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时突然发现我的草帽出问题了。我的草帽是春桃买的，麦草瓣子编得细密结实，白晃晃的真是顶好帽子。春桃送给我的当天，我在草帽上写了“扎根农村”四个字，毛笔蘸着红广告颜料写的，不是用的红油漆。我的草帽被水浸湿了半边，广告颜料见了水，“扎根”二字成了团红粑粑，只留下“农村”两个字。我惋惜了一下。见吉喘大叔的胡子，干干的，连点水沫子都没有。我还是要学会踩水。
吉喘大叔在前，我在后，我们踏上了河西的山地了。
东、西不同，东、西是个界限。我们河东地是黑油油的，可是到河西一看，地都是白的黄的甚至是红的，好有色彩。河东连个土包都没有，河西却有一嘟噜的山包，挨河边的小些，越往西望就越大，大到层层叠叠只看得到蓝乎乎的影子。到山地了。我看河岸边的一只小山包被人挖了个坎坡，坎坡裸露的土一层一个颜色，好看得很，真是五彩的土地呀！我跟在吉喘大叔的身后走着，大阳辣辣地照，周围没什么人，只听我们的四只脚踩在路上喳喳地响，时而带起些碎米石飞溅着。河东河西的路响声都不一样，一是“叭叭”声音有些皮；一是“喳喳”声音好脆。河西人做活路比较懒散，现在都快九点半了，他们都还没下地。远处山包下有白房子黑瓦，有树和炊烟。河西人做的活路不多，田地薄，收成不如河东好，可他们住的房子比河东好，基本没有茅屋。他们的底子厚，是世代祖居在这块土地上，长年积累下来的财产。土改时，据说河西山地里有一家地主，拥有一幢四十八个天井的大瓦屋，简直可以住河东一个村的人。河东人都是从外省逃荒来的，他们能吃苦，种庄稼精，湖田也肥沃，就是容易遭灾，所以他们如今住茅屋，不如河西人现在还在家里待着不下地过舒服光阴。
现在就有两个河东人在奔走，顶着太阳寻找。吉喘大叔说：“菱角呀，我刚才看见渡口人堆里有几个隔壁队的人，也提着袋子背着书包的，我敢肯定他们也是出去找秧的，我们要快！赶在他们前面。”
我紧走几步，也说：“要快，不让他们走在前面。”我说话时，我觉得我身上已经汗淋淋的了。我拿手在额头上一抹，抹了一手水，甩到砂土路上，打湿了几块灰尘。
吉喘大叔在前面耷头走着，脊背一耸一耸地好快。我跟着他，不断流汗，我都有些气不匀了。但我不作声，我不能叫吉喘大叔等我呀，不能要他慢点走呀，现在是要赶时间。刚才看见的那个白房子黑瓦的村庄，似乎不远，其实好远，让我们赶了一个多小时才听到村口的狗叫。我们到了村头，见村子边有几十亩水稻田，都已插了秧。那秧黄黄的，在太阳下有气无力地瘦弱着。山地的水田肥力土质都不行，水稻产量不及我们河东田里的一半。山地人主要种苞谷土豆，种些稻子主要是为了自己有大米吃。我看见那些可怜的稻秧，真有些惋惜，这些秧要是插在我们那田里，嘿，那不是绿油油的才怪。
吉喘大叔在前面“嘿”地叫了一声，我赶紧跑过去一看，“嘿”，我也叫了一声。我本来快要消失了的劲头现在又鼓起来了，一股喜悦在全身散发开来，太阳都似乎不大了。
我们看到在几十亩瘦黄秧棵的水稻田中间，夹杂着一块秧，麻麻密密挤得缝隙都没有，秧苗儿长得有尺把多长。是块秧田，我们没看错。我紧跑几步到了田边，真是块秧田。天哪，真是老天照应，我们出门就找见了秧。我大致估摸了一下，这块田有两亩左右，这秧扯了运回去，可以栽四五十亩水田。虽然秧老了些，这是正常的，现在的二季稻栽秧季节已过了半月多了，谁还剩下嫩秧？有些队之所以剩下秧，是因为秧苗出得齐，水田里用不完，他们就把秧留着长高些，到时割了喂牛。我朝吉喘大叔喊：“是秧田是秧田！”
吉喘大叔跑过来，伸出他的大手抚摸着秧苗，轻轻的，就像过去抚摸他的爱女珍妹。我看见他的黑脸上有微笑闪出。他站起身，大手一挥，“走，进村去！”
一个一手提着铁皮锈蚀得很厉害的铁桶、另只手握双筷子的老头把我和吉喘大叔带到队长门口，把我们带到队长门口后，他躬着个腰脊站在一边看着我们，不走。我朝他的锈铁桶里一看，里面有小半桶鸡粪。看来这些鸡粪是他在村里各处用筷子捡起来的。老头有双浑浊的眼睛。
队长好半天才从屋里出来，赤着膊披件白布衫子。见了我们，队长伸开双臂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大大的呵欠，似乎还没睡醒的样子。队长细高个，不到三十岁，穿件蓝布叠腰短裤子，看上去蛮窝囊的样。
