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期，齐都稷下的思想家们，终日无所事事、空谈度日的时候，中原各国的工商业已经逐渐发展，经济跟工业也正一步一步地改进。
从春秋中期、后期起，由于知道如何炼铁，所以铁器的制造也开始了。这时候，青铜器只被当作祭祖的器具或武器使用，铁不仅被用作武器，也被用作农具。由于铁锹、铁锄、铁镰等之制造，尤其是牛耕的开始，一户农家所能耕种的土地面积扩大了。农业的技术革命已经在进行。货币的流通始于殷朝的贝。纺织业跟制铁业等工商业进步以后，各国已用青铜铸造货币。大都市里，商人们都聚集到广大的市场。市场的指导人物被称为“侩”，已有强大的势力。在这经济发展中，当时的思想家能注意及此的只有李悝一个人，其他思想家大都在做些形而上学的辩驳。李悝为了调和工商业跟农业之间的矛盾，曾想去统制物价，创出了自己的经济政策。
可是，被中原各国所蔑视，文化也没什么进步的秦国，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得以发展，采用了新的政策。
秦到公元前384年才废除以人殉葬的制度，其落后性由此可见一斑。到战国中期的秦孝公，才开始用从卫国逃来的商鞅实施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
商鞅的政策是以魏国李悝的政策为典范。商鞅是个重农主义者，他认为要充实国力，必须先开拓耕地。为了推展开垦政策，他让次男以下的男子另立门户，否则征收两倍的租税。有军功的人，即便是庶人，也按照斩敌首的数目给予上爵。此外，又将人户分成十家、五家，构成一个单位，其中如有一家犯罪，其他各家不举发的话，要受同样的处罚，这就是连坐法。为了严厉实施这些政策，实行从魏学来的刑法，他虽然一方面压制商人，却又积极奖励纺织类的工业。
在这以前，贵族们都以村镇为领地，世袭领有。商鞅却废除贵族的领有制，并乡邑设郡县，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吏管理，可以说是中央集权的表现。在东方的中原国家中，领有制的废除跟郡县制的推行是自然而缓慢实现的，并不是有意的改革。秦是落后国家，所以可以借强权做全国性的彻底推行。商鞅在位十年，实行这些政策获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它从根本上破坏了以前的贵族政治，当然会使王族跟贵族们大为反感。
孝公去世，惠文王即位，受尽压迫的贵族们开始抬头，诬赖商鞅谋叛，而要逮捕他。于是商鞅开始逃亡。他逃到关卡的住宿地，想留宿一宵，主人拒绝说：“按照商君之法，旅人不带通行许可，而不逮捕他，我也要被处同样的罪。”商鞅叹息说：“法律的弊害竟至于此，是我始料不及的。”于是，他离开了那里。魏国因受过秦的侵略，非常恨商鞅，所以也不让他进入国境。最后，商鞅被追杀了。
由于商鞅的改革，秦国的国力迅速扩大，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集权国家，开始向东方发展。西鄙的秦国突然壮大，而向东方扩展势力，对中原各国是一大威胁。
在这以前，魏、齐争霸，因此，秦国东出时，中原六国已因彼此争战，无法跟秦对抗了。这时，以合六国之力以抗秦的政策（合纵）去游说诸侯的人是苏秦。他是洛阳人，年轻时曾到齐从鬼谷先生学，因贫回乡。他的亲朋兄弟看他一事无成的回来，都嘲笑他。于是他发愤读书，终于成为大家。他巡游秦以外的六国，对六国诸侯说：“我打开天下地图看，诸侯的土地等于秦的五倍；计算诸侯的军队，也比秦多十倍。如果六国合力向西攻秦，秦一定会败。现在，大家为什么都向西对秦称臣呢？”诸侯听了这一席话非常感动，于是六国订约抗秦。苏秦担任同盟的领袖，兼领六国相印。旅行途中，经过洛阳，他的兄弟姊妹看到他，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来。苏秦叹息说：“同是一个人，富贵时，连亲戚都害怕；贫贱时，又没有一个瞧得起他，别人更不用说了。如果当时自己在洛阳郊外有一些良田，一定会心甘情愿住在那里过醉生梦死的生活，怎么会像今天这样兼领六国相印！”于是，他分钱给亲戚们。
这段故事真实性如何，不得而知。就苏秦当时所处的历史来看，秦的势力还不十分强，正跟魏国在陕、晋的黄河一带作攻防战。苏秦活着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六国联盟的事迹。这也许是辩士们编造出来的。
在苏秦之后出现，而跟苏秦相对抗的是辩士张仪。他是魏国人，主张跟苏秦相反的“连横”政策。为了让诸侯跟秦订约，他游说各国诸侯说：“据说诸侯订立了兄弟之盟，但是，现在兄弟父子不是都会因争金钱而互相欺骗吗？苏秦的策略是根本行不通的，与其如此，不如跟秦结盟，以得其援助。”苏秦苦心缔成的六国攻守同盟，就这样被破坏了。后来，张仪担任秦国大臣，游说各国，各国也都任命他为大臣，获得了极大的成就。他的故事也跟苏秦的一样，不十分可靠。
苏秦跟张仪的言行虽然这样被夸大，但是如果不是当时国际政治可以靠辩士的口才来推动，这些传说是无法产生与流行的。这些传说已经指出，在六国互相对立的状态下，有学者期望六国合并，当时的国际政治似乎也在向统一的局面迈进，也暗示当时是辩士萌生、发展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