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字是我前半生的自传，也就是我的忏悔。空在戏剧界混了许多年，毫无贡献，只剩下些断纨零绮的记忆，何等惭愧！追思既往，悲从中来，极目修途，心热如火！今后的记录当不至这样空虚吧！
我小时候因为家里管得严，所以出外看戏的时候非常之少。祖母五十岁的那年，家里演过一次堂会，那时我不过十岁，看着红花脸杀出，黑花脸杀进，实在是丝毫莫名其妙。以后亲戚家里又演堂会，有一个从湖北回来的佣人领我去看——他是个戏迷，一天到晚地唱着，又时常和我说些唱戏的话——他指着台上演梅龙镇的花旦对我说：“叫他回来当老妈儿领你玩儿吧。”我听了他的话，注视那花旦，觉得非常欢喜他。还记得那天晚上，又换了另一个班子，我就去看他们扮装，有两个人在那里画花脸，引起了我无限的兴趣——我看对面的一个，用粉涂在脸上，再拿着墨笔一线一线地勾勒，我觉得浑身紧拢来，立刻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又觉得好玩，又觉得难过。一会儿被一个小孩子拉我去玩鞭炮，我便似从噩梦中逃出一般。从此以后，我觉着唱戏实在好玩，不是口里乱哼，就是舞刀弄杖地乱跳。有时就学着画花脸，我母亲本来会画，我就拿她老人家的颜色，大涂而特涂，弄得满桌满镜台乌七八糟，自不用说；床上的毯子扯来做道袍，窗帘拿下来当头巾，鸡毛帚、帐竹竿无一不被应用。母亲的卧房就是后台，表演的地方却没有一定：有时在厅堂，有时在床上，有时便游行各处。可是表演尽管十分尽力，观客如厨子老妈之类都带几分厌恶。本来表演的功夫不甚纯熟，秩序也不甚妥当，弄坏器皿、打翻桌椅，却是常事，也怪不得他们喝倒彩。他们有时急了，就叫我母亲。母亲从来难得为这些事打我，骂几句也就完了。可是有一次，我和妹妹、弟弟、表妹一齐玩，给他们都画了花脸，做大规模的游行。谁知胭脂用多了再也洗不脱，他们玩得高兴的时候，丝毫不觉得，后来被母亲看见，骂着替他们洗，一个个花脸洗不干净，他们都哭起来，我便挨了一顿打。以后这类的事情不一而足。我年纪渐渐地长大，便学着玩些音乐。有个剃头匠会拉胡琴，被我吵不过送了我一把二弦，学余之暇，时常拿来消遣。有一天我向先生告假出恭，带了胡琴为伴，演奏起来，竟把恭务忘了。先君偶从学堂经过，不闻书声，四面一找，却听见咿咿呀呀的琴声从厕中发出。这一次我可吃了亏，被罚三天不放学，胡琴便始终没有学好。
有一次，母亲回外婆家去了，我和妹妹都闷得很，就把堂房的姑姑请过来一同玩。我第一个发起要唱戏，编演当然都是我一手担任。我穿上妹妹的衣服，戴上母亲的勒子，头上盖起红窗帘装新娘，妹妹装新娘的母亲，姑姑装新郎，我们从出嫁起一直演到拜天地吃酒席为止，时间费了一下午。我还记得别母上轿一节的唱词：“……拜天拜地拜神灵，但愿母亲多长寿。母亲福寿又康宁。……”原来我们那里盛行一种影子戏，小孩子常常爱看，这些唱调都是从影子戏模仿来的。从出嫁起到拜天地止，我们都按着派定的角色扮演，一到请酒的时候，我们大家全变了客，将柜子里的干点心，厨房里剩下的冷菜冷饭，全给搬运到一张小桌子上。姑姑说饭不宜吃冷的，我说热饭不像戏。又因为用真的竹筷子不觉得有趣，就从香炉里拔了一把香棒儿当筷子。舞台装置呢，有的是敬神的蜡烛，弄来点几对，尤其是找着了一个可以钉在墙上的烛插最感兴趣。
天黑了姑姑要回去了，我和妹妹手捧着蜡烛送姑姑，口里吹着哨喇，在天井的四围绕行一周，作为是走了几十里，然后才到了隔壁，一出大戏就此结束。我做小孩子的时候演的戏，以这出为最得意，最有精彩，这比平日和许多小孩子演操兵，演拿贼好玩得多。自从这出戏演过以后，我的兴味忽然引到武术上去。盘杠子打枪，就把演戏的玩意搅了。
我从十二岁到十四岁专门做应试的功夫，经义策论之类，勉强通顺，就去赶考。另外请先生在家里学些英文。科举既废，我便随着先大父到了北京进学堂，不到一年，就转学到长沙明德中学，读了一学期，就跑到日本进了成城中学校。
