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徽文学》2018年第01期
栏目：短篇小说
老头子今天有点异样，说是早上听到了乌鸦叫。他老是叹气，反复讲，妞妞怎么才12岁，什么时候才能给她找工作。
老头子在中医院调理心衰，看起来状态不错呀，怎么总说丧气话。我叫他别胡思乱想，他伸出三个手指，说，我今年73。
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老去。
老头子年轻的时候生活苦，后来条件好了没几年，变成三高，犯过两次脑梗，心脏也不好，楼里楼外的人都说，这老头坚持到现在，很不容易了。但我总觉得他头脑清醒，面色红润，也不像要去鬼门关的样子。老头子身子虽不好，却喜欢操心，什么时间起床，中午吃什么，妞妞什么时候做作业，看多长时间电视，都是他说了算，你不能有半句忤逆。
老头子预备睡了，要我给他按脚。我说：“你还真是老太爷，吃饭前刚按了一个小时。”老头子把眼一瞪，气呼呼吼：“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抢白他：“你再乱发火，如果血栓犯了，看谁服侍你。”老头子把牙咬了，扔个枕头砸我。母亲给他摸摸心口，说：“人一生病，脾气就会变坏，都别说了，对谁都不好。”唉，老头子的脾气就是母亲惯的，对他越好越是没有好脸色。
半盏茶的工夫，老头子胸部不再起伏。他朝我伸手，我把手给他握。他说：“拖累你们了。”我觉得眼角有东西掉下来，用手擦，却是眼泪。我抚他的头，又给他捏捏腿，临走了，他笑了，异常灿烂，还挥挥手。
晚上和朋友喝了点酒，头昏昏睡觉。12点多，电话铃响，死了亲娘了，打个没完。别是单位里出了什么事，挣扎着去接，却是母亲，电话那头哭了起来，说老头子怎么都推不醒了。
酒意全无，头发根根竖起来，灯也忘了开，摸黑穿了衣服，袜子却寻不着，又以为是幻觉，忙给母亲打电话确认一下，光脚靸了鞋就跑。
出租车不紧不慢地溜。七个路口六个红灯。晚上没人红灯还这么久，交警的脑子是怎么长的。窜到医院，电梯又不行，气喘吁吁爬到六楼，手脚已经酸软。老头子的病床已经围了一堆白大褂，抽血的抽血，看血压的看血压，老头子张着嘴，呼噜很大，就是醒不过来。我对着一群白大褂喊：“你们赶快抢救呀，你们都是白衣天使呀。”带黑眼镜的小子看来是值班医生的头，他一头大汗地说：“可能是脑溢血或者脑梗塞，无论是什么，人昏迷，就很严重了。但急也没用，已经发生了。”我说：“你们这些人穿白大褂都不惭愧吗？医术这样，还敢值班，主任们呢？”值班医生头低着不敢说话，黑眼镜咕哝了一句：“你们家领导值夜班呀。”
CT拍来了，确定是脑梗，面积很大，非常危险。神经内科来会诊，和母亲谈了5分钟。母亲捂着头说，我现在头脑不清醒，你和我儿子讲。医生又把病情说了一遍，昏头昏脑全没记住。我让他直接说怎么救。那小子说，要么溶栓，要么保守治疗，但都要转去ICU。
深夜1点，我像苍蝇一样厚着脸皮打了一圈电话，询问了所有认识的学医的人，终于明白保守治疗和等死其实差不很多。签字，签字溶栓，签字进ICU，手有些抖，10分钟才签完，签完才发现，前面写些什么都没看。夜黑，静得怕人，鸟雀都不喊一声，只有老头子病床的轮子吱吱地叫，提醒我们在不断前行。进了ICU，还没看清屋里摆设，医生就把我们推出来。大门冰冷干脆地关上，竖着耳朵听，什么也听不见。门口的灯亮着，照见右边挂着的一块牌子，“重症监护科”。这时弟弟来了，埋怨我怎么就签字进来了，这里面就他妈是鬼门关。母亲提着塑料面盆要进去陪护，按了门铃，半天才有个大嗓门说，家属不能陪护。
时间一分一秒地数过来。母亲说冷，可怎么也不离开。
天一丝丝亮了起来，门开了一条缝。母亲急吼吼去问，神经内科的兄弟说已经做了溶栓，所幸没出血。过后一想又不对，我跟他算哪门子兄弟。母亲坐在凳子上哭起来。我握着她的手，说怎么就哭了。她说夜里太紧张，忘了哭了。我抱着她，尽量让她感到温暖。我也明白，她和老头子之间的感情，也许是我们这些小辈永远无法理解的。
过道来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干净、斯文、冷漠，手上提着饭盒，对着门铃喊：“5号送饭。”护士接过去，门咣当一声又关上。女人在门口站了一下，发了一会呆，复又坐下。点头打了个招呼，她说她住在滨湖，每天早上坐第一班车过来，给先生送饭，然后等到11点探视。我问她先生什么病，回说尿毒症加上心衰。我不敢说话，她倒很镇定，说病危通知书下了几次，但我相信，他一定能挺过来。母亲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她说一个女儿在国外，靠不上。母亲下意识看看我和弟弟，似乎略有安慰。
女人话不多，开始低头鼓捣手机。长凳上的人都是忧心忡忡，夜总算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