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校长办公室看到学员们三三两两走出教室，准备逛出校园，逛上襄江大堤优游，心里着了急。我急在心里却没辙，只能跑到教研室高声问道，怎么回事？学员怎么都走了？教研室的老师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回答我。
左敬棠走到我的身后，用胳膊肘捅捅我小声说，别发脾气了，没有用的。
怎么办呢？我问。
相信我吗？
救场如救火，还有什么相信不相信的。
那好，你让大家把学员都叫回来。我来搞个讲座，看看效果怎么样。
我点点头，转身就要求老师们去把学员重新叫回教室里去。
我的这道命令倒是执行得很好，大家一窝蜂地拥出办公室，把那些已经走到宿舍、花园、树荫下的学员重新叫到教室里去。左敬棠早就一个人背着手在阶梯教室里候着了。老师们完成任务后就站在教学楼下，三三两两地小声议论，指指点点，一个个挺胸凸肚的，好像古罗马的贵族们守候在竞技场的看台上等着看角斗士们杀死最后的斯巴达克斯。我陡然明白，这是要看左敬棠的笑话。我走到阶梯教室的门口一看，左敬棠正在黑板上写大字——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讲座。我的心一凉，完了，小小年纪就敢癞蛤蟆吹大气，竟搞出这么大的题目。我不忍看教室里即将出现的乱象，就离开了教室。但又怕控制不了局面，不敢走得太远，只能和老师们一样，站在教学楼前，静候审判。
左敬棠讲课的声音很大。尽管我因为害怕出现什么纰漏而拒绝接收这个声音，但这声音却电流般地不断烧灼着我的神经。而我，只能忍耐。左敬棠从工业革命讲到第三次浪潮；从雅尔塔体系讲到东欧巨变；从五四运动讲到改革开放；从资本主义讲到市场经济……我所担心的那个纰漏始终没有出现。到了后来，我和老师们竟然也听出了兴趣，不约而同地走上楼去，从阶梯教室的后门悄悄进入，坐在后排听他讲课。左敬棠见我带着老师们进来，越战越勇，在讲完正题后，又安排了互动时间，请学员们提问。那些学员们也是市里的一时豪俊，毫不客气地从外国到中国、从历史到现实提出了各类杂七杂八的问题。左敬棠竟都能应付。即使有些现实问题他一时解释不清楚，也会来两个洋炸弹，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中找出论据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洋炸弹也够厉害的，可以精确到什么版本的多少页码，由不得人不信服。
左敬棠的讲座是在一片自发的掌声中结束的。走下阶梯的学员们一边从讲台边走过，一边向他注目示意。还有些同学，停下脚步问他问题。左敬棠则拿起讲台上他那只罐头瓶做成的大茶杯，猛灌了一气，然后又到讲台一角的饮水机边接了一大杯水，接着喝。对于学员提出来的问题，他只是摆摆手说，以后再说吧，让我歇一口气。
学员和老师散尽，我来到讲台边。左敬棠兴奋地握着我的手说，校长，你得请我喝酒。
我说，走，喝酒去，我们一醉方休。
那个晚餐，我们没能喝酒。我们只是匆匆忙忙地完成了吃饭的任务就回到了办公室。我和左敬棠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以后的教学任务，总不能老是办讲座吧？左敬棠建议我把所有老师的教案都收集起来，搞一次突击检查，看是否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教学计划。检查的结果让我凉了半截腰，这些教案全都是读后感似的老八股。看来，老师们写讲用材料已经习惯成自然了。事不宜迟，我和左敬棠连夜把任务分成两份——我一份，他一份，重新撰写教案。整个培训班的教学任务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被我们俩全部接了过来，左敬棠也就这样成了我在工作中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培训班结业时举办的那场卡拉OK晚会，真正让我和左敬棠的关系深了一层。
那天晚上，学校在新食堂里为学员们加餐，学校的领导班子和培训班的老师都参加了聚餐。不断有学员来给我、给左敬棠敬酒。他们说着感谢的话，说没有料到自己真的会在培训班学到许多东西，特别是左老师的课，给了他们很大的启发。这些话我爱听。倒不是喜欢恭维，我是希望他们回去后把这些话传出去，给学校挣一点名声，让我以后的培训方案实施得更为顺利。我一高兴就喝了很多酒。我还给左敬棠敬了不少酒，感谢他灵活善战，感谢他劳苦功高。聚餐结束后，大家咋咋呼呼地来到刚刚装修完毕的舞厅。由于男多女少，只能有一部分人跳舞，另一部分人则相互拉歌。很快，战火就烧到我的头上。我音色虽不差，但音域不宽，平时在公众场合很少唱歌。但这次乘着酒勇，我居然接过了学员们强行递过来的话筒。可巧屏幕上出现的歌曲是《小白杨》。这支歌我是爱唱，可我最怕最后的高音部分唱不上去。我一边唱一边打着主意怎么混过最后一关……很快就到了歌曲的高音部分，我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但歌声并没有停下来，它好像张开翅膀的鸟儿乘着和风，仅凭滑翔就越过了崇山峻岭。一曲终了，掌声响起，我和众人才发现那是左敬棠拿着另一支话筒在为我帮腔。我当然不能贪他人之功。我走到他的面前，就着他的话筒对众人说，高音，这是我的高音。在一片掌声中，我紧紧地握了握左敬棠的手。
那段时间，左敬棠很忙。学校的培训班一个接着一个开班，他也就得一刻不停地讲课，从一门学科跳到另一门学科。剩下的时间，他还要不停地查找资料，撰写讲义。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了，上完课后径直来到我的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