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爱用时间的长度，去衡量感情的硬度，却常常忽略了爱情最初建立的第一块石头，忽略了时间所承载的两人生活。结婚60年，被喻为钻石婚，表明两个人的爱情始终不渝，经历了如此之久的时间检测。其实，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外部判断。
60年前，当田敏和徐棠——这两个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刚刚萌发时，历史就已注定，他们的感情从一开始，就必须拥有比钻石还要坚硬的品质，才能经受住比时间更加严峻的考验。
这一点，对徐棠来说，或许更为重要。
一切应该是从1946年初秋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开始的：徐棠从观海二路53号的家里出来，与住在观海一路2号乙的田敏在街角相遇。这是一次美丽的邂逅。尽管他们两家住得只隔了一条街，也曾在某个场合见过面，彼此有所了解，只是没有单独接触过。这是第一次，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面对面，相互倾谈……
那是一个血与火的时代，时局动荡不安，生活风雨飘摇，未来充满了变数，每一个关心民族命运的年轻人都面临着人生道路的抉择。在这样一个宁静的秋日，两个彼此相悦的年轻人都能说些什么呢？
徐棠的心也许还沉浸在半年多以前那个流血的夜晚。
1945年12月16日晚，徐棠、费筱芝、郑荃等6名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从各自的家中出来，走上街头，张贴反甄审的标语。这几个青春刚刚开始的教师和学生，当他们走出家门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即使他们的父母，也不会料到，今夜，他们当中将有人永远不能再回家！
他们太年轻，不知道政府的强大和专横。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他们曾经对政府充满了信任和期盼。可是抗战胜利了，沦陷区成了恢复区，恢复区的毕业生和在校生却被国民党政府视为伪学生，一纸强制性的《恢复区各县、市小学教员登记甄审训体办法》，他们就要被甄审和被训练。不然，不得任教，不能报考大学。面对带有侮辱性的甄审，青岛和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师生一样，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甄审运动。
个性独立、追求正义的徐棠理所当然地成了组织者之一，她在广州路小学当教员，让她无法忍受政府规定的，不仅是失业威胁，还有它的不公正，它的精神歧视和政治专制。
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凛冽的海风从不远处的海面上吹来，不多一会儿，他们全身就被冻透了，可年轻人的心依然滚烫火热。连日来，建立师生联谊会，商讨对策，去政府请愿，与教育局的官员谈判……这些第一次走向社会，以和平方式争取正当权利的年轻人，情绪高涨，斗志昂扬，每时每刻都处在为民主而战的激奋当中。青岛市教员学生联谊会部署，今天晚上，要把反甄审的标语贴在市区的主要街道。已近半夜12点钟了，六个人分为两组，绕着市政府周边，分头贴完了几条街道之后，来到莒县路路口会合。他们发现刚贴出的标语就被特务撕掉了，街口有警察在巡查，气氛非常紧张。自运动开始以来，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大家有些忐忑不安，商议决定按原路线贴完手中的标语就回家。徐棠这一组顺着原路回去了；费筱芝、郑荃、丁日昕三人沿湖南路一边走，一边贴标语。当走到江苏路路口时，只见两个警察迎面走来，看到他们手里拿着纸张和糨糊桶，便厉声喝问：干什么的？就在他们不知如何应对时，贴着墙角的费筱芝突然闪身拐过路口，向江苏路跑去，一个警察紧追了上去……郑荃在多年以后的回忆录中写道：“霎时间听到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只听费筱芝大叫一声，声音异常恐怖凄惨。”
青岛文德女中年仅20岁的英语女教师费筱芝倒在了江苏路小学的门口。一颗炸子炸开了她的股骨，如花的生命随着鲜血急速流淌遽然逝去……
今天，在网上，我们可以找到费筱芝生前的照片：永远不会变白的秀发；永远不会苍老的容颜。凝视着这青春洋溢的脸和一双清澈纯净的眼睛，你无法把这个文静姑娘同恐怖的夜晚、残暴的枪声、凄惨的尖叫联系在一起。
徐棠一生也忘不了第二天凌晨那急促的敲门声，一个神色惊惶的同学站在门口告诉她：费筱芝被开枪打死了！
这怎么可能？这样一个温和柔弱的女子怎么竟这样被杀死了？她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公民在向政府表达自己的看法！
