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明》2012年第06期
栏目：中篇小说
说实话当年我拿到师范学校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心里并不高兴，在这之前我的中考成绩已经达到了重点高中的分数线，我想上高中考大学。中等师范学校是培养小学教师的所在，但城里的小学已经不缺教师了，大批的毕业生都分回了乡村，我所在的五七联中就有很多青年教师是新分来的师范毕业生。我们考学的目的是脱离乡村，上了一阵子学再重新回来，这显然有违我们的初衷。可当时父母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考上学吃了商品粮就等于鲤鱼跳了龙门，不论在哪里工作都是城里人。这种城里人的身份是一面旗帜，这样的旗帜在城里是显现不出来的，但在乡村就不一样了，它飘到任何角落都会发出呼呼啦啦的风声。对父母的这种观点我并不认可，我当时考虑更多的是自己将来的前途。父母见我这样执迷不悟就以不供我上学相要挟，但这并没有吓住我，当天中午我跟家里闹翻之后就赤着脚跑到了十华里之外的姐姐家。那天中午很热，脚下滚烫的黄土和头顶炎炎的烈日几乎要把我熔化，我却一气跑到姐姐家，进了姐姐家的大门几乎都站不住了。
最终劝我上师范的是班主任明老师。明老师很善于用一些具体的事例来做思想工作，这次他举的例子是自己。当初明老师师范毕业的时候一个月才三十七块钱，现在他通过函授拿到了大学文凭，工资也涨到了六十二，而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标准是五十一。也就是说当年如果他选择上高中，即使顺顺当当地考上大学，工资也不如现在拿得多。明老师的现身说法并没有让我信服。明老师都快三十岁了还没有结婚，不是他不想结，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他想找一个像他一样吃商品粮的，但在乡村有这种身份的女孩子太少了。后来的话题不知怎么就扯到了张庆行身上，明老师告诉我张庆行也选择了师范。得到这个消息，我原来鼓胀起来的情绪立刻就瘪了下来，连张庆行都选择了师范，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有关张庆行的信息最初来自于明老师，明老师师范一毕业就分到了比较偏远的良庄中学，直到上一学期才调到五七联中成为我们的班主任。明老师调来五七联中的原因有着众多的版本。明老师是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正规师范毕业生，这份履历在当时的乡村实属凤毛麟角。更何况在教学上他确实有一套，虽然年龄不大，却已经送出去了不少优秀学生，在那一带有着广泛的声誉，因此我们公社的教育组长才下大力气把他挖了过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明老师为了找对象才来到我们这里的。五七联中虽然也在乡村，但离城市近，比良庄中学所在的镇子要繁华许多，吃商品粮的女孩子也会多一些。
张庆行就是明老师在良庄中学任教时的学生。明老师的到来自然给我们带来很多新鲜的东西，他给我们讲学习方法，要求我们举一反三有创造性思维，并举例说良庄中学的张庆行就有这种素质——有次他让张庆行做一道应用题，张庆行用一元二次方程轻松地把答案做出来了，比复习资料上提供的解法还要便捷许多。我们发现明老师一说到张庆行，脸上的表情立刻就不一样了，有了某种动人的神采，好像张庆行不是一个学生的名字，而是一道怡人的彩虹。接着明老师继续给我们举例说明学习方法之于学生的重要性，这些例子都来自于张庆行，张庆行在明老师的脑子里成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随便想冶炼什么样的金属都能在这个宝藏里找到最原始的矿石。他说张庆行学政治不死记硬背，翻开张庆行的政治笔记，没有一个完整的政治题答案，全是关键词语和一些只有自己能明白的符号；学地理不教条僵化，根据课本的讲解自己绘制地图……那天明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好的学习方法，但由于这些学习方法都是围绕张庆行展开的，最后我们记住的却是张庆行。
