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的意义
古来学者所谓“民族复兴”，常分为下列两种解释：一是仅就某一民族物质力的繁荣来说的。由于宗族的团结与向上，而产生强大的武力；由于强大的武力，而开疆辟土使民族生存的空间扩大，而使物产丰饶、人口增加。这种完全是物质力的充实和洋溢。一是就某一民族物质与精神力同时繁荣而言的。物质力的繁荣，已如上述，至精神力则为宗教、道德、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各种精神活动的表现，即是所谓“文化”。野蛮民族的复兴，大抵限于物质力的繁荣；文明民族的复兴，大抵兼具物质力与精神力两者的繁荣。中国民族以开化最早，所以每次的民族复兴，常带来文化的新生，也可说是带来一次文化的复兴。
近世西方学者所谓“文化复兴”，内容不一。他们常指出某一民族的某次文化复兴，或偏于科学，或偏于哲学，或偏于宗教，或偏于文学艺术，没有是“全能”的。即是说每一次文化复兴，不限定就带来文艺的复兴。中国文化系统中缺乏科学，本非“全能”的文化，可是中国民族每一次的文化复兴，都必产生文艺的复兴，这是与西方文化发展的殊异处。
近世西方学者所谓“文艺复兴”，含有“文化复兴”与“文艺复兴”的广狭二义，主要精神在人的发现、人类的再生与新生，而从中世纪神本思想里解放出来，即是所谓“人本主义”或称“人文主义”。西方文化源于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希腊文化重客观与理智，从根据经验以成知识来说，成为各种科学；从反省经验向上发展来说，成就各种哲学；而两者均停留于理智一层，遂产生“物本”的思想。“物本”的思想是“非人文”的。基督教文化在放弃现实的一切乃至于个人的生命而回归于上帝，复就其回归上帝的宗教精神，而归证那个至高的精神，即纯粹的绝对。所以这种文化也是“非人文”的或“超人文”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虽在罗马西塞罗（Cicero）时代即已产生，但与科学、哲学、宗教三方面均无影响，仅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上有所流露。欧洲中世纪文化精神以神本为核心，及其生命枯竭时，即沉溺僵化而转为罪恶的渊薮，人文主义遂应运而起，冲破这种桎梏而要求人的再生。所以西方学者所谓“文艺复兴”，即指十四至十六世纪间由人文主义思想鼓荡而起的各种文化与文艺的复兴。十六世纪以后，西方文化精神又逐渐以“物本”为核心，而且愈趋愈剧；人文主义思想也愈来愈淡；到十九世纪末叶以后，人文主义思想更加微弱了。又以此一西方学者所谓“文艺复兴”，仅限于十四至十六世纪间那一个时期的文艺活动，与近四百年来西方各民族的文艺之繁荣无关。
中国文化以人文为本是由来已久的，神本和物本的思想虽常使这种人文思想从文化中中断，但不久又恢复其在文化中的指导地位。所以中国文化每一次的复兴，即是这种人文主义思想的复兴，因而也产生了文艺上的复兴。唐宋以后，人文主义的发展复摄取神本和物本的精神而予以融合，所以，每次文艺复兴莫不与西方十四至十六世纪间文艺复兴的精神相近或相合。
西方两千余年只有一次文艺复兴，中国过去三千余年来能有多次的文艺复兴者，其因素有如上述。
西周的文艺复兴
中国民族的人文主义思想，萌生极早。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等一连串的时代，大抵均未脱离神权政治的现象，所以神本思想浓于人文思想。唐、虞时代，人文思想大兴，神本思想为之消隐。尧的政治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书经·尧典》这种重视仁道的推己及人、修己治人，完全是人文思想的实践。舜命契为司徒，布“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于天下；命夔典乐，以“四德”——直而温、宽而柔、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教贵族子弟；皋陶主张以“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来登庸人才。都是重视人性的发扬、人格的发展，而求达于中和。后世儒家人文主义的思想，即胚胎于此。
