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第五卷收录巴金研究的论文。
第一辑是我与李辉合作完成的《巴金论稿》。这是我们的第一本著作，在大学读书期间开始酝酿、讨论和撰写的。那时我们在贾植芳先生的指导下，开始研读巴金的著作，并经常在一起讨论学术界有关巴金的研究成果。有一次，我们在《文学评论》杂志上读到李多文先生的论文《试谈巴金的世界观与早期创作》。李多文先生为巴金早期世界观辩护，认为巴金早期思想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革命民主主义。这个观点在当时学术界被普遍接受。无政府主义在国际共运史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历来受到主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批判。“文革”中，巴金因为信仰无政府主义而受到迫害。“文革”后，巴金在政治上获得平反，许多研究巴金的学者为了进一步为巴金辩护，努力想替巴金与无政府主义撇清关系，以证明巴金早期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仅仅是受了一点思想上的影响。李多文先生的论文具有代表性。我们在贾植芳先生的指导下，阅读了一部分克鲁泡特金和其他国际无政府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的著作，也认真阅读了巴金早期发表的很多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我们的观点与李多文先生不一样，我们认为巴金早期就是一个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但他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运用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武器，批判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强权与专制独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强权，因此，巴金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进步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语境下起到了进步作用。我们在贾植芳先生的鼓励下撰写了第一篇研究巴金的文章，请贾先生转寄给《文学评论》编辑部。这篇论文经过王信老师和陈骏涛老师的审读和推荐，终于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只是改用了读者来信的形式。这篇文章的发表对我们研究巴金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坚定了我们研究下去的信心。后来我们就商量合作写一本研究巴金早期世界观与创作关系的书。这个目标对于当时还是学生的我们来说，毕竟太难了，我们在大学期间边商量边写作，李辉写出了《巴金和法国民主主义》，我写出了《论巴金的文艺思想》，都是由贾植芳担任我们的指导老师。毕业以后，李辉被分配到《北京晚报》当记者，我被安排留校任教。我们在之后的两三年里一直通过书信保持了联系，在这些书信里我们反复讨论研究巴金的问题，合作撰写了其余的八篇文章。我这里所说的“合作”，是名副其实的合作，我们不是各人分头写几篇文章然后凑在一起编成一本书，而是每一篇文章都是经过反复商量，稿子也是改来改去，每一篇文章都分不出彼此的个人劳动因素，完全融合在一起。再加上贾先生孜孜不倦的指导。可以说，这本书是我们俩的全部心血加上先生的精心指导三位一体地所成就的产物。现在我把这本书稿编入文集，以纪念我们青春时代的友谊与激情。
《巴金论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2009年在上海巴金研究会的资助下出版过增订版，改书名为《巴金研究论稿》，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在是在第一版的书稿基础上做了修订，尤其在引文注释方面，全部重新校对了一遍，纠正了不少错误，也做了许多补充。所依据的是引文的初刊文或者初版本，又与后来出版的《巴金文集》（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62年）和《巴金全集》（二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94年）的相关内容作了校对，保存了巴金写作时期的真实思想以及他晚年的多次修订状况。我们当时撰写《巴金论稿》时，有的没有找到初版本，只是按照《文集》引文，这次也一律按照初刊文或者初版本校对，并在注释里加以说明。另需要说明的是，为让注释简洁起见，涉及《巴金文集》与《巴金全集》的引文注释，均省略出版社，以卷数/出版年份/页码表示。
那一批记录这本书辛苦撰写过程的书信，后来经过我们的整理，分别收录在我的《豕突集》和李辉的《深酌浅饮》，都被列入倪墨炎先生主编的《书友文丛》，由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后来又集中在一起，收录于复旦版的《巴金研究论稿》。这次限于篇幅，没有再收入文集。
我后来在巴金研究领域继续写过两本书：一本是《巴金研究的回顾与瞻望》，1991年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2009年改由香港文汇出版社出版修订本，书名改为《巴金研究十年（197-988）》；另一本是传记《人格的发展——巴金传》，1991年由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繁体字本，第二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简体字本。限于体例，这两本书这次都未收入文集。
此外，我一直在巴金研究的领域撰写各种研究论文和散文，直到2014年才结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巴金晚年思想研究论稿》。但是我觉得这个书名不贴切，因为书里面也有几篇是讨论巴金前期创作的。这次趁着编文集，我把这本书里的文章拆散开来。其中几篇散文收录于文集的第七卷；一篇论《电》的文本细读，原来是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中的一讲，现在按照体例收录于第四卷，其他的文章，除了一些零星短文没有收录外，大部分评论都放在本卷的第二辑。为了与前一辑保持一致性，第二辑我用了《巴金研究论稿续编》为题。另外有几篇论文是关于巴金研究的研究，我把它们专门放在一处，列为第三辑，取名为《巴金研究的回顾与瞻望》。
巴金先生是我的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位导师。我常常想，贾植芳先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精神父亲，如果没有贾先生的榜样，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成为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而巴金先生却似我人生道路上的北斗星座，他也许没有与我说过许多教诲的话，但是他就那么默默地坐着，给了我无限的想象力。他曾经的信仰，他晚年的著述，他沉默的心灵，不断地提升我的思想和境界。我多次阅读《随想录》，不断揣摩他在沉默中的深意，精神上的领悟无法用语言来表述。还有，因为研究巴金，我又有缘分结识了毕修勺和吴朗西两位先生，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又是实践者，用他们朴素的生活行为践行自己的理想，教会了我如何安心于平凡的人生，而又努力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人生啊，也许只要有一个这样的伟大良心作精神指导，一生都会幸福，何况我在青年时代能够遇到这么一群智慧老人的厚爱，命运女神对我是何其眷顾！今天我把文集第五卷作为巴金研究卷，就是要保留下我对我的精神导师们的无限的感激。
陈田和
2017年3月18日于鱼焦了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