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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别样的辛亥与五四(4)

其实,老百姓不愿意剪辫子,并不像革命党人理解的那样,是心里依然甘愿做满人的奴隶,留辫子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他们习惯,凡是跟自家生活尤其是身体有关的事情,只要是习惯了,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就不乐意改,不仅仅是头发,其他如穿戴也如此。不按照老习惯走,就浑身不自在,总觉得有些不安。剃发留辫已经实行了200多年,老百姓早就将之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自然不肯轻易更改,没了辫子,连老婆看了都不顺眼,觉得丑得不得了。平民百姓没有学过美学,在他们眼里,顺眼的就美,不顺眼则丑。辛亥前,如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老婆见夫君没了辫子而寻死觅活的并不少见,笔者就看见过若干笔记里记载过因丈夫剪辫而闹着自杀或者离婚的。不过,老百姓对剪辫子的担心的背后,还有一层更深刻原因,就是对于有关毛发巫术的恐惧。整个清朝几乎都在流行着剪辫子的故事,关于偷剪辫子的谣传,不是这儿传传,就是那儿吹吹,时常造成大面积的恐慌。美国学者孔飞力就曾经就乾隆年间的一次有关剪辫的事件,侃出了一本著作,将国内学界唬得一愣一愣的。人们对丢辫子担心,最主要还是巫术方面的。经人类学家证实,这种心理许多民族都有过:人体的毛发和指甲等东西只要被巫师作了法,相应的人就会遭到祸殃,甚至在某些工程中使用了这些毛发之类的东西,也可以导致相应的人生病或者死亡。显然,辛亥时老百姓对于剪辫的不情愿也有这种巫术的恐慌在作怪。冯玉祥将军回忆说,辛亥后他手下那些来自农村的士兵被剪了辫哭哭啼啼的且不说,而且十分郑重地将被剪下来的辫子包好藏起来,那情形有点像太监阉割后,将割下来的命根子包好收起。其实,那些被当街强按头剪了辫子的人,如果没有被吓昏了头,大多也是要将剪下来的辫子讨回去的。我在历史记载中,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出来吃粮当兵的人,为了一碗当时看起来还算不坏的兵饭,不得不服从军令而剪辫,不情愿也没有办法,哭闹一阵也就罢了,而对于革命党并没有赏饭的老百姓来说,无端被强按头挨剪刀,可就更难以接受了。事实上,革命党人的剪辫政策还在革命进行当中就惹出了麻烦。据史料记载,苏州宣布独立后,一位新军的排长带兵在街头强迫剪辫,结果遭市民群殴。至于安徽首府安庆发生的乱子就更大了,拥护前清巡抚朱家宝的人利用革命党人强迫剪辫惹起的民愤,煽动市民闹事,一呼百应,成群的市民涌上街头,看见穿西装无辫的人就是一通拳脚,以反对剪辫为名,逼迫革命党人的都督王天培走人,结果还真的将王给挤走了,最后不得不由另一个革命党人李烈钧从江西带兵入皖才将局面挽回。

实际上,这些事件是一个信号,一种警示,它们预示着革命党人在与民众关系上已经有些麻烦了,只是自我感觉不错的革命党人并没有觉察。自然,对老百姓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吃饭,他们对清朝的嫌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吃饭问题已经出现了麻烦。当清朝政府垮台的时候,一些农民曾经想当然地认为,皇帝没有了,租米也可以不交了,还有些人无师自通地组织了“农局”,借来革命党的口号,打出“自由择君”、“自由择善”的旗帜,抗租抗税,满以为这种与党人呼应的新名词,能换来新政权的认可。然而,掌权的革命党对他们的呼应却是派来了军队,将这些痴心妄想的农民淹没在血泊里。革命后的苛捐杂税不仅没有减少,有些地区反而因军费的缘故有所增加。事情就是这样,作为政府,如果能给老百姓一点具体的实惠,那么也许他们会接受或者忍受某些习惯的改变,如果一点实惠也没有,反而强迫他们易风易俗,那肯定要遭到强烈的抵抗。革命党既然连传统的轻徭薄赋政策都不能采用,却要强迫老百姓剪掉他们相当在乎的辫子,那么招致民众的不满自然是不奇怪的了。在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西方的外交使节已经注意到由于派捐和强迫剪辫,南京的市民开始口出怨言,有的甚至后悔曾经对革命运动给予的同情和支持。革命后普遍出现的革命政权改头换面,甚至真正的革命党人遭到迫害和杀戮却无人过问的现象,其中固然有不喜欢革命党的地方势力的阴谋,但民众对这些只顾剪辫和打菩萨的革命党人严重缺乏亲和力,也正是地方势力得售其奸的便利条件。