到快参加中考的时候，县里组织了一次数学竞赛，要求每个中学推荐一名同学参加。五七联中推荐的是我，良庄中学毫无悬念地派出了张庆行。但在这次竞赛考场上我并没有见到张庆行，或者说没有认出哪位是张庆行。竞赛只设一个考场，从一进考场我就开始寻找自己脑海中的张庆行，好像所有的面孔都像张庆行，又都不像。所有的考生和我一样都有着黑如皂角籽般的眼珠儿，泛着黑黄颜色的脸庞。在我的脑海中张庆行不应该是这样的，张庆行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觉得张庆行就应该和我们不一样。后来，竞赛成绩出来了，张庆行得了最高分五十六分，而我却仅考了二十六分，连张庆行的一半都不到。拿到这个成绩我绝望了。过去，由于没有正面交锋，张庆行所有的优势都是虚化的，而这次却明白无误地显现了我和张庆行之间的距离。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来到师范我和张庆行却没有了距离，我们都被分到了八五级二班，而且还成了同桌。
张庆行跟我原来的想象出入很大，这不仅仅是表现在长相上。我脑海中的张庆行应该是会学习爱学习的，但眼前的张庆行会不会学习没法从表面上看出来，至少没有爱学习的迹象。我当时是怀有很大野心的，在了解到师范生也有上大学的机会之后，就提前借到了高中课本，准备在这三年里继续努力学习以便顺利地进入大学。因此在第一次上晚自习的时候，我就拿出课本开始预习功课。张庆行看到我有这种举动很是吃惊，似乎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学生在预习功课，而是一个正襟危坐的正人君子在看一本下流的黄色小说。
师范学校的晚自习是不适合于学习的，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不学习，除去几个嘀嘀咕咕拉呱聊天的，更多的是在画画练毛笔字，还有去琴房练琴的。当然这也是在学习，因为我们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班主任耿老师就讲，我们读的是普通师范，普通师范就是培养全才的，将来走上讲台当了教师要能围着八仙桌子转一圈儿。耿老师的这个比喻就是指一个人干什么都能行，有着多种的技能。
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预习功课是不可能的，我很快就在上晚自习的时候不再带高中课本了，因为我不想一开始就成为另类。当然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入校不久我就了解到师范生升入大学的名额很少，每届才两三个，而且不光是凭成绩，还要学校推荐，这就增加了很多的变数。
白天的课程宽松，课下也几乎没有作业，我感到这样的晚自习可有可无。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错了。晚自习不但有作用而且作用还很大，它的巨大作用表现在交流上。班里和学校里的很多大事都是在这个交流平台上发布的，当然占据这个平台的都是些班干部。跟初中时不同，师范学校上下都很重视班干部。按照规定新生入学两周后开始选班干部，实际上这仅仅是形式，我们早就知道班干部的人选已经酝酿得差不多了。从一开始张庆行就表现极为活跃，他的入学成绩是我们班最高的，根据以往的经验，他进入班委是没有问题的，但后来真正的班委名单里却没有他。
这让人有些匪夷所思，明明班里的班干部有八九位之多，在这么众多的人数中居然没有入校成绩第一的张庆行！后来我们仔细想了一下，终于明白了。师范学校评价学生的标准跟初中不同，在这里老师更看重的是现实表现而不是成绩，比如班长周长天，报到的当天就帮着耿老师安排新生的床铺。我的床铺就是周长天安排的，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老生呢，直到坐到同一间教室才知道他跟我们一样也是刚入校。再比如文艺委员代丽。第一节音乐课教音乐的范老师鼓励同学们站起来唱歌，一开始没有一位同学敢唱。我们这批学生大都来自农村，且不说那些农村学校没有篮球场、琴房之类的设施，就是有，为了抓升学率也根本不开设这样的课程，再加上那时候电视机、录音机这些新鲜物件还没有传到农村，我们中的很多人别说唱歌了，连手风琴都是第一次看见。范老师像背子弹袋子一样把它背进来时，我们还以为是个大药箱子呢！就在范老师有些绝望的时候，代丽站起来唱了，唱的是当时极为流行的台湾校园歌曲《外婆的澎湖湾》。这支歌我们都听过，很优美的旋律，但到代丽嘴里却变了味。可能是紧张的原因，代丽的声音发颤，把一个轻柔欢快的曲调唱成了京剧中花旦的悲戚之声，最经典的是居然把词也给改了，“留下脚印两对半”唱成了三对半。有人忍不住笑了，范老师也有些无奈地看着她。但在她坐下之后范老师还是给了一些鼓励，肯定了她那种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并说代丽有这种不知道怯场大方优雅的台风，相信在以后的音乐道路上会有一番作为的。范老师这样夸赞代丽的时候我们心里都在嘀咕，因为平时的代丽不是这样的，平时的代丽扭捏而做作，走路身子扭成三道弯，进出教室的时候都是一猛一猛的，中间连个过渡都没有，就像汽车疾驶过水洼时溅起的水柱“滋”的一下就给喷出去了。