队长说：“么样，是喊我去公社开会去的么？好久没开会了，队里又没得多少活做了，口里也淡了，开会可以打打牙祭哟！”
队长的屋里蛮凉快的，却是有些乱糟糟的，也没什么家具摆设，几只东倒西歪的凳子脏得使人不敢就座。
吉喘大叔谦恭地说：“队长，我们是河东的，我们队的水稻田被水泡了，我们是来找你们买秧的，用谷子换也可以。你们队里有秧吧？”吉喘大叔这是故意问的。
“啊，不是通知我开会的？”队长又伸开双臂打了个呵欠，“当队长不开会，没得么意思！再不开开会，我懒得当这个队长了。公社开队长会打牙祭，那蒸肉好吃得是没得说的。”队长说完，咽了口涎水，喉结那儿咕噜了一声。
吉喘大叔又谦恭地把买秧的事说了一遍。
队长说：“秧？有哇！就在村头那块田里。差点被犁掉肥田了呢！不是老二那天犯懒病就留不下来。我派他去犁那块秧田，他请假上街卖猪，就没犁成。你们人到齐了没有？那块田四百斤谷子，你们人到齐了就去扯嘛。旺才叔，你招呼一下子就行了，谷子你们秋后送过来。”队长扯下布衫，准备回里屋去了。
那个捡鸡粪的躬腰老头用浑浊的眼睛打量了我们一下，忙喊：“队长，不是他们！昨天来买秧的是德宝的亲家，他们今天下午来的。”
队长又回过身来，看了看我们：“怎么，不是你们，你们不是德宝那个队的！那就对不起了，我们的秧叫别人买走了。”
吉喘大叔这时再也忍不住了，拉起我的手就走。我也扭头跟吉喘大叔快步离了队长的屋，真是的，这样的糊涂队长，啰啰嗦嗦耽搁了我们好多时间。我们快步穿过村子上路，那个捡鸡粪的老头子跟在我们后面，用他浑浊的眼睛送走我们。吉喘大叔说：“狗屁队长！”
我也大声说：“真是狗屁队长，叫他吃不上蒸肉！”
心里有火，时间已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太阳这时和那个狗屁队长默契起来，毒辣辣地灼人。四处都是热浪，太阳光如数万根烧红了的针尖，在我和吉喘大叔的皮肤上戳着，身上热，内外夹击，我看到吉喘大叔脸色铁青地板着。他在恨狗屁队长还是在恨这天气，我无从知道。总之，我们在这个村耽误的时间一定要赶出来。我们快步疾飞，汗呀，热呀的我无心去想了。我跟在吉喘大叔的身后走着，我们往下一个村子赶去。光走路，又没人说话，不想点事是做不到的，我的脑子又忍不住想起了事，乱糟糟的。
半个多月前，我还有着许多的梦想：上高中，再上大学，将来搞写作，到六十岁时就得到鲁迅那样的名气。现在看起来，真好笑。我连上高中的命都没有。“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我娘这样说我，她老人家是信命的，在命运面前规规矩矩，从来不知道反抗一下。我的命就只是在这炎热天气里在大太阳下奔行找秧么？我不信，我是要反抗一下的。后来我反抗了，若干年后我实现了自己理想的一部分：搞业余创作。但是得到鲁迅那样的名气，是太狂妄了点，这辈子莫想，这只能当个三流作家。
在太阳底下行走，热渴难当，我觉得浑身的汗水已被太阳挤干了，喉咙渴得冒烟了，身躯再晒一会怕是要烧着的，烧起一堆火，烧成一把灰。这时，我对中学生活非常留恋。虽然我们是乡镇的中学，而我又是比一般孩子家庭要苦的学生，但那确实比在太阳底下舒服一千倍。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讲得晕晕欲睡的，毕竟在屋子里不热呀！中午，班长逼着大家睡午觉，几十个人挤在一间潮湿的寝室里，可以甜甜地睡，虽然那寝室的气味难闻。待大伙睡着了，几个好伙伴悄悄溜出去，到镇边的金水河里洗冷水澡，打鼓秋，痛痛快快地玩。可是这种日子结束了，没有了。升高中的名单里没有我，再说即使有，我也不忍心让娘和大妹妹养着我，每月供给我四十斤米背到学校。我的路只有一条，回到乡间来，用我稚嫩的肩膀顶起我们家的屋顶，家里有我这个男子汉，才能叫做家。