夏禹作《洪范九畴》，亦重人文的发展。传至孔甲，好方鬼神，摒弃人文思想，致夏后氏德乱，诸侯叛离。成汤虽以征诛得天下，仍重视人文的发展。殷商一代的名相，如伊尹、伊陟、傅说等，都是乐尧、舜之道的，也即是重视人文思想的发扬的。唯殷商一代的神权色彩仍浓，所谓“夏尚忠，殷尚鬼”，人文主义有被神本主义掩抑的现象。到了周代，人文主义重新抬头而作壮阔的发展，遂带来中国民族上古时代第一次灿烂的文艺复兴。
周代的文化是最高度的封建文化。一方面是综合的，一方面是创造的。周代政治上的封建制度、社会上的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经济上的井田制度，都是综合夏、殷两代的优点而予以扩充与发展的创造，其基本精神是人文主义。周代文化以上述政治、社会、经济为基础，向上发展而为“礼”和“乐”，尤其洋溢着人文主义的精神。
周公的制礼是一种综合与创造，用来节制人类情感的；作乐仍是一种综合与创造，用来调和人类情感的。礼与乐代替了宗教的仪式，也代替了宗教的情感，由神道的运用进而为人道的发扬，这是周代文化的特色。
乐是文化的一部门，属于文化最高形态之一的文艺。周代文艺的复兴，即自音乐的扩展而成。
中国上古各代帝王莫不重视乐教。各代帝王各以其新创之乐来教贵族子弟及其人民。周公气魄极大，他却能以六代之乐来教国子，即一为黄帝的《云门》、《大卷》，二为尧的《大咸》（又称《咸池》），三为舜的《大罄》（又称《大韶》），四为禹的《大夏》，五为汤的《大濩》（又称《韶濩》），六为周的《大武》，可说是兼收并蓄的大综合。中国上古的乐器是次第产生的，如金乐的钟（种类繁多），石乐的磬，丝乐的琴瑟，竹乐的笛、箫、管、龠、篪，匏乐的笙、竽，土乐的埙、缶，革乐的鼓（种类繁多），木乐的柷、敔等，都是在两三千年中陆续出现，且有种种演变的，而在周代却能完全齐备，蔚为洋洋大观，也可说是一种大综合。律吕之作，始于黄帝时的伶伦，其详盖不可考。虞舜时，八音已备。周人继续作精深的研究，益为进步。周的大师，掌六律、六吕，以合阴阳之声。阳声为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即是六律；阴声为大吕、应钟、南吕、函钟（林钟）、小吕（仲吕）、夹钟，即是六吕。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上述乐曲、乐器、律吕研究的综合，都包含有创造的成分。
周代学校的音乐教育最为重视。大司徒所施十有二教中有“以乐礼教和”一科，大司徒又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其中“六艺”中复有“乐”艺，都是西周乐乡的课程。师氏居虎门之左，以教国子弟。其中保氏所教六艺中的“六乐”一门，即为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较乡学远为繁杂。至“国学”的王朝大学，音乐课程分得尤为细密。“成均”可说即是一个音乐院。大司乐所教“乐德”为中、和、祗、庸、孝、友，所教的“乐语”为兴、道、讽、诵、言、语，所教的乐舞为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东序”中教南夷之乐，即“南乐”。“瞽宗”中教诗，为“春诵夏弦”，“弦”即以琴播其音节。可见西周时，上自贵胄子弟，下至平民子弟，人人都要受音乐教育。
