现有谁来买他的字，他不过是喜欢“自炒”罢了）。
最后他说：“你初到城里，举目无亲，又租的农民房，房里总得添点小日用什么的吧。一个人养活一个人，费钱得很哪。”“那我请您吃饭。”“好吧，哪天我约你。”其实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请他吃过饭，因为他不久就调走了。
我心里始终欠着乔老师一份感情。当我第一次和我可爱的葱儿亲吻时，我就想：如果乔老师在场该有多好啊，那我要毫不含糊地邀请乔老师先亲吻，权当是为我的美好爱情剪个彩。后来我对我的女友葱儿明说了这个想法，葱儿当即气晕了，说我把她不当人看，而是当成了一件可以任人使用的调味品了。可是，当我细说了原委后，葱儿的气就有点消了，表示了适度的理解。但她强调：“那他也不能亲我的嘴，只能轻轻地，把我的脸蛋儿亲那么一下。”我对她耳语道：“亲个嘴怕啥？你就不能灵活点？乔老师亲你时，你把牙齿咬住，舌头别出来嘛……”
我现在来讲讲我开头所说的盛宴。我过去想象的盛宴，以为无非是酒桌上摆满了整只的鸡鸭、整头的牛羊以及半人长的鱼、筛子大的王八；其实全然不是那回事，因为我想象的那种宴席，说到底还是没有超出我老子的思维。
这么说吧，富人吃饭看上去反倒挺简单，关键是那种摆设和氛围的复杂迷离，以及那令人咋舌的价钱。一席数万元的饭我没吃过，我只说说我那次吃鲍翅的经历。实际上那玩意儿并没有什么好吃的，那形状和味道，我看跟粉条煮糨糊差球不多。可是它一份你知道多少钱？这个没啥标准，我那次吃的是480块钱一份，而且没有吃饱，晚上回到我的“公寓”，又泡了两包方便面，外加十三块饼干、一小袋韩国腌萝卜。
我主要想说说摆设。那是个豪华包间，足有一个半教室大，天花板上悬挂着水晶吊灯，地上铺着波斯地毯。在那张我平生从未见过的大圆桌上，摆了一大丛芳香四溢的鲜花。桌上的餐具金光闪闪，发出的音响清脆悦耳，好像谁在锅里爆炒星星似的。我业已过去的23年的人生里，吃饭从来就是一双筷子一只碗足矣。可是自从那次豪华以后，我才知道，如果一个人吃饭还是那么一双筷子一只碗，那就说明这个人还没有脱贫呢。
而那次，我的面前摆了多少家伙呢？一双银筷子，筷子搭在景德镇出品的筷枕上，就像毛笔搭在笔枕上一样。两把刀子，其中一把带着锯齿状；一把镊子，一把叉子，一把勺子，一把小锤子。猛的看上去，以为在开吃前，先要给大家动个开腔手术呢。至于饮具，也是一大套，宜兴茶杯、白酒小杯、啤酒中杯、酸奶半高杯、红酒高脚杯、咖啡矮脚杯等等，还不算进口牙签、消毒湿毛巾、芳香餐巾纸以及只有妇产医院里才会有的接生手套。从此，我才知道了世上何以还有那么多人缺这少那，原来都集中这里了，而且这里又显得多余呀。
正式开吃前，又进来六个美女为我们六个食客服务。于是我一下子解开了另一个谜团：乡下为什么没有了美女？乡下为什么那么多的光棍？原来美女们、我年轻的姐妹们都到了这里！她们妖娆娉婷，一律紫色旗袍，旗袍的开叉忽闪出光洁烫眼的大腿，不仅烫眼，还烫得我耳鸣，仿佛有几十辆坦克冲我隆隆驶来……我突然想起我们县剧团里最美丽的那个女主角！可是，让她与我眼前的这几个女人相比，那她简直不足挂齿了。城市像一个巨大的吸尘器，它将乡村的精华，包括年轻女人在内的精华，全部吸吮了进来，全部成了城里人的消费品。
我觉得我吃的这一顿饭太无耻了！尤其当我知道我们六个人的这一顿饭竟然高达7588元时（比我背负的贷款还多啊），我简直有一种吃了死尸般的恶心。当我将这件事汇报给我的乔老师时，他的语气却是那样的平淡：“都十几年了，你才激动？你这个激动，在新闻上叫‘重复’，没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