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延河》2018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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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失联二十二天之后，突然发来短信：“女儿，忙吗？妈妈星期六下午去你那里。”在此之前，他们只知道母亲去了一个叫作三原的地方。这里的“他们”，是姐姐、弟弟以及她。最初知道这个地方，还是姐姐问到的，在短信里。那些天，母亲不接电话不回短信，在发过她在三原那个短信之后，母亲像个离家出走的少女，终究获得了自由，对儿对女都不要理的。
联系不到母亲的那些时光，她已经是决定了的，不要再理这个女人。
三十岁那年，她终于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其实比这更久，甚至可以追溯到高中时代，她独自租住在一月一百元的城郊地下室，接着是大学，四年集体宿舍，然后是硕士，又开始一个人一月五百元租住在学校一条小巷子里，再接着博士，还是一个人，因为合住的女孩家在本市，有一个还在吃奶的婴儿。但是，真正彻底无拘无束既不受金钱也不受校规以及自身勇气约束，是从三十岁开始。到了这个岁数，发现以前别人听到她租房子住时候那种暧昧不清的眼神也看不到了，终于发现无法一个人生活的理由一个也没有了。所以，她算是彻底宣告了她的独立。
一些人一定荒唐地以为，她一个人生活，肯定故事多着呢。实际上，故事都在三十岁之前，那些单薄浓郁的情感，以及蓬勃的身体欲望，还有对世界无尽的绝望……因此，可以说，三十岁以前的独居生活，是至少脑海里还想着什么人的生活，而三十岁开始的独居生活，则是连一个鬼都不想的生活。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无边悲伤。爱也爱过了，恋也失过了。然而，说到母亲，还会觉得情感有震荡。会有很多人，如她，相信自己是从树上结出来的，垃圾堆里捡来的，也或者，父母带着不小心走丢的。有那么一些年，他们会不断臆想，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生活着真正的父母，他们也许已经报案。这些孩子，会爱上树木，会喜欢上蒲公英的种子，会担心那些流浪人、流浪的猫狗，会在感到绝望的时候，悄悄想象真正的爱着自己的父母。——这一切都是发生过了的，还在发生着，对于很多小孩子，一直存在这样真实残酷的内在现实。
她叫艾吉，因为计划生育，加上重男轻女，她是母亲第二个孩子，却是要送出去的孩子。最后留了下来，但名义上还是过继出去了。她从小被说成是从枣树上结出来的孩子。那两棵枣树就在院子靠近茅厕的地方，同一条直线上，高大挺拔。孩提时代，每当她不吃饭，祖母就会这样说。
没错，她是被祖母收养的。祖母收养她给自己的小儿子做女儿，小儿子出门多年未归家，但也是户口本上的人。她，实际是祖母大儿子的小女儿，倒也都是祖母的孙女，这个性质没有变，但孙女和孙女不一样。她是父母不要许给别人的。出生即多余，骨瘦如柴，时常被忘记在炉台一角，从未享受过母亲的抚爱。
这个自称妈妈的人，在女儿的身上也许看到的仅仅是长相太丑陋，惨不忍睹，加上重男轻女，因此一直不喜欢她。小时候，她很少善意地解释女儿的行为，即使这个女儿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言行，对她来说都是不可理解的，认为“丑人多作怪”。
大女儿和小女儿的待遇，从来不一样，也许她认为过继出去了，就是别人的。她会抱起大女儿放在膝盖上，亲亲抱抱，对小女儿则是：“你真缠人。”她甚至无法俯下身耐心对她说一句话。也许就是这样，艾吉从小就学会了压抑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情，把自己的渴望深深地埋起来。记得十三岁，她考了全乡第一名，平均分九十多，隔壁村的老师都来家里祝贺，夸她“聪明、朴实，招人喜欢”。可她母亲却酸不拉几地反驳：“丑人多作怪，看她那长脸长手以后有发展才怪。”后面还补了一句，“祖上都没有出过秀才，哪有什么德行。”那些年，她母亲是民间宗教的真挚信仰者，经常看麻衣相，出门也要看风向，对她，照着卦象书，一眼就看到了头。——可惜她母亲似乎看错了。也许这跟她后来改了信仰有关系。母亲总希望自己可以与宇宙直接对话，在追寻终极真理这条道路上，她从来有着十二分的热情。