周公制礼作乐，两者是相辅而行，有如车之双轮。周礼分吉、凶、军、宾、嘉五种，贵贱等级，以五礼的繁简来予以分别之。因为用礼之多，用乐也随之而多。再加上乐曲、乐器的繁杂，所以乐官亦复为之增多。其时乐官见于记载者，有大司乐、大乐正、大师、乐师、大胥、小胥、瞽、矇、眂瞭、典同、磐师、钟师、笙师、镈师、韎师、龠师、龠师丞、旌人、龠章、鞮鞻氏、典庸器、司干等名称。此外保氏、大司徒似皆精通音乐，否则怎能去教“六乐”？
古代的音乐、舞蹈、诗歌三者相连，今人称之为“三位一体”，西周时代亦复如是。因为西周音乐的空前发达，连带也使舞蹈与诗歌呈现空前的发达。
周公以六乐教国子，亦即同以六舞教国子。西周的乡学无舞蹈课程，当是包含在“乐”的一艺中。虎门的国子小学，由乐师教授小舞，有（左心右犮）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等名目；保氏所教的“六乐”可能偏于乐而无舞的。至王朝大学的“成均”，由大司乐所教的“乐舞”，则为六代的乐与舞同时教授的，自是属于大舞。“东序”的舞干、舞戈、舞羽，同是属于成人的大舞。九乐之所至，舞亦至焉，周代舞蹈之盛，也是集上古舞蹈的大成而有所创新。
诗歌之兴，自生民始。唯唐、虞以前，几全佚失。夏、殷二代，或因洪水为灾，或因战争摧毁，致作品流传者极为寥寥。及至周代，骤然大盛，此因不免受乐、舞的影响，而“殷尚鬼”之后的继之“周尚文”，在人文思想的鼓荡中，诗歌亦自易作蓬勃的产生的。孔子未删诗前篇什的浩繁，可以想见。
今存的《诗经》中作品，除《生民》一篇略带神话色彩外，其余所咏，都属于人文界的事物，周人的重人道而远神道亦可知。周人以诗合乐，三百篇均为乐章。《周颂》、《大小雅》、《二南》用于乐舞者尤多。如《周颂》的《昊天而成命》为郊祀天地的乐章，《清庙》为祀太庙的乐章，《我将》为祀明堂的乐章，《载芟》、《良耜》为藉田社稷的乐章。《小雅》的《鹿鸣》为宴群臣嘉宾的乐章，《皇皇者华》为遗送使臣的乐章，《四牡》为劳使臣之来的乐章，《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等亦为宴群臣的乐章。《棠棣》为宴兄弟的乐章，《伐木》为宴朋友故旧的乐章，《釆微》为遣戍役的乐章，《出车》为劳还的乐章，《杖杜》为劳远役的乐章，《湛露》为天子宴诸侯的乐章。“二南”的《关睢》、《葛覃》、《卷耳》、《鹊巢》、《采繁》、《采苹》等，都属于房中宴飨乐章。《驺虞》为大射的乐章。《大雅》中多追述周人祖先创业情形及寄寓讽劝之旨意，如何合乐，则不可考。《豳风》多咏周公的勋业，其合乐情形，亦不详。《南》、《豳》、《雅》、《颂》为周代社会发展的史诗，或尚武功，或美封建，或崇伦理，或重亲民，或务农业，或尊礼乐，莫不洋溢着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其余各国的风诗，或对政治得失有所美、刺，或咏各地特殊的民性与风尚，或写男女间恋爱之情，亦莫不富有人文主义的色彩。
至周代诗歌的表演艺术，王士祯《渔洋诗话》中说得很透彻。他说：“余因思《三百篇》，真如化工之肖物。如燕燕之伤别；‘籊籊竹竿’之思归；‘蒹葭苍苍’之怀人；《小戎》之典制；《硕人》次章写美人之姚冶；《七月》次章之写阳春之明丽，而终以‘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东山》三章之‘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四章之‘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写闺阁之致，远归之情，遂为六朝唐人之祖！《无羊》之‘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于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麾之以肱，毕来既升’，字字写生，恐史道硕、戴嵩画手，未能如此极妍尽态也。”