周长天这个班长还能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因为周长天外形高大，在我们这群小矬子中间就像羊群里的一头驴，让一头驴来统治一群羊显然容易让人接受一些，更何况周长天的入学成绩也是排在前面的。代丽这个文艺委员就很难让人信服了，按照代丽当时唱的那种水平我们都能唱，张开大嘴嚎就是了，反正不是在荒坡野岭也不用害怕把狼引来。
班干部站在讲台上布置有关的任务本来就有凌驾于其他同学之上的意味，意识到这一点的班干部往往就尽量处理得低调一些，比如宣传委员宋乔丹，每次都不走上讲台，就站在第一排座位的前面，看起来比前面坐着的同学高不了多少，所说的内容也简洁明快丝毫没有展示自己的意思。可有的就不行了，代丽就是其中的代表，尤其是她的第一次出场，简直到了让人呕吐的地步。
那天她先让班长周长天给她打头阵，周长天介绍完了，她却迟迟不肯走上讲台。直到周长天说了第三遍“请文艺委员代丽同学布置任务”，我们才看见代丽扭扭捏捏地从自己的座位上走出来。代丽站在讲台上眼睛却盯着自己的脚尖，好半天都没有说出话来。周长天急了，说你不是要放录音吗？这时我们才注意到代丽手里还提着一台三洋牌的录音机。这台录音机我们在音乐课上见过，不知道现在代丽提上来想干什么。代丽似乎也没有准备给我们答案，听到班长的提醒赶紧蹲下身子把录音机放在讲台上随手摁开了放音键，《黄河大合唱》那激越的旋律立刻在教室里响了起来。风在吼马在叫的狂放很快就把我们席卷了进去，很多同学都跟着哼了起来。眼看晚自习就要变成红歌会，代丽看着教室里局面有些失控，“吧嗒”一下就把录音机的放音键给摁了下去，教室一下子安静了。我们都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代丽，代丽又在看自己的脚尖，足足沉静了有两分钟的时间，就在同学们的耐心快达到极限的时候，代丽终于开口了：同学们刚才都听到了，这是一个多声部的大合唱。我们学校的合唱团……
代丽说话的时候也没有抬头，仍然盯着自己的脚尖，好像她讲话的内容全在脚尖上写着一样，发出的声音也极低，像极了夏日晚上那嗡嗡的蚊子叫声，而且这叫声就像燃尽了的烛光一样有越来越弱小的趋势。这倒让同学们更加安静起来，都屏住呼吸想知道代丽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后来实在是听不到了，我的同桌张庆行喊了一声：能不能声音大一点！这一嗓子似乎把代丽吓着了，猛地抬头漫无目的地看了一下，接着目光又继续回到脚尖，但声音却比刚才提高了一些。
我们耐着性子听完了代丽的发言，心里不禁大失所望，所谓的布置任务，无非是说随着毕业班的学生离校，学校合唱团需要从新生中吸纳力量，希望有音乐爱好的同学积极报名参加。这些音乐老师在音乐课上都讲过了，现在代丽再通过这么复杂的形式说出来纯粹是脱了裤子放屁，而且一般人在公共场合放屁都是有所收敛的，代丽却把这个屁放得这么隆重，又是让班长出面又是放录音的，弄得放屁不像放屁倒像是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
代丽下去之后晚自习剩下的时间还很多，我实在无事可干，想到刚才代丽的表演，觉得非常有趣，就据此写了一篇讽刺性的小短文，题目叫《晚自习三部曲》。具体的文字内容记不太清楚了，大意是大凡有名气的作家都喜欢写三部曲，比如高尔基的苦难三部曲、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本人为了披露自己有成为大作家的野心，也开始用三部曲命名自己的作品，以下就是代丽今天晚自习在讲台上亮相的三个程序，当然语调是带有讽刺意味的，在行文中也有一定的丑化性的语言。
写完之后我拿给同桌张庆行看，张庆行看得乐不可支，直说深刻、形象、精辟。他还没有乐完下课的铃声就响了，张庆行说自己渴了要回宿舍喝水，待到回来的时候第二节晚自习已经开始了，我问他要刚才写的稿子，他说忘在宿舍了。当时我也没有太在意，心里还非常得意，看来自己这篇急就的小文还是蛮有些意思的。
我们九点半下晚自习十点半熄灯，再加上中间的损耗，睡觉前的准备时间不足一个小时。好在那时我们刚进城，还没有养成睡前洗漱的良好习惯。我们全班将近三十个男生住在一间大宿舍里，这间大宿舍是由教室改成的，黑板和讲台都在，后门也没有封起来，顶上一张上下两层的钢木床了事。水管子在外面的院子里，厕所在三百米外的操场边上，要是有个跑肚拉稀什么的就得咬紧了牙关快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