费筱芝被杀震惊了全国！鲜血染红了这个年轻女教师的青春年华；鲜血惊醒了徐棠的心：国民党政府已经成为一个害怕人民，与人民为敌的政府！面对淋漓的鲜血，徐棠心中充满了悲愤，充满了对正义公平的渴望；就在这一刻，她从信赖政府依靠政府，坚定地转向了反政府的立场！
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为费筱芝守灵；召开追悼大会；旁听对凶手的审判……当激烈的活动结束之后，一切又归于平静。“时光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可是徐棠的心已经回不到过去，费筱芝那张年轻而沉静的脸总是在她的眼前晃动。因为参加反甄审，徐棠被学校解聘了。在那些愤懑悲痛的日子里，徐棠开始进入一种等待。无奈之下，等待是唯一的力量，耐心等待，等待着有变化发生。她再也不愿意像以前那样平淡而自足地生活下去了。
徐棠生长在一个经济不富裕的职员家庭，与世无争的父母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培育儿女，教导徐棠和她的姊妹们在乱世里独善其身。他们或在学校教书，或在银行做职员，尽管收入微薄，却都安分守己，平和度日。唯独徐棠不甘于这样生活下去，她特立独行，性格率真反叛，执着地追求着属于自己的人生。这注定了有一天她将给这个平静的家庭带来巨大的不安。
1946年的徐棠，还不知道在她将要选择的人生道路上充满了艰险、坎坷和诸多磨难，这些属于她的日子都还没有来临。她年轻美丽，充满憧憬，富有自信，周围不乏热烈的追求者，但没有一人能真正打动她的心，直到有一天，田敏出现在她的面前。
按今天谍战剧中主人公的形象标准，来挑选特工人员，田敏显然不能入围。他相貌普通，个头不高，行动也不敏捷，说话不紧不慢，做事慢条斯理。如果不是眉宇间流露出一股刚毅果断之气，让人感到他那种气度不凡的特质，你很难相信他的传奇经历。
站在徐棠面前的田敏虽然只比她大一岁，却已有着丰富而传奇的经历了。徐棠早已在同学和朋友中间听到很多关于他的故事。几个月前，在和朋友打乒乓球时，朋友介绍给她看：一个穿着美式便军装的年轻人站在边角上静静地观看着比赛，他就是田敏。
几天后，朋友又悄悄对她说，田敏去解放区了。
在这个秋日宁静的上午，在这条幽静的街道上，他们不期而遇了。尽管两个人是第一次说话，徐棠却觉着自己好像与田敏相识多年了，她第一句话就问：你怎么回来了？
1943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正在青岛礼贤中学读高二的田敏瞒着父母，离家出走了！天生叛逆的田敏试探过父亲，露出他要去大后方的念头。父亲坚决不同意。田敏暗暗作着准备，以父亲的名义到父亲投资的工厂支取了400元钱，又带上两块手表，可以在路上变卖。害怕被父母发现，吃完晚饭，田敏装作出去逛街的样子，空着手出门，直奔火车站。按照约定，同学谭铸新早已在站口等候。一会儿，妹妹把行装送到了火车站。
列车在暗夜中开动，两人兴奋不已：终于脱离沦陷区，不再当“顺民”了！谭铸新是田敏初中最要好的同学，两个人曾在课堂上用日文一起嘲笑日本老师是一头猪。后来，田敏上了高中，两人就不在一起了。有一天，心情郁闷的田敏在栈桥遇见谭铸新，说起骄横的日本人，说起无法忍受的亡国屈辱，两个人热血沸腾，越说越激昂：走，到后方去，参加抗日！
他们坐火车从胶济线转津浦线，走陇海线，到亳州。在亳州下车，黄泛区汽车不通，他们徒步走了四天到达洛阳。在洛阳战区学生招待所，谭铸新加入了国民党部队的抗战宣传队，与田敏分手。田敏的目标是去重庆，考军校，上战场！
在从宝鸡到重庆的长途客车上，田敏引起一对夫妇的注意，夫妇俩40岁左右，女的秀丽端庄，男的温文尔雅，一派学者风度。交谈中，田敏说要到重庆去考军校。男的说，上军校干什么，好男不当兵。你去同济大学读书吧。校长丁文渊我认识。他摸出一张名片，在背面写道：文渊兄，此介绍侯君，从沦陷区来，是学德文的，望予以关照……
田敏翻看名片的正面：赖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西北联合大学校长。
既定的目标决不改变，田敏没有听从这位著名学者、日后成为国民政府教育次长赖链的好意劝告，他没有去同济大学找丁校长。来到重庆后，他把赖链的名片当作介绍信，递给了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考官，赖链成了田敏报考空军航校的证明人。1943年12月田敏如愿以偿地进入军校，成为一名空军学员。
一年半以后，田敏被训练成一名可以放单飞的空军飞行员了。
这期间，他先是与一百多名学员在昆明进行了半年培训；1944年6月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接受美国教官的飞行训练；11月，经考试淘汰，剩下的包括田敏在内的90名学员，作为抗战时期到美国受训的中国第13批飞行员来到了洛杉矶。