周代诗歌既与周代音乐不可分，因而周代诗歌的风格，亦与周代乐调相合。周代音乐以钟鼓为主者，诗歌则表现出宏大庄严的风格；其以琴瑟为主者，诗歌则表现清婉节制的风格；两者均为和平的中声。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说“《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便是指这种和平的中音。
西周的文艺以音乐为主，次为舞蹈与诗歌，均呈空前的灿烂。散文著作，亦较前代为多，而篇幅亦较长，《尚书》、《周书》今存者二十篇，《逸周书》五十九篇，尚有《周礼》一书。西周最伟大的文化创造者为周公旦，他不仅是大政治家，同时也是大音乐家、大诗人和大散文家。西周的文艺复兴可说是他一手扶植的。
此外，西周的陶器、铜器、建筑与雕刻均较殷商有进步。周代的“八材”——珠、象、玉、石、木、金、革、羽，各设专门技术人员，工艺的发展超越前古。此亦为文艺复兴的必然结果。
汉代的文艺复兴
春秋战国者，因封建制度的崩溃，王官之学流散到民间，而成为新兴的百家。儒家的孔子集古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大成，指出人类社会种种组织的最高原理为“仁”。“仁”即是爱人，以孝悌为本，推广而为“仁”，而为“忠”、“恕”，即是有差别的爱、由近及远的爱。他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人人都该坚决向“仁”的路上走去，即成为大和谐的社会与世界。他不谈怪、力、乱、神，完全发扬人类的仁道，故其思想为彻底的人文主义者。继孔子而起者为墨子，孔子讲“仁”，墨子讲“兼爱”；“仁”是有差别的爱，“兼爱”为无差别的爱；孔子从宗法伦理来论人道，故主张“仁”，墨子从宇宙自然来论人道，故主张“兼爱”；孔子是从周尚文，墨子是背周尚质。从周尚文，故重视礼乐；背周尚质，故反对礼乐。所以墨子是反对孔子的一个平民思想家。继墨子而起者为杨朱。墨子讲“兼爱”，杨朱则讲“为我”。“为我”即是绝对的个人主义，拔一毛而利天下都不为的。继杨墨而起者为孟子。他指斥：“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而重复回归于孔子，阐发仁义之说。继孟子之后的儒家有荀卿。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主性善则重视情感、重视教化；主性恶即重视理智、重视法治。所以荀卿虽为大儒，却不免偏智而不仁，转为法家张目了。
与儒、墨两家同具积极思想者为法家。有管仲、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韩非等人。法家尚法治，主要思想有三：一为重势而尊君，因人君一身为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不能不尊君而使有至高无上之权威；二为重术而任能，打破封建世官的制度，用人唯能；三为重法而明刑赏，即是要法令森严，使人民畏惧遵守。他们承认封建天下的崩溃，要促成专制政体与郡县制的实现。但他们基本的精神是属霸道而非王道，是物本的而非人本的。所以法家易于刻薄寡恩者在此。
与儒、墨、法三家采相反的态度者，为道家，以老子与庄子为代表人物。老庄讥斥仁义，厌弃法令，认为各种制度的因革损益，徒资纷扰，劳而无功，不如去智寡欲，任其自然，作无为之治。这种自然主义思想，也是反人文的，老庄一面怀疑政治的效用，另一面却肯定个人的价值，主张无为自化。社会制度苟有不利于个人的自全自适者，即应当予以裁抑减损；个人主义的极度发展，即又不免流于无政府主义；凡此亦为反人文的。
此四大思潮，相激相荡，使中国上古哲学开放出最灿烂的花朵，结出各式各样的成熟的果实。较之西方古典文化末期之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犬儒学家、后诡辩派、伊壁鸠鲁学派等，毫无逊色。唯战国之世，法家思想大行。秦用商鞅变法，富国强兵；魏用李悝、吴起，国力亦因而强大；吴起后复用于楚；韩则用申不害；竞尚军国主义，均为法家。后秦用李斯，尤能彻底实行法家的政术，遂得剪灭六国，统一宇内。李斯的尊君、集权、行督责与禁私学四者，使秦成为纯粹尚力尚霸的君主专制，复有用法而抑百家及焚书坑儒的实现，造成中国上古文化的空前浩劫。