母亲是一个可思考的对象，不管是小学还是初中，即使硕士考博士时候，甚至是现在，母亲首先是思考的对象，其次才是应该爱的对象。她思考母亲对她的不喜欢，思考母亲对信仰的热衷，思考母亲看过的周易和麻衣相，思考母亲的上帝。这一切思考支撑她考上了大学，接着考了硕士，再接着读了博士。她清楚地记得考博士的题目，其中一道名词解释是关于周易，她想到她的母亲，想到她如何算卦，如何用火柴棍和硬币搭建人生的命运舞台。轻而易举，实在是太轻而易举了。母亲从来是一道答案而不是一道命题，这些思考早就有了，在题目出现之前答案就已经写好了。不得不说，大学，硕士，博士，她越来越对答如流，以至现在，当她站在大学的讲台上，只要打开童年的口袋，她就会文思泉涌，滔滔不绝。没有什么可以困得住她，一切都在通向母亲，而母亲却是一个抗拒她解读的谜。
而现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这些回忆，以及那些猝不及防的伤害和遭遇，由这个短信唤醒，那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就着微弱的床前台灯的光线，思来想去，她觉得很委屈。活了这么多年，她从来没有得到母亲的任何支持和引导，而母亲又那么缺乏逻辑，在她工作的第一年，就已经不管不顾带着傻舅舅来住过半个月。这次又是如此。她当然是无法拒绝的，不管她回忙还是不忙，母亲总会找到她的住处。
她太伤心了。那一次，最初工作的那一年腊月，母亲带着舅舅来了，堂姐带着两个外甥来了，房间一下子多了五个人，那几天她又逢上年前刊物要做好两期，也就是说她开的专栏的六篇四万字文章必须赶完发过去。那十几天，她白天陪他们四处转悠、采购，晚上在阳台的一盏灯下缩着手脚赶稿子。那个月之后，生理期没有来。去看医生，老中医握着脉搏说操劳过度，硬是连着吃了五副一个多月的汤药才调过来……她不是没有把这些告诉母亲。可是，母亲依然故我，这一次，以这样宣告的方式，来到了她城市的近郊，要求到她所在的地方。
她把童年都想过了，甚至连她是一个精子和卵子的具体结合也想过了，越是伤疤，越要揭。她简直觉得委屈。
母亲根本不理解她，毫不体谅她博士毕业还不到两年，也就是工作还不到两年，并没有任何资本闲下来。混在高校里，虽然一周只有四节课，但是四节课之外的生活，母亲是无法想见的。经常要开会，不开会就得去下乡，尤其这个月，被临时安排了负责读书活动，不算工作量，每次一个小时给一百五，两个小时。实际上，读书沙龙对她的要求是必须请一些国内著名编辑和学者，一个学期五六次。而邀请这些人，从商谈开始，到确定讲座时间，再到布置会议室，联系学生来听讲，以及录制拷贝做成光盘上交宣传部（学校要求），最后到送这些学者编辑上飞机，报销账务，都是由她一手来联络和协调的。给她倒是也安排了一个学生，但那个家在本市的学生早就懂得学校的运转规则，非常“行政化”，他很明确地知道钱不是她发的，所以他更多听“有关领导”的安排，电话和微信经常不接不回，凡事得操劳，得催促好几次，定一次讲座的时间他这里得耗费很久，催促又催促。把这事也和相关的教学院长说了，他说：“这事你全权负责。”他告诉她要学会激发学生积极性，说现在的学生有个性，最好哄着，网络时代，什么都接触，不似以前那样听话。她想讲她不需要听话，但需要基本的礼貌和效率，她甚至恨不得向他抱怨这个学生那种行政化口吻简直像无赖，但是她知道说了也是白说，因为她并没有什么权力，中西部地区，机关单位一切都差不多权力化了，学生见样学样，也怪不得年轻人。她说话向来是用商讨的语气，希望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权，感觉到自己被尊重。这是她从自己的硕导和博导那里学到的，尤其是博导。他叫梁航，因材施教，对她进行了三年高屋建瓴的教育，她从他那里不光学到了做学问的方法，还学到了做人的方法，她希望如他那样尽量给学生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被尊重和重视的，有发言权和选择权。