我在北京的时候，看过谭鑫培的戏，不懂。可是已经能看文戏——杨小朵演《翠屏山》之类的戏，很欢喜看。但听二黄不如爱听梆子。那时候因为要念书，很少走到戏馆里去，看的戏自然很少。尽管住在北京将近一年，连哼哼都不会，可是偶然学两句杨小朵的说白，颇为侪辈所惊叹，我自己也觉得我的嗓音比戏台上的花旦好得多。
那时候我和一个同乡的少年C君同就曾宗巩先生学英文，那个少年比我大，文辞富赡，诗和小说，他读得颇为不少。我从他那里才微微领略到所谓张生崔莺莺、宝玉林黛玉之流的性格。他常常对月吟诗，大约都是些含愁难诉的意思。我还记得有“惟有寒鸦稍识音”之句，那时我不甚能懂。他往往说对着月亮想哭，听见风声或是歌唱的声音，就不禁长叹，他以为这样才能领略诗味。他曾经在下课时候，拿红墨水搽在嘴唇上，教我做眉眼。“做眉眼”三个字，我是头一回听见，我因为完全不懂，所以不理他，他看见我太麻木也觉得奇怪，但是我也多少受他一些暗示。有一晚，我叫人替我去买了一部《西厢》，翻开来不甚懂。我因为想揣摩C君的滋味，半明半昧地拿着部《西厢》在灯下展玩，忽然听得隐隐有唱西梆子的声音，我便起身出去站在廊下——那晚正遇着祖父到朋友家里去了，底下人都在房里打瞌睡，我一个人静听那断断续续如泣如诉的歌声，随着那飒飒喇喇的秋风，一丝一片，不，千丝万片地摇着隔院憔悴的杨柳飞到我的耳边，长空如墨，从云缝里漏出的微光照见天在那里移动，纸窗背的灯火，也闪闪不定的好像有鬼。我是个十四岁的小孩子，有吃有穿，有长辈痛惜，哪里来什么很深的感慨？可是我想起C君的话，觉得这个情景，应当要哭一哭才对。我便昂头向着天，又低头数着脚步，微微地长叹一声，演习一番诗人的格式，虽然哭不成，却也算附庸风雅点缀得不俗了。可是那西梆子的声音却引起了我演戏的兴趣。我想：要能够像杨小朵那样搽着脂粉穿起绣花衣服上台唱几句西梆子，够多么好玩儿呢？
然而那时候我专爱高谈革命。本来谭嗣同、唐才常两先生是先祖的门人，和我家关系最深，唐先生并是我的蒙师，我从小就知道有《铁函心史》《明夷待访录》《大义觉迷录》诸书。谭、唐相继就义，那时我虽是小孩子，当然不能不留印象。到了北京，又遇着吴樾之死，因此颇激起一腔的热气，所以没有成小戏迷。以后我回湖南进学校，又到日本三四年间，很热心地去走天桥跳木马，和人比拳角力，又欢喜闹酒，十七岁的时候酒量大进，能够一次饮白兰地一大瓶，啤酒是半打起码，到日本的时候，满意想学陆军，最羡慕的是日本兵裤子上那条红线。在成城学校做制服的时候，我硬叫裁缝在我的裤上加一条白线，以为不像兵也要像警察，那裁缝始终不听，当我小孩子向我笑笑罢了。日本兵穿的鞋子，满底上都钉的是铁钉，鞋面的皮，其粗无比，我每从鞋铺走过，总想买一双，好容易达了目的。我以为凭这一双鞋，就比其余的同学高明些。但尽管如此，终究因为眼睛近视，没能够进陆军学校，就是短衣镶边和大裤脚的海军学生制服——我最欢喜那个装束——也没法儿穿上我的身。于是有人劝我学军医，便也可充准军人，但是也没有能达目的。
光绪乙巳年冬，日本政府承清政府之意，对留学生发布取缔规则，全体大愤，我和大众一同回国。谁知到浏阳家里，就叫我娶亲，我绝对不肯，以后毕竟还扭不过，招赘到丈人家里去。那时我有个决定的计划，是结婚尽管结婚，结了婚三天后，我就一跑。我家里为着这个事甚为着急，尤其是岳丈人十分担心，只有丈母娘确有把握地以为不会，果然不出所料，我三个月还没有走。
我的夫人是很聪明能干的人，当我娶她的时候，她的诗文绘画都比我高明，且极识大体而又好学。我和她性情说不出的相投，虽然是旧式婚姻，却是爱情之浓厚，比偷情密约还有过之。我打主意和她一同出洋，费尽周折，家里却不肯，但是我始终不能不走，万般无奈，我还是一个人走到日本去了。这是多么难过的事啊！
走过上海的时候，被贼偷去了钱，到东京又感冒着发了好几天寒热，病好了出去走走，找着许多旧时的同学，倒也高兴，可是我的兴趣就在这个时候渐渐地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