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家的宅子，是一个大四合院。本来宅子和前面的大园子是连着的，解放后东西修了一条路，路北的闲园子又起了好些人家的宅子，他家的宅子就被挡进了庄里，和南园彻底隔开了。爷爷说过，这个家里最旺盛的时候，有四十多口人一个锅里摸勺子。如今，就空荡荡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这天早晨，他扫完天井刚一开门，玲玲就站在了门口。她瘦了许多，却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扑闪着一双传神的大眼睛，两手在胸前羞涩的捏弄着那只又黑又长的大辫子，掩饰不住深情地看着他。两年多了，因为她上学，更有意躲着她，民国都没见她几回，今天一见，倍觉亲切，却有些不知所措。还是玲玲打破了尴尬，她轻声说，我要到省城上高中去了，很远，不知啥时能回来，和你说一声。你……你有事吗？话没说完，她眼里的泪花就满了。民国木然的有些结巴了，惊诧、羡慕而又失望，呐呐地说，没……没事，你……你去吧。他觉得，玲玲离他越来越远了。
南飞的大雁哀鸣了一夜，南园的笛声诉说了一夜。老支书心疼地看到，民国的眼睛哭肿了。
1967年的冬天，天冷的特别早。
民国在灶膛前烧火，一边看书。他眼角已爬上了鱼尾纹，胡须不应该的散漫着，两只手不时交替着伸到灶口烤火。灶膛通着里屋的热炕，依然抵不住室外的寒气。空落落的屋里，叫人觉得格外发冷。本来，他家宽大的厅堂里，放置着大方桌，大椅子，靠边有沙发，全都雕花镂刻，大户人家气派，但早就没了。爹没出事前，一直说要把他娘俩搬到城里住，就什么家什也不置办。如今，屋中间放一个蒲墩，蒲墩上放一块不成形状的木板儿，一圈又围了几个蒲墩，就是民国的全部家俬了。那些书都整齐地放在炕头边的窗台上。枕头边上，躺着那把笛。那笛身的枣红色依然光亮，上刻两行蜡金小篆：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看似很洒脱，民国却觉得悲凉。
刚解放那年，1948年秋天，他刚上学，爹还没回国，家里的东西就都被分了，是爷爷主动要求分的，粮食、地也都分了，家什连个小板凳也没留下。老支书——那时还不老——觉得过分了，就说，这四合院就留下吧，兴许以后还是咱庄里的宝贝。地都主动献了，地主咱也不划了，就算中农吧。爷爷满是感激，多亏你，多亏你，眼里却满是心酸。过冬，爷爷就死了，没能见上儿子。死前，他拉着民国的手，对儿媳娘俩说，别怨我，我是用东西给你们买平安，那些东西早晚是人家的，现在交了，兴许他爹回来能得上劲。
民国想着，眼圈就湿了。爷爷的眼光可谓远矣，爷爷的用心可谓苦矣，可他临死的担心，最终还是变成了残酷无情的现实。爷爷死后，娘一连好几夜没睡觉，一个接一个的编蒲墩，把那麦秸一束一束编成像大姑娘的辫子，一圈一圈盘起来，就成结结实实一个蒲墩了，一直编到爹回来。
爹送他了这把笛……
民国想心事的档儿，老支书已在他门外转了好几个圈。他瞅瞅那两扇已经变了形的旧门，就忍不住叹息。最后，还是无奈地拍了两下。民国开了门，叫声大爷。老支书进得屋来，环顾一圈，虽是家徒四壁，却满屋里干净利落，连那灶前的柴禾也理顺着，一丝不乱，心里不免生出无限辛酸，差点就落下泪来。墙上的毛主席像，目光慈祥地看着他，紧闭的嘴唇似要讲出深邃的哲理。老支书满是敬畏地凝望着他老人家，心中无声的叹息。昨天晚上，大队里那盏煤气灯都熬没油了，他也没说服宋继良和公社主任。宋继良已是村里的民兵连长、支部副书记，他坚决和公社主任站在一边，明天成立宋刘村革命委员会，成立仪式上，给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民国带帽。老支书愤懑地说，一个好好的年轻人，没爹没娘的，你们咋忍心？你们这不是明摆着要毁了他吗？公社主任恼羞成怒，列举了老支书种种右倾错误，宣布立即撤销他的支部书记职务，由宋继良担任明天即将成立的宋刘村革命委员会主任。老支书想着，心里不觉又一阵酸楚。
民国呀！他目光游离，不敢再看伟大领袖的眼神，漫无目的地叫了一声，民国答应了，他却没有话说。民国诧异了一会儿，心里有些明白。一年多来，周围村子发生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听说城里更厉害。昨天下午，离村子不远的国营农场，来了一群游行队伍，群情振奋地绕村子转了一圈，队伍前面，有一个脖子上挂大牌子的人，被凄惨惨地推扯着，象早先斗地主一样。民国认得，这人是国营农场的场长，听说打日本鬼子那时，是这一带有名的武工队长，竟也这么惨。民国从人们的议论中知道，宋刘村早晚会有事发生。特别是宋继良在街上碰到他的眼神，叫他明白，他爹的账，没完。
老支书拿过民国手里的书看了一下，是本《论语》，又递给他，压着声叹口长气说，孩子，先别看这些书了，都收起来吧，以后再看，听话。民国答应着，就去收书。老支书说，用布包好，先拿我家放着吧。民国问，这本拿么？老支书看了一眼，是本《工具大全》，就说，想看留下吧，闷得慌了也能解闷儿。书包好了，老支书说，走，到大爷家去。
天还早，街上没人，一老一少出了门，西北风割耳朵似地刮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