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芳草·文学杂志》2010年第05期
栏目：作家手记
作者简介：苏炜，笔名阿苍。中国内地旅美作家，文学批评家。一九五三年生于广州。“文革”中曾下乡海南岛十年。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并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担任过研究工作。一九八六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九九〇年后定居美国，现为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高级讲师、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曾出版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迷谷》、《米调》，短篇小说集《远行人》，学术随笔集《西洋镜语》，散文随笔集《独自面对》、《站在耶鲁讲台上》等。小说《米调》曾被中国小说学会评选入“二〇〇四年中国小说排行榜”。
人们常常将中国内地经历过“文革”的“老三届”一代人，类比于美国的“婴儿潮”一代。其实，除了出生年月相仿，这真是大洋两岸完全异质异趣的两道世代风景。
——题记
“……始创于一八六五年的百年老字号‘茂芝堂’，秉承‘药为百病之茶，茶为百病之药’（见《本草拾遗》）的古训，以创制‘茂芝堂’甘和茶、午时茶而闻名遐迩。其‘解暑清热，消滞祛湿’等药效，使身处湿热气候的广东人民受益于百年。不断发展创新，‘茂芝堂’业已发展成集药茶、饮用茶的生产、销售、科研于一体的国有企业……”
这里引述的，是一段茶叶包装上的说明文字；却不是为着打什么商业广告，而是想叙说一段埋藏在我心中多年的关于我的同辈人的故事。
不错，这是我的老农友阿光数年前写的一段广告文字。你一定觉得平实无华、无甚新奇对不对？可是，不瞒你说，阿光，却曾是我们当年海南岛下乡知青的才子能人中间，一位英华灼灼、口碑丰盈、下笔屡见新思新见的传奇人物。那个年代，山野里的风流人物其实是很多的——有身怀独门绝技隐逸山林像阿城笔下的“棋王”类的怪人怪杰；有倒腾外语自学作曲耍玩微积分敢给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挑刺儿的文理全才；更多的，则是下笔旁征博引、雄辩滔滔的“民间思想家”，以及读烂千卷书而出口成章、出手不凡的乡土杂家和游吟诗人。阿光，可谓其中的能人之一。在那些日头恶毒、山路崎岖、时光闷长、胶林哑默的日子里，无论是假日或平时，各个下乡知青群落中，总有各式能人在做频繁的人际和思想交流。“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是这种交流中最常吟咏的李白诗句。我们在虚拟的理想、虚拟的自由，以及虚拟的竞技场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就是在这种煮酒论英雄、山水觅知音、恨不能结交天下能人豪杰为金兰知己的氛围中认识阿光的。
已经记不清头一回见面时的具体场景。总之是头顶青天，脚踏山原，放下锄头，摊开书本，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三言两语，顿成莫逆。我们后来曾在兵团同一个“团报道组”（乡下的土记者）共事多时。一同熬干油灯背诵李白杜甫苏轼李后主，抄写高尔基屠格涅夫雨果巴尔扎克，一同偷看禁书《斯大林时代》与《赫鲁晓夫主义》（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传闻中的“皮书”——灰皮书、黄皮书之某种），一同翻山越岭去看“内部批判”的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与《啊，海军》，在九曲山道上迂回相送，为林彪事件、“五七一工程纪要”、“林立果小舰队”和“平田一郎”的命运争论得面红耳赤；自然，也包括一同为各自的第一次恋爱（他则为两次）的成败进退，昼夜搔刮头皮地出谋划策。