从战国中期起，各国政治社会所受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渐淡薄，而反人文的物本思想却在逐渐浓厚，至秦的统一而达于极端。秦虽未完全摒弃儒术，却仅取以缘饰政事，其政治社会的基本精神则为反人文的物本。
汉代初年的政治，以秦的覆灭为鉴戒。惩于秦的法令繁苛，而行黄老的无为，与民休息；鉴于秦的刑杀之重，而谈儒家的仁义，培养生机；社会民生因得舒展生发。唯无为者，不免因循，故汉初典章制度多沿袭秦代，法家思想不久又继黄老而勃兴，此又为反人文的逆流。
楚汉之际，儒生佐高祖以定天下者，有叔孙通、陆贾、郦食其等人，是人文主义思想的抬头。惠帝除挟书令，民间藏书渐渐出现，乃有自由的学术空气。儒家经典次第被发掘后，汉室为立“五经博士”。文、景之世，鲁有申公，燕有韩婴，齐有辕固生，皆为《诗经》博士，为传诗的齐、鲁、韩三家。晁错就伏生传受《书经》而为书经博士。董仲舒和胡母生传《春秋》公羊家学而为春秋博士。至公孙臣则是传儒家别支邹衍之学的。到武帝时，又增《易经》与《礼记》两种博士。《易经》是由齐田何传丁宽、田王孙；嗣后有施雠、孟喜、梁丘之学。《礼记》是由鲁高生传徐生，又传萧奋至后苍；再传至戴德及戴圣，号为“大小戴”。汉人对“五经”的研究与发皇，使人文主义思想已凌驾黄老、申韩学术之上了。
文帝时，大儒贾谊阐扬儒家礼义之教，以代替申韩的刑罚。他认为“以礼义治民者积礼义，以刑罚治民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他的《陈政事疏》，即系发挥此种人文主义的政教主张，他虽以洛阳少年为灌婴、周勃等功臣所抑，而他各种建议莫不为汉室一一予以采用。大儒董仲舒采阴阳五行说而倡天人相应论，抑君权而述仁道，给汉代政治及社会的影响尤大。至武帝独崇儒术，罢黜百家，人文主义思想已为其时民族文化最高的指导原则了。
这是汉代文化的复兴，随之而来的是文艺的复兴。
汉代文艺的复兴，由于一种浩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在激荡，而其艺术的发展则为善于综合和创造。
汉代音乐，一方面为北方与南方的综合，一方面又为中国与外夷的综合。高祖定天下后，叔孙通因秦乐人制乐的传习，作《宗庙乐》，秦的《宗庙乐》大抵沿袭周代之旧，故为北方之乐；而高祖乐楚声，故唐山夫人所作的《房中乐》为南方之乐，类此情形甚多。鼓吹曲即短箫饶歌，后汉蔡邕说是黄帝时岐伯所作的军乐，可知是中国固有的东西。应劭《汉卤簿图》绘骑者执箛，箛即笳，则为北方外夷的乐器。可知鼓吹中已渗入外夷乐的成分。至汉代《横吹曲》，则完全是北狄输入的军乐了。汉代《相和歌》和《清商曲》所用乐器如笙、笛、筑、瑟、琴、筝、琵琶等，为南北乐器的混和，如琵琶非中国土产，则又为中国与外夷乐器的混和。张骞入西域，传胡乐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此则为由综合而创造了。
汉代舞蹈，亦复如是。雅舞中的《文始舞》袭舜舞之旧，《五行舞》袭周、秦之旧，均为北方的舞蹈。又作《礼容乐》，自《文始》、《五行》两舞演变而成。《武德舞》为新创，再演而为《昭容乐》。其后复有《四时》、《云翘》、《育命》等舞。此类新创之舞，是否融会南北，不可考。至于杂舞中，《公莫舞》、《拂舞》、《白纻舞》均为南北之舞，《鞞舞》、《槃舞》与《铎舞》则为北方之舞，《巴渝舞》为阆中之舞，已成南北混合局面了。
在南北音乐与中外音乐的混合与创造中，李延年为其时最杰出的音乐大家。在李氏之前，尚有高祖时的唐山夫人和惠帝时乐府令夏侯宽两人，亦都很出色。