对于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者来说,有一个问题始终令人感到有点迷惑,这就是革命党在革命后的迅速失败。在革命中,革命党占据了大半个中国,拥有全国人数最多的武装力量,革命后,虽然军事实力有所削弱,但仍然不容小视,而且掌握着国会最多的议席。诚然,由于革命党组织的涣散,对议会政治过分的追求,不敌袁世凯的北洋派系并不出人意料,但在袁世凯的军事打击下,革命党像雪崩似的瓦解,连像样的抵抗都组织不起却令人始料未及。其失败之速,垮台之惨,与当时双方力量对比实在不相称。在今天看来,革命的大厦虽然雄伟,但在建设过程中却忽略了基础,根本经不得风雨。一场农民根本没有参与,基本上由知识界和地方士绅操纵的大选,无论拿到多少选票,实际上并不说明问题。退一步说,即使革命党的军队还像革命过程中那么多,恐怕也难以在跟袁世凯的角逐中获胜,因为组成这些军队的人,不过是贪图几个粮饷,对剪去他们辫子的人,缺乏起码的亲和力,历史证明,这样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对于这样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来说,辫子的去留委实算不上什么大事,可是这场革命中推行的社会改革措施,算来算去还就数剪辫子,而且就连剪辫子也是强迫的,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以先知先觉自许的革命党人,看起来根本没在乎那些后知后觉的愚氓的感觉,农民租税必须照交,选举则由知识界代办,连自家的头发也须由英雄们做主。辛亥革命早就过去了,男人的辫子也基本上成了滞留在画面上的历史,可是英雄们替老百姓安排一切的做派却流芳了几十年。台面上的人们总觉得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太笨、太愚,不把他们的吃喝拉撒都想到设计好,就放心不下,不仅为他们架好了通向幸福生活的金桥,而且还要操心手把手领着他们过去。

有关五四的一点乱弹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好像没有什么事大过五四运动。过去近现代史两分的时候,它是界碑,现在两下合在一起了,它是里程碑,而且是最高最大的一块里程碑。后来的事,只要稍微大一点,总会有人把源头扯到五四上去,好像成也五四,毁也五四。就事实而言,五四以后国共两党的历史,都摆不脱五四的影子,两党各自有一群“吃五四饭”(蔡元培语)的五四一代,政治行为上都有着五四的痕迹。

不过,当下的中国,五四已经开始褪色,至少已经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大陆,五四是青年节,一个很重要的现代纪念日,从前每年学校里都过得轰轰烈烈,近年被五一长假一冲,似乎让人想不起来了。在台湾,国民党方面曾经把五四定为艺术节,现在估计早就不过了。研究五四的专家周策纵先生说,这种节日的定法,说明了对五四看法的分野。其实,双方对于历史认识的分野,原比定节日纪念的理由要大得多,共产党的建党领袖差不多都是五四青年;而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居高临下地赞过几句五四的学生,蒋介石则对五四一点好感也没有,只是碍于孙总理有言在先,而且党内吃五四饭者众多,不好破口大骂而已。在1949年之前二十几年,中国社会当然对一个很具抗议乃至文化颠覆意味的运动,会有截然两端的态度。现在,近代中国动荡的历史已经翻过去了。然而,翻过去的历史,不一定对现实就没有影响,如果不好好加以清理的话,一笔糊涂账的遗产,也许会导致一笔糊涂账的未来。

五四的研究者众多,研究成果也众多,海峡两岸、大洋两头都硕果累累,以至于后来者想碰这个领域,光先期成果就得看上大半年,兵马未动,太多的粮草征集已经把人吓退。不过,如果耐着性子把既有成果看完,就会发现,五四的很多事,还是不太明白。

说到五四,必然要说新文化运动,除了极少数的研究者外,大家都认为两者就是一回事。不过提到新文化运动,首先想到的其实是文学改良,或者说白话文运动。这个运动,当时和后来都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用活文字替代了过去的死文字,以平民文学代替了贵族文学。直到晚年,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一直对此很得意,外国人介绍胡适的丰功伟绩的时候,甚至因此说他创造了一种新文字。显然,这种文言等于死文字、白话等于活文字的等式,连给胡适做口述史的唐德刚先生也不以为然,唐德刚在给胡适先生做的口述史的注释里,列举了《史记》里“伙颐,涉之为王者沉沉”之类的例子,说明文言也可以相当生动。

