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巴黎的旅途中，我仔细想了想这份差事，不免有些担心。现在因为不用目睹斯特里克兰太太伤心欲绝的样子，我考虑事情的时候反而更加冷静了。之前我发现她的一举一动有些矛盾，不由得有点蒙。她十分痛苦，但为了让我同情，她的痛苦多少有点表演的成分。很显然，她早就准备大哭一场了，因为她预先准备了很多手帕。尽管她的这种深谋远虑让我佩服，但现在回想起来，却感觉她的眼泪没那么感人了。我也弄不清她这么迫切地希望丈夫回来是因为爱他，还是因为害怕别人乱嚼舌根。我怀疑令她肝肠寸断的情伤是否也有虚荣心受到伤害的缘故，对于年纪轻轻的我来说，觉得这样的事情有些卑鄙，这种疑虑也让我内心极为不安。我当时还没觉察到人性是多么矛盾，不知道真挚的情感中会有多少矫揉造作，高贵优雅中会有多少卑劣低贱，也不知道罪孽中会有多少良善仁慧。
但我这次的行程显然有冒险的意味，临近巴黎时，我的情绪逐渐高涨起来。我也从剧中人的角度看着自己，一个信任的朋友托我将她出轨的丈夫带回到他不计前嫌的妻子面前，其实我挺荣幸的。我决定第二天傍晚就去找斯特里克兰，因为我本能地觉得，应该精心选定某个特定的时间。倘若要在感情上说服一个人，在午饭之前很少能成功。我自己倒也想过浓情蜜意的事，但每次都是喝完下午茶才会憧憬那些幸福的婚姻。
我在自己下榻的旅馆打探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住所。那是一家叫“比利时旅馆”的旅馆。但令我奇怪的是，门房居然从没听说过这地方。之前听斯特里克兰太太的语气，总觉得那是豪华奢侈的大酒店，坐落于里沃利大街后面。我们查了一下旅店指南，叫这个名字的旅馆只有一家，位于梅因路上。旅馆并非上等人居住的地方，甚至不是体面人出入之所。我不由得摇了摇头。
“肯定不是这家。”我说。
门房耸耸肩，巴黎再没有别的旅馆叫这名了。我突然觉得是斯特里克兰有意隐瞒了地址。他给合伙人的地址也许是在捉弄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想，但我总觉得这样的做法符合斯特里克兰的幽默感——将一个怒不可遏的证券经纪人骗到巴黎一条穷街陋巷中，进入一个声名狼藉的房子里，让他洋相百出。不过，我觉得最好还是去看看。第二天六点钟，我便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前往梅因路。不过我在拐角处便下了马车，觉得还是应该步行去旅馆，先在外面看看再进去。街道上有些小店铺，一看就是为穷人服务的，走到一半的时候，左手边就是那家名为“比利时旅馆”的旅馆。先前我落脚的旅馆就已经很普通了，但跟这间比起来，简直是奢华至极。那是一幢破旧不堪的高楼，许是多年没有粉刷了，相比之下，两边的房子倒显得又干净又整洁。脏兮兮的窗户全都关着。斯特里克兰肯定不会放弃过往的荣誉，抛妻弃子，跟那个不知名的美女在这样的地方偷腥。我不禁怒从中来，感觉被人摆了一道，我差点连问都不问就准备转身离去，之所以进去完全是想对斯特里克兰太太有所交代，告诉她我已尽力。
旅馆的门在一家店铺的旁边。门开着，进门处有块牌子，上面写着：前台设在二楼。我沿着狭窄的楼梯走了上去，在楼梯平台处发现一个用玻璃围住的小隔间，里面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外面还有一条长凳，值夜班的门房可能会在上面将就过夜吧。里面没有人，但我在电铃下面发现写有“侍应”的字样。我按了一下铃，不一会儿，一名侍应出现了。他是个年轻的小伙子，眼珠子溜来溜去，一脸的不高兴。他穿着一件衬衣，脚上穿着一双绒毡做的拖鞋。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打听斯特里克兰的时候装作很随意的样子。
“斯特里克兰先生住这儿吗？”我问。
“六楼，三十二号房。”
我惊得下巴都掉了，一时没有回话。
“他在房间吗？”
侍应瞧了瞧前台的一块木板。
“他没有把钥匙留在这里，你自己上去看看吧。”
我想最好还是再问一个问题，便用法语问道：
“太太也在这里吗？”
“只有先生在。”
我上楼的时候，侍应满是狐疑地看着我。楼道很暗，又不通风，充斥着一股发霉的臭味。三楼有个穿睡衣的女人，头发乱糟糟的，我经过的时候，她打开门，一言不发地看着我。终于到了六楼，我敲响了三十二号房门。里面有声音，门开了一半，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站在我面前，他没有说话，显然不认得我。
我报上名字，尽量装作很轻松的样子。
“你不记得我了？六月份的时候我有幸跟你吃过晚饭。”
“请进，”他快活地说，“很高兴见到你。请坐。”
我走了进去，房间很小，挤满了法国人称之为路易·菲利普式的家具。房间里有张大木床，一床红色的鸭绒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床上；一个大衣柜，一张圆桌，一个很小的脸盆架，两把包着红色棱纹平布的软椅。里面的东西全都又脏又旧，压根儿就看不到麦克安德鲁上校信誓旦旦痛斥的那种奢华生活。斯特里克兰将堆在椅子上的衣服扔到地上，我坐了上去。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他问。
在这样一间小房间里，斯特里克兰比我印象中还要高大。他穿着一件诺福克式的旧外套，看上去好几天没刮胡子了。我上次见他时，他打扮得很光鲜，不过看起来很拘谨。现在他尽管邋里邋遢的，却自在得很。我不知道他听了我事先准备好的一番话后会作何感想。
“我是受你妻子之托来看你的。”
“我正准备在晚饭前出去喝一杯，你也一起去吧。对了，你喜欢喝苦艾酒吗？”
“还可以。”
“那就走吧。”
他戴上一顶早该洗刷的圆顶礼帽。
“我们可以一起吃饭呢。记得吗，你还欠我一顿饭。”
“当然记得。就你一个人吗？”
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却极其自然地被提了出来，我不免有些得意。
“噢，对了，说实话，我已经三天没跟人讲话了。我的法语不是很灵光。”我在他前面走下楼梯的时候，不禁在想那位茶点店的小姑娘去哪儿了。是他们吵架了，还是他的新鲜劲已经过了？看眼下的情形，真的很难相信，他处心积虑了一年却只落得这般田地。我们走到克里希大街，在一家大咖啡馆摆在人行道上的桌子旁边找了个座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