而实际上，这种方法等她到了这所师范类院校之后才发现处处碰壁，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必须”“不得”“在……之前完成”的用词，他们已经习惯了被命令。对于她的那套商讨口吻，他们嗤之以鼻，开始就表示不客气，就是每次活动的具体时间，她没有按照教学院长的要求定具体的时间，希望同学们协商，而协商结果居然是，星期天晚上她准备进行一次讲座，邀请相关人，却得到负责学生的通知：“大家晚上有党课和团日活动。”其他时间，学生自然是忙碌的。也许这也不该怪学生，因为师范类院校，学校讲求全面培养，从写大字到田野调查，再到团日活动政治教育，时间被安排到根本不想来进行文化沙龙活动，在他们，这也许就是废话活动。实际上对于她，也只是配合学校完成一项任务而已，尽管她想做的负责一点，毕竟身为人师，领导和学生都付出过心血，自己既然也付出了时间，就该有所值。
……
那次讲座后来经过教学院长的协调，依旧安排在了星期天，请了对社会各种不公不平现象经常指点江山的罗安清来讲。他是性学研究的专家，也是中小学学生性心理研究的专家。他与著名女作家右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艾吉本科毕业研究的是右岸小说的空间意识，所以邀请罗安清，表面上当然是冲着他的本事和名气，实则是作为研究案例观测。——尽管博士毕业，不需要再专门开辟战场写性学论文，但对性学和性现象的观察和研究她从来没有停下来。博士导师曾经说缺什么补什么，大家哄堂大笑，她对这方面的兴趣，也常常猜测是不是弗洛伊德所言，性转移？右岸的小说文如其名，是河岸而不是河床，作品的意识很注重边界。她在公众号上翻过罗安清的作品，她觉得他是个挑战边界的社会学者，因此千方百计托了好几个中间人才请到他。时间从星期三协调到星期天，学生们才定下来。这期间，负责管事的学生，找了各种理由没有及时出海报，到开讲那天才挂出来，却明显已经迟了。管教学的副院长责怪她不负责任，对学校活动宣传不到位，这样请了人来讲座没有宣传是白花钱。“要出效果。”他这样说。分明是有责怪的，就会觉得做得不好。工作的事情，总是有这方面那方面的压力，好在工作环境也不是多么苛刻，领导们也是散漫而治，并不太批评。
但是，学生工作并不那么容易，关于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前一年年底下乡调查，学生甚至还录了她的音，要挟她给他们优秀名额……甚至过年时候，好几个同事给她打电话，因为她自己“能力不够”，年终奖没有达到交的要求，而他们，远远超过这标准。别人让她分担点，把账划在她卡上，避开国家政策……她向来不喜欢做这些事，因为讨厌和公职人员打交道，她不喜欢他们问询她时候那种审犯人的嘴脸，所以，她拒绝了这些同事。拒绝是什么，意思是一下子你惹了七八个同事，而一个单位能总共有几个同事呢？
……
不要犯错。她一直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些孩子。想到母校沈教授的案子，就觉得心惊，高校像个重灾区，网络文化普及，高校形象坍塌，社会大众对教育行业的“园丁”和“雕塑师”不再信任，高校教师形象更容易坍塌，一夜“知名”。沈教授是母校社会学院一个知名的大河学者，只因为被海外的学生揪出了二十年前性侵一名女生致使该女生自杀的案件，变得臭名昭著。桃色事件向来市场广阔，一传百应。她喜欢活成一个隐藏于人群的符号，绝对没有想到把自己活成心理上亡命天涯的人，即使一些闪光的社会奖项或名誉追随她的时候，她也会觉得尴尬。在这一点上，她觉得自己一直是个村娃，害怕被标出的那种难为情，不管是好是坏，她不希望有人在人群里认出她。也许这是继承了母亲的性格，母亲不要她拍照，不允许她发朋友圈，甚至连发在只有家人的家族群里她都变得愠怒。所以，这些年来，一些朋友想看看她和母亲的照片，她总是很难为情。其实这点上弟弟和姐姐也继承了这种性格，一起生活多年，居然从来没有一张全家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