不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白话文,其实也未必真的属于“活”文字。真正拉车卖豆浆的普通人,别说看,听都听不懂当时的新文学作品。无论当时还是古代,真正比较贴近平民生活的书面语言,其实是古代的白话。中国古代小说中某些直接脱胎于说书脚本的作品,比如《说唐》、《说岳》系列小说,实际上很接近老百姓日常的口语,不仅遣词用句通俗易懂,连语气、叙事习惯都十分贴近百姓的日常大白话。事实上,五四白话应该属于一种比较西化的文体,严格说,就是英语化的文体,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大体上按照英语语法来规范,可以比较清晰地分出主谓宾定补状,还可以分辨出哪些属于名词、哪些是动词、哪些是形容词和副词。不用说,这些在古汉语乃至古代白话里都是一笔糊涂账。胡适在文学改良建议中提出的“八事”,其中的“须讲究文法”一条,显然是五四白话的灵魂。最有意思的是,五四白话为了讲究文法,在发展过程中居然形成了“你、我、他”和“得、地、的”系统,让句子里更方便准确地填装形容词、副词和动词,使汉语看起来更像英语。

《新青年》诸公固然有提倡之功,但五四白话能够普及开来形成气候,其实主要该归功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如果没有政府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下令在中小学推行白话文,用政府力量把课文改成白话,我们的五四先贤们估计还要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即便如此,五四白话文学的欣赏者,也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喜欢《狂人日记》和《尝试集》的人大多是青年学生。

五四白话最大的长处,就是在于译介西方、尤其是英语世界的社会科学作品,比较方便。不仅文法类似,而且那些从日本转口过来,形中实西的名词,诸如国家、政治、自由、民主、经济之类,已经构成了我们今天社会科学基本言说框架的名词概念;用在古汉语里,即便是在今天,也相当别扭,但是搁在五四白话里,却相当妥帖,至少让人看起来不那么扎眼。“讲究文法”的白话文,甚至可以将很繁复的从句直译过来,句子虽然长到令人发指,但意思却失真得不多。反过来,译介西方的文学作品,五四白话好像就没这么大的优势,至少在民国时期人们用五四白话翻译的东西,好像没有几个能抵得上林译小说中的精品。一个不懂外文的人,通过中介,信手翻成的文言,其魅力至今不失,能让钱钟书这样学界公认学贯中西的掉书袋大王佩服,可见文言中的话语神韵,跟西方文学作品有可以相通的地方。跟五四白话相关,实际上,西方的人文社科学科的分类体系,也是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在中国学界确立。在此之前,至少文史哲跟经学还扯不清关系,哲学和哲学史,文学和文学史,都是一笔糊涂账。

当时的政府乃至整个教育界如此迅速地服膺白话,内在的冲动当然也是出于引进思想和理论的需求。辛亥革命之后,制度的变革,没有导致国家的富强,实际上是整个学界的困惑。就当时而言,欲求答案,除面向西方,没有他途可寻。即便是持文化保守主义态度者,也未必反对学习西方,反而会追求更深度的引进。因为,强大的西方、学习了西方而强大的日本,都现成地摆在那里,是压在国人头上的骄人存在。尽管由于一次大战,西方思想界已经发生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意识也陆续传递到了中国,但像梁启超《游欧心影录》那样的认识,并没有在中国引起普遍的共识;也许,在国人看来,即便一个“破产”的欧洲,也不是中国人所能傲视的。

毋庸置疑,中国的教育界推行五四白话,对于引进西方思想的启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教育部的这一举措,中国的社会科学现状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凡事有利则有弊,中小学汉语的教育自采用五四白话以来,成绩不敢恭维。这种教法实际上是让学生学一种洋化的语文,这种语文既跟古代汉语不一样,跟学生日常的口语也不一样。被西式语法切割过的汉语,实际上已经不是汉语了。在大的方面,违背了汉语学习的规律,既不讲究声韵,也不讲究对仗,更丧失了汉语原本的灵活性和模糊性。从“天地玄黄”改成“人口尺石”,从“郁郁乎文哉”改成“早晨起,上学去”,从对对子变成造句子,改变的实际上是汉语的内在规律。因此,我们几十年的汉语教育,至少在启蒙阶段,在教学效果上,远远赶不上过去比较好的私塾。用我们的语言大师吕叔湘的话来说,我们的母语,花几万学时来教,却教不好。这样的教育,其根子在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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