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我转到了一个靠县城很近的私立学校。那时候，私立学校刚刚兴起，据说那样的学校对教师要求更严格，对学生也管得更紧。还据说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更看重升学率，因为升学率是他们的生存之本。所以尽管私立学校收费高，她也决然地把我转到了那里。
她对我说，你必须把成绩提起来，因为你今后必须考上大学。她没给我退路，就像她从来也不给自己退路一样。她是我母亲，我是她的产品，她希望我从平装变成精装有什么错？因此，我也像她那样对自己说，你必须专心致志，必须刻苦勤奋。
那个私立学校虽然离县城比较近，但并没有近到可以看得见县城的灯光的地步。它实际上处在一个比较荒芜的地方，四周只有一些散落的农户和庄稼。也就是说，它其实很适合教学，老师和学生们即使想荒废时间，也没处荒废去。不过，有些时候事情也并不那么简单，毕竟来这里上学的也并不都像我一样带着一个重大的使命，或者说并不都像我一样把父母的指望当成重大使命。学校的大墙关得住身体，却关不住荷尔蒙。很多人开始尝试着谈恋爱，而且很快就发现这件事情要比上课和做功课有意思很多很多。于是，我也开始收到情书。它们有时候藏在我语文书里，有时候又夹在我数学书里。除此之外，我还总是要碰上一对眼睛，不论我从操场走过，还是从教室里出来，甚至是在女厕所门口。写情书的那个男生跟我同班，他其实大可不必那么麻烦。所以，他后来不写情书了，晚上直接到女生寝室门口叫我，说有事要跟我讲。我当然知道他要讲什么，所以我不会出来。但他不罢休，老在寝室门口吵吵。这样我就不得不出来了，因为别人已经有意见了。
可我很害羞。这是我最没出息的地方。我也不知道自己身体里哪来那么多难为情，跟陌生人说话我要紧张要脸红，跟半生不熟的人说话我也要紧张也要脸红，不管他们是男是女。从小就这样，长大了也还这样。如果没这个毛病，我完全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没时间玩，因为我必须把成绩提起来，不是提一点，而是提很多，要提到能考上重点高中，因为必须考上重点高中，才有可能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我还可以告诉他，我没他那么自由，我身上背负着使命，我不能辜负了母亲。但实际上我什么都没说成，我在寝室门透出的灯光下把脸红得像给泼了一盆猪血，舌头扭得发痛，也没把我想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要命的还不是这个，而是那家伙想当然地把我的难为情看成是扭扭捏捏，看成是被幸福冲昏了头脑。这样就没完没了了。
这样一来，我自然是要受到严重影响了。我每天都在被迫分心，就像我被迫来这个学校一样。成绩不要指望提高了，反而下降得让徐丽平女士瞠目结舌。于是，她跑到学校找我们校长。在她看来，她交了那么多钱，就有权要求学校给予我相等价值的货，因为她做生意讲究的就是这个，别人给她一块钱，她决不只拿九毛钱的货。等她弄清楚是什么原因后，她便找到了给我写情书那个男生，并且狠狠地给了他两嘴巴。她打出了他的鼻血，又冲着他夺目的脸吐了一泡口水。她问他，你以为你是哪个？不管她的内内未来如何，她都得先把她看得更高，只有这样，她才能坚决地制止一些阻挡她的内内朝着高处走去的苗头。他怎么能让我分心呢？怎么能诱惑我去走歪路呢？他活该。
她只好又把我转回到原来的学校。她认为还是把我放在她的视线之内要安全些，她可以盯紧我。
她在我面前哭了一个晚上。她一边流着没完没了的泪，一边说着没完没了的“必须”。
她说，我们这辈子必须住进城里去。
她说，不只是住进城里去，我们必须在城里有自己的房子，有户口。
她说，我们必须像真正的城市人那样生活，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到城里住一间破房子，每天挑个菜担子去卖菜，或者就是推个板车卖水果。
听起来，好像她也很被动，也像我一样是在执行另外一个人的使命，但她跟我不一样。我因为被动而总是不够坚定，但她是坚定的。她的使命感比我强。
她说，所以你必须考上大学，因为你这辈子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每月必须有一份不错的工资，必须能保证今后有钱买一间房子。
我被她这些“必须”压迫得喘不过气来，而那一年我又正好是中考，所以，我再一次无可奈何地伤害了她。我连普通的高中都没考上。
我想她应该认了吧，别再固执了，人可以有很多种活法，何必非认准一种不可呢？可她偏不。
她竟然为我选择了高费高中。
她的钱来得并不容易。她是这么说的，也是我亲眼看见的。她为了能多赚钱，已经尝试着换了两种生意，如果这一种生意还是不如她想象的那么能挣钱的话，她还打算换第三种。她对赚钱满腔热忱，却又缺乏一个精明的大脑，因此她显得比别人要辛苦得多。她怕我看不见她的辛苦，专门提醒我，自己为了赚钱累死累活。她要我明白，她给的希望跟别的母亲的不一样，重量不一样。而就因为这个，我没有选择逃避的权利，再重我也得扛着。如果我不想被压死，就只有咬牙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