因为南北音乐、舞蹈与诗歌的交流与混合，而产生汉代特殊优美的乐府诗。自高祖作《大风歌》、唐山夫人又造《房中祠乐》后，汉代乐府诗已逐渐兴起。至武帝时，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调都尉。复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多人作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乐府诗遂达于极盛。此后作者继起，佳作络绎不绝。
汉代乐府诗含有《三百篇》（即《诗经》）和《楚辞》两种血液。郊庙歌和燕射歌属于庙堂乐府，源自《三百篇》的《雅》、《颂》。而炼字锻句与造境的古雅幽深，每多镕铸楚辞技巧而成汉人的新创者。相和歌、清商曲和杂曲为汉代民间乐府，大率质朴真挚、凄惋动人，以使用民间鲜活语言，风格尤为明丽，可说是《三百篇》与《楚辞》的混血儿。《鼓吹曲》和《横吹曲》为军中的乐府，陈事述情，以峥嵘峭拔为主。《鼓吹曲》辞多为其时诗人所作，间有采自民间谣歌者，从风格与技巧来说，也为《三百篇》与《楚辞》的混血儿。混血儿，即是二者的交流、混合与创造。
汉代的五言诗，也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南北音乐与舞蹈的合流，赋予五言诗以适当的音节。南北诗歌的合流赋予五言诗以适当的形式。钟嵘《诗品》中说《古诗十九首》其体源出《国风》，是就作法上说的；于汉都尉李陵的古言诗则说其原出于《楚辞》，于班婕妤的五言诗则说其“原出于李陵”，可能是就内容的哀而悲来说的。若从形式上考察，《三百篇》和《楚辞》可说是五言诗的两个源头、两者的折中。《三百篇》形式复杂，间以三、五、六、七、九言，而以四言为其主体。四言以两个音步集成，非常整齐，与北方人的厚重庄严的气质相合。《楚辞》句法参差，长短自由，而以六言、七言为主体。六言、七言以四个或四个以上的音步集成，多跌宕之致，与南方人的活泼浪漫的性格相合。南北诗歌合流后，缺乏变化的四言诗形式，不足以表现复杂的思想与情感；长短自由的楚辞形式，有时也令人感到过于舒缓；于是折中的五言诗遂应运产生。若再细溯其根源，则又由于南北音乐合流后随新音乐而产生的。舞蹈随着音乐在变化，又是有着间接的影响了。
近人盛成氏于《唐代美术》中说：“摩诃兜勒（Maha Gand-haramahadhara）即大夏乐、大犍陀罗乐，由张骞带回长安，李延年因之作新声二十八解，由历山王带来的琵琶从此代替琴，箜篌代替瑟，成为乐府之伴奏乐器所谓新声，汉代五言诗亦出于此时。”又谓：“五言诗最谐和而纯洁，与中国及印度之四言诗均不同。希腊之五律制，系小亚细亚的弗里吉亚（phrygia）太古产品，亦为皮拉斯基（米洛斯文明的创造者）之遗物，纪元前七世纪左右，始由奥林波斯（Olympos）传入希腊。当时亚述、巴比伦、犹太等国，均用五律。五律由历山王于马上鼓吹，及手提之琵琶，带至中亚，传入匈奴及中国。”是说五言诗是受西方音乐及五律的影响，也即是音乐及诗律合流后的产物。汉代相和歌、清商曲和杂曲三类乐府诗，也都能受到外来音乐和五律的一部分影响的。
五言诗虽盛于东汉，苏、李的《河梁赠答》则作于武帝一代，正是“新声”出现的时期。
汉代文艺最大特色为辞赋作品产量的丰富，尤以武帝一代为最盛。武帝登用文学之士甚多，如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胶仓、终军、严葱奇等。他对辞赋非常爱好，如《朱买臣传》云：“邑子严助贵幸，说春秋，言楚辞，帝甚悦之。”又《司马相如传》云：“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既奏《大人赋》，天子大悦，飘飘然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君主的提倡，是汉代辞赋发达的第一个因素，此外，如社会的富厚、民族的强盛、乡学的发达、文字学的进步等，亦均直接促进辞赋的发达，而人文主义思想的空前扩展，尤有鼓荡辞赋家创作的大力。《文心雕龙·时序篇》云：“逮孝武崇儒，润邑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遗风余采，莫于比京。”是极扼要的论述。