半年后，即将毕业时，命运戏剧性地在田敏的人生道路上立下了一块转向牌。一天，在餐厅就餐时，性格刚烈的田敏打了一个无端凌辱他的轰炸员。看似偶然事件，实是田敏积蓄已久的爆发。自到重庆后，田敏内心的失望就日益加增，他所耳闻目睹的同他原先在沦陷区想象的大不一样。空袭警报声中，照样灯红酒绿，一片歌舞升平。和他一起来美国受训的同学中，有不少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孩子，这些高干子弟好像是来美国度假似的，兜里有花不完的美金，买通了教官，晚上翻墙出去参加舞会……难道将来就要在这些人的指挥下作战？田敏心中非常郁闷。
违反军纪被关禁闭，引发了同情他的学员们罢课、罢食。上面派人调查处理时，发现了田敏在日记里发泄了大量对国民党政府黑暗腐败的不满言论。原本一件小事酿成了政治事件。
1945年6月的一天，田敏被押上一艘运兵舰，回国接受军事法庭的处罚！
船还航行在太平洋上，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白白上了两年的军校，未能为国征战沙场。这样的结局，真是无从预料，田敏心里充满了遗憾！
一扇门关闭了，另一扇门必会悄然打开。只是不知道，这扇门的后面通向哪里。田敏回到重庆，在军法处看守所短期关押被释放，他彷徨不知向何方去。此时，竟然是两本小册子，打开了田敏人生中另一扇门：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
这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张治公送给他的。
田敏刚到重庆时，曾住在流亡学生宿舍，与张治公等人朝夕相处三个多月。两年后，田敏到西南联大再见到张治公时，他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了。
两本小册子改变了田敏的一生。尤其是《论联合政府》，让原本在他心里只是一个模糊概念的共产党清晰起来。“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文章里所描绘的无比美好的愿景，说出了田敏的心愿和追求。他认定，能够给中国人民带来美好前景的只有共产党。
田敏决定奔赴延安，走到中途因故而未去成。1946年7月漂泊了3年的田敏辗转回到青岛。母亲告诉他，弟弟侯健民已是“八路”，正在解放区。8月底的一天，田敏和山东大学的赵劭坚等一行6人，在侯健民的带领下，进入胶东解放区。在五龙县（后划归莱阳县）的一个小山村里，在一家农户，田敏见到一个身穿“二尺半”大黄褂子，外貌却很儒雅的人，他就是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宋子成。
一见到共产党的领导，田敏就提出要入党，他认为同入国民党一样，填一张表就行了；接着又提出要去“八路”设在佳木斯的空军学校当教官；再不然就留在解放区参加革命。宋子成说，你们年轻人，思想一进步就要到解放区，国民党正准备打内战，有很多地方需要你们。
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和培训，宋子成派遣田敏和侯健民返回青岛，建立了侯健民地下情报站。情报站就设在他们父母的家里——观海一路2号乙。
父母完全清楚自己的孩子在做什么。田敏的父亲侯芝庭是同盟会会员，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1912年，孙中山从济南乘火车到青岛，在高密站停留，会见时任高密县高等小学堂堂长的侯芝庭，将亲笔题书“高密县同盟会留念”的照片赠送给他，并应侯芝庭要求留下了“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句流传甚广的训示。
北洋政府时期，侯芝庭曾任京兆养济院院长、宛平县和涿县知事，又在山东即墨县、禹城县先后任县长。“七七事变”后，他带着全家逃避战乱，辗转来到青岛。敌占时期，侯芝庭拒任伪职；抗战胜利后，他看透了国民党无可挽救的腐败，不再与其合作；1946年8月，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侯芝庭有12个子女，其中有4个孩子参加了地下党。他和妻子十分清楚孩子们肩负的使命和面临的危险，他们无所畏惧地与孩子们站在一起。
凭着父亲的社会声望和参加空军到美国受训的经历，1946年9月，田敏成功地打入了青岛警备司令部，在参谋处情报科任上尉参谋。
在那个宁静的秋日上午，由于可知的和隐而未知的原因，田敏和徐棠在各自走过了一段人生之路后相遇了。听到徐棠的问话，田敏毫不顾忌地用宋子成的话回答她：革命不一定在解放区，在城市也一样革命。徐棠似懂非懂地听着这些话。在那一刻，两个人的心里都涌动着相同的感觉：面前这个人，将是自己一生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伴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