每一个文艺青年的文学梦，大抵都是从诗开始的。我那时自认颇有诗才，也模仿郭小川、贺敬之、李瑛（这都是当时最走红的流行革命诗人）的笔调，写过不少玛雅科夫斯基体的充满“啊”与感叹号、省略号的阶梯式诗歌。其中，敝人以“大海作酒杯”的“宏大譬喻”开篇的长诗《献给明天》，曾经颇得知青伙伴和文坛长辈的好评，甚至也一度在小范围内成为“手抄本”们的青睐对象。不瞒你说，在那个“手抄本”流传的年月，我就是因为看了阿光的手抄本《湘水行》——一首借用屈原“涉江”的意象，从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写起，而笔卷五洲风云的洋洋洒洒的抒情长诗以后，一夜之间，把自己变成了站在崔颢题壁前的李白的。尽管有“拙作”《献给明天》“盛誉在先”，我在诗才方面自愧弗如，决意罢笔，掉头而去，从此退出诗歌的竞技场而转行学写小说、散文。我一直保存着许多阿光当时写给我的才气洋溢的书信——包括他向我描述自己恋爱心情的文字，意象沉旷，譬喻奇警，一言中的，当时每每让我一读再读，不忍释手。那时候没有电话，更没有电脑网页，写信读信，便成了我们这一群知己好友间日常最高雅的娱乐享受和最有氛围格调的文字阅兵场。哪怕就是同住在一个农场、一个村庄里，只要声气相求，我们都喜欢互相写信。当时的知青能人里有很多“写信高手”，就书信的文采质地而言，阿光也是一时之选。由此你可以想见，阿光当年在我们这些自认不凡的“少年狂”心目中的“江湖地位”，在海南岛乡下的知青文坛上，是何等闪烁一时的“才子”风采了。
阿光，个性平实温厚，长相是南方都市人的平民气质：圆鼻方额，眉目深朗，五官端正却无峻峭巉岩；将近一米八的个头，在粤地男性里倒算是玉树临风。他是那种平日不多言不多语，但言必由衷、言必有诺的人物。他在家里不是老大，但在知青圈子里却有一种老大风范。我虽然跟他不在同一个连队，但也听说过好几件类似几个知青哥们儿为争夺一个女孩子大打出手，或者生产队某位有权势靠山的“土霸王”欺凌弱小，最后都得请阿光出面摆平的逸事。那时候，我算是农场“报道组”里常设的“报道员”，但常常因时因事的需要而要临时增添人手（比如“某某大会战”或者“某某路线教育”），我每次向上面首选推荐的，一定是阿光。一九七四年后，我因为开始发表文学习作而引起省内刚刚开始复苏的文学刊物、文学副刊的注意，常常被抽调出去参加省里这个写作组或者那个专题的写作，我在“报道组”的位置空缺，便一定是由阿光替代。七五、七六年冬春之交，我那时候已经从农场上调至海口海南农垦局任创作员（即原来的兵团机关——那时“兵团”建制已撤销），我曾为编辑出版当时的“农垦诗集”将阿光“借调”到海口，由他任诗集主编。在当年海南农垦兵团文坛各显异彩的人物（比如今天文坛学界大家都熟悉的黄子平，还有粤地名家孔捷生、伊始、吕雷等）中间，阿光不说是鹤立鸡群，至少，也是旗鼓相当的。
是的，写到这里，你一定明了我开篇引用的那段茶叶广告文字的真实用意了。多少年来，我对阿光以及阿光们的命运，是带着许多居高临下的愤愤不平的。因为不到初一的学历加上学业荒废多年，阿光先后在恢复高考的一九七七——一九七九年“新三届”考试中落第，最终没能搭上高等教育的末班车。他后来从海南农场办“顶退”（顶替父母退休）回城，在粤地基层的茶厂、茶叶公司打拼多年，昔日的文思、文才似乎因无用武之地而逐渐枯萎。借用朱学勤兄那个著名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说法，阿光，最终成为了遮掩在“第五代导演”、“知青作家群”、“今天派诗人”等等光环后面的“失踪者”——众多被时代风潮裹挟而去，最终沉寂淹没的山野能人、知识大侠之一。
然而，这，果真就是我们认识和评判自己的同辈人——“知青”与“老三届”这一代人的存在状态和精神价值的固有视野、真实图景和有效尺度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