汉人辞赋，源于《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可说是南北诗歌与散文的综合与创作。其抒情类作品，大抵如章实齐《文史通义·质性篇》所说：“诗人比兴，说客谐隐，即小而喻大，吊古而伤时，嬉笑甚于裂眦，悲歌可以当泣，诚有不得已于言者。”贾谊《鹏鸟》、《吊屈原》诸赋，司马相如《大人》、《长门》、《美人》、《哀二世》诸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及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均为杰作。骋辞类作品，大抵“恢张声势”、“务为纷葩”，受纵横家的影响，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诸赋，杨雄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蜀都》、《逐贫》诸赋，班固的《两都》、《终南》诸赋，张衡的《两京》、《南都》诸赋，均为杰作。记事析理类作品，大抵“因物造端，敷宏体理”。孔臧的《谏格虎》、《杨柳》、《鹗》诸赋，杨雄的《太玄》，王褒的《洞箫》，傅毅的《舞》，马融的《长笛》诸赋，又均为杰作。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赞云：“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这是指《子虚赋》篇而言。实际上相如所有辞赋作品，莫不含寓讽谏，即汉人所有辞赋，亦莫不含寓讽劝，为风、雅的延续。不过东汉以后，益趋靡丽，如挚虞《文章流别论》所云：“假象过大，则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而西汉辞赋则少有此弊的。
在汉代文艺复兴的机运下，散文文学也极发达。司马迁的《史记》流畅跌宕而富于奇气，叙述描写均臻极境，为一部光辉灿烂、千古不朽的历史著作，后人因之推颂司马迁为中国文章之祖。班固的《汉书》以谨严称，文采亦远不及前者。议论之文，贾谊的《过秦论》与《治安策》，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等，均为杰作。此外如诏、疏、表、记等类中杰作不可胜记，后人以“秦汉”之文并称，实际秦之仅有李斯《谏逐客书》为著；汉文却远盛于秦，而上溯春秋战国。至其气象的崇闳、风骨的豪迈，又出东周文之上。亦可说汉文是北方质朴刚健之文和南方清丽幽深之文二者的综合与创造。
上述汉代的音乐、舞蹈、乐府诗、五言诗、辞赋、散文等的发展，除五言诗外，余均在武帝时达到极盛阶段，可说武帝时期是汉代文艺复兴的最高潮、最高峰。宣帝及成帝时代继续保持此繁荣状态。其后因王莽篡汉，忽告中断。光武中兴，文艺亦随着呈现复兴气象，光武一朝功臣，大半属儒生，即是武将也都通儒；明帝及章帝两朝对儒术的提倡，较之西汉尤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东汉文艺又一时称盛，五言诗的发展尤为迅速。《古诗十九首》当即产于此时。
此外，汉代的建筑取周秦的传统，似亦有进展。武帝时宫殿建筑甚为浩繁。一般的都市建筑在辞赋中常有描写。雕刻艺术极富，朴质与雄伟的风格为今日中西学者所赞赏。其时中国与西方交通道路已开，雕刻及各种工艺品上的装饰纹样，可能已间接受到希腊艺术的影响。
汉代绘画，以写古帝王、贤、圣、功臣、孝子、烈女等一类历史画最多。次为写实作品，或写功臣，或绘美人，都含有讽劝意味，不离政教，汉室曾以绘画取士，其时人才众多可以想见，而作品中富于儒家人文主义思想和精神，亦可以想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