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半个蚕茧”，一直有不同的学术争论，但多是对蚕茧本身的见仁见智，还没有人对其真伪产生怀疑。
李济是个严肃正直的学者，早年，徐志摩曾在一封信中说他：“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去世时，张光直在悼词中写道：“……他的每一个学术论断都是建立在许多坚实可靠的事实之上的。”“……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
求真务实，一丝不苟是李济一贯的品质，他在《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一文中写道：“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绝不是一种业余的工作，可以由玩票式的方法所能办到的……现代科学所要求的，只是把田野工作的标准，提高到与实验室工作的标准同等的一种应有的步骤。”他认为，错误的观察或不经心的记录一旦渗入报告，“严重的后果就是谬种流传，无形中构成这学业前进的一大障碍”。
因为坚持科学的标准，他甚至得罪过一些名人。中央研究院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1928年前后，一位参加处理“孙殿英盗掘清陵”善后工作的前辈古物学家向李济讲述抚摸乾隆头骨的感受时说，乾隆的一口牙还保存得相当好。李济好奇地问：“乾隆还剩多少只牙？”“四十只，一只没少。”“不可能吧！”老先生一再声明亲自数过，绝对不错。李济直言以禀：“世界上的人，包括过去的化石人，现在的野蛮人在内，没有一个人会有四十枚牙的。”李济耐心地告诉他，不需要争辩，因为灵长目各科属的动物的牙数，已是一件科学事实。正常人的牙，自有生人以来，没有超过三十二枚的。
李济在身边造就并维持着一个学风优良的学术共同体。他们有合作有批评，在讨论科学问题上“直道而行”、不分尊卑、不讲面子。
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夏鼐从20世纪4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一直随同老师李济在中央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李济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兼史语所考古组主任。1943年初，夏鼐曾协助审查李济为中央博物院第一次公开展览写的一篇文章的初稿——《远古石器浅说》。夏鼐毫不客气地对原稿提出了近四十处修改意见。付印前，李济认真参考了夏鼐的意见，并接受了其中多处。
后来，师生二人分别在台湾和大陆执掌考古学的“帅印”（1960年起，夏鼐出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所长）。事隔多年后，夏鼐对李济的开山之作——西阴村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那半个蚕茧提出颠覆性的质疑。
夏鼐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的几篇文章里都谈到这个问题，其主要论点是：蚕茧在黄土层中保存几千年是不可能的；六千年前的生产技术太落后，养蚕织绸可能吗？石刀切割不可能切得平直；西阴遗址出土的蚕茧，大概是后世混入的东西……
此前，夏鼐似乎从未发表过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见解。按说他是大有机会与李济当面切磋这个问题的；
当时，夏鼐应该是亲眼看到过那个蚕茧标本的，却偏要在文章中写成传闻：“从前有人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过‘半割的’蚕茧，边沿整齐……”；
李济在西阴村发掘报告中特别提到蚕茧的位置在坑（——一个“探方”）的下部，“土色没有受搅的痕迹”；而夏鼐的文章却未经任何论证就武断地说“大概是后世混入的”。[3]
蚕茧究竟是后来掉进去的，或是当时发现出土的，这关涉发掘者的技术水平、职业道德和学术良心。夏鼐为什么要釜底抽薪？这当中到底有什么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