那天，我拿着个小本本的毕业证书，挑起我的粗布被子和只木脸盆，木脸盆里有我已用不上了的课本练习本，我有气无力地由学校所在地金口镇往家走。我知道我没条件读高中，到真正已经决定不能读高中时，我少年的心是灰的，整个人也是灰溜溜的。那天我走在回乡的土路上，慢腾腾地挪着，比起今天的行路速度慢了一整拍。我走呀走呀，十来里路走了整半天。到村口了，我看见了那一大片绿色和在绿色里扯秧草的人群，我的心胸突然开阔了。特别是从秧田里爬起来接过我的担子的春桃，那晶亮的眼望着我：“回来了！”我说：“回来了，再不去了！”她说：“真的？”竟有些高兴起来。她高兴，我也突然高兴了。我心上的灰色也变得和稻秧一般绿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春桃的晶亮的眼和家乡田野的绿色使我高兴了吧！我本来就是这块田野里的一棵秧苗或者是一棵小草的，和春桃一样。
天越来越热了，四周一点风也没有，天空没点颜色，只是发亮。我跌跌撞撞地跟在吉喘大叔后面走。吉喘大叔像是和谁赌气似的，抿着嘴唇，一声不吭，只听他的大脚踩得哗哗响。我的旧凉鞋有点磨脚了，不过凉鞋在热地上已变得软和和的，发烫。身边是有气无力的稻棵田，坡地上有瘦不禁风的高粱，叶子耷拉着。没有水，水田的水是浊黄的，漂几片苔藓，苔藓是黑的。我再朝前看，前面有光秃秃的山包，没有树。我们这样走到啥时候呢？这山地的村子怎么这样少？我想说话，但忍住了，也不吭声，只任着身体朝前奔着，奔着，跟着吉喘大叔，嘴里呼着气。此时，我渴望有一杯水，有一片凉荫，然而都没有。我咬紧牙关。我读过作家艾芜的《人生哲学的第一课》，我现在是在上这一课，何况我身后还有希望的眼睛。
爬上一座山坡时，山路完全变成了黄色。吉喘大叔加快了步子。这时我听见了知了在树上热得叫唤的声音，虽说这声干极了，在热空气中有些刺耳，接着有狗的叫声，我心里一喜，这说明前面有个村子。
吉喘大叔在前面甩过话来：“菱角，加把劲，前面有个村子叫白云庵，快到了。我们在那里去歇歇，吃点干粮讨口水喝！”
我大声回答：“好！”脚下的步子快起来，剩下的一点劲就最大限度地鼓起来了。
我和吉喘大叔相跟着进了村子。村子在一片凹地上，绿茵茵的一片大树掩着十来幢房子，村子周围也有几十亩水田，稻秧长得不错，和我们河东的稻子长得不相上下。房子都是白墙黑瓦。此时炊烟袅袅，饭香四溢，好一个和平安静的田园正午。此地风水不错，我们从山坡下到村里，身上的气温感觉降下了五度，就像从地狱进了天堂一般。但是此地无白云啦，有云只会在高处飘，不会飘到这样凹处吧！为什么叫白云庵？这里可能有个庵堂。我小时曾看过楚剧《庵堂认母》，庵就是尼姑住的地方。现在还有尼姑么？倒是可以见识一下的。我这人就是爱乱想些东西。
村子东头有间孤零零的小瓦房，白墙已经有些驳落，黑瓦沟里长有青嫩嫩的草，房子后面有株大苦楝树，枝杈如伞般罩住了小房。小房当门有三级青石阶，一扇木门虚掩着，木门可以看出红的底色来。房檐的四角翘起四只小兽蹲着。吉喘大叔直趋小房子，到了小房门前的青石阶上坐下，把肩上的白布口袋和头上的旧草帽摘下来朝脚边一撂，擦擦脸上额上的汗水，长长吁了口气，像回到了家一般。我看见吉喘大叔坐下来，就站下用眼细细打量这小房子，在小房的门楣上望见了块凹进去的青石板，嵌在砖墙上，青石板上有“白云庵”三个隐隐约约的隶书字。我明白了，这是个真正的庵屋。我也像吉喘大叔那样摘下书包与草帽坐下来，哎呀，青石板上冰冰的，屁股舒服极了。
虚掩的木门吱扭一声推开了，小房里走出一个老婆婆，这么热的天气，还穿件细布长袍，穿双黑布鞋，一头银发纯净发亮，找不出根杂色来。老婆婆颤巍巍的，脸上布满皱纹，但气色不错，一双眼睛看上去和善清明，给人一种慈爱的感觉。见老婆婆出来，吉喘大叔忙站起身，欠了欠腰身。我被老婆婆的仪态吸引住了，也站起身学着吉喘大叔的样子欠了欠身。吉喘大叔说：
“老人家，身子还硬朗啊！好些年没有来了，您还是这般健旺。”
老婆婆扶住门框朝吉喘大叔仔细地打量了几眼，说：“你是河东童家的老三吧？也见老相了啊！我还好，多亏队里五保，只是年纪大了，八九十岁了，到了阎王不请自己去的日子了。”老婆婆顿了顿，又望了望我，问：
“这个后生哥面生啦，是你们湾里哪个的伢呢？骨头嫩嫩的，跑这远来做么事哟？”
吉喘大叔答：“他是刘家四伢子的老大，四伢子前两年过世了。他叫菱角，刚从中学毕业哩，跟我出来找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