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北新桥最干净。这里看不到外国人，连外地人都很少，过个黄毛蓝眼的洋鬼子，人们使劲远远地围着，看猴一般，并猜测是东欧哪些国家的，罗马尼亚，什么什么尼亚。前些年剋了美国佬，人家肯定不来。
在十字路口东南边的委托商店前有个不大的空场，空场上集中着蹬三轮的。车夫们吆五喝六，早晨在这里集合，互相招呼着干活，下午四五点钟就散了。有的给家里捎上点酒肉，更多的捎上点玉米面。有一进家门就铺开报纸提笔练字的，有抄起胡琴就拉两段的，也有拿笤帚疙瘩打老婆的，更有被老婆打的。等家家的煤球炉子冒烟以后，胡同里安静下来，这时要过个人，看背影都知道是谁。
要是还有人在活动，那准是街道的积极分子。她们多是家庭妇女，是小脚侦缉队的同行。
那年月的北京人，臭毛病很多，心里都有个小九九，表面上不排外，但分得清先来后到。有心窄的，兴许在心里画上条三八线。知道谁是老派的，谁是维新的，谁是刚解放进城的，谁是打逊清就跟这儿的。张雅娟在解放头几年前进城，在老北京里是新北京，在新北京里是老北京。她也穿过几年大褂，念过几天学堂，多少认识点字，上青年会参加过团契，唱过几天教堂的洋歌，有个好嗓子，好戳个儿，好身板。看报有点儿费劲，写字缺胳膊短腿，但都能应付；能做针线活，但有时总犯懒；多少能讲讲话，不云山雾罩，但也不抓重点，好在通俗生动，胡同里的人爱听。她热情而周到，什么事都爱掺和，街道扫盲班结业以后，也知道自己出身优越，知道什么叫工人阶级，懂得妇女能顶半边天。只是丈夫待她在私房时候使不上力气，感情也就那么回事。
每当大略归置好屋子，轰丈夫到工厂上班后，整条胡同就数她最忙活，她有着使不完的力气，都是在床上攒下的。在“除四害”的节骨眼儿上，今天各家发老鼠药，后天领苍蝇拍，发点敌敌畏，给点六六粉。那时候“四害”真多，怎么也打不完。街道就派人来打，捎带着把各家养的狗都打了——是她领着打狗队，挨家掏了老窝。那凶巴巴的大黄狗，脖子上架上杠子就咬不动了，乖乖地被街道押反革命一样押走，打死后都给炖了，谁积极，谁多吃多占。
这一片原都老派的旗人，不吃狗肉，也不穿狗皮衣服，顶多贴贴狗皮膏药，再痛恨也不敢说，各家跟狗亲的孩子哭得死去活来，暗地里朝张雅娟的背影扔石子，拽沙子。原本人们的爱国热情很高，都盼着将来能有点儿出息，大家都是街坊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可就打这事起添了堵。
这天的工作是给居民发喷壶代收清洁费。喷壶每个两毛。有的人家不大想要，但这天秋高气爽，看别人家要，也就要了。而到81号孙家这里，孙家的儿媳有点儿不大乐意，还要收两毛的清洁费，这再添一毛，犄角旮旯捡几分，五毛六就够买斤肉了。张雅娟这天来收费，是举着刀割她的肉来的。
孙家媳妇正色道：“能不买吗？”自打换了新版的人民币，她把家里的、私房的钱都攥得更紧了，好像能攥出油来。颁布了《婚姻法》，能离婚了，别哪天再被人给踹了，当暗门子都没地方。有旧式的姨太太大小姐，男人跑了，家里败了，八大胡同封了，只好在自家里当暗门子。
她听丈夫念过首平仄不合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你真要自由去了，我可就被抛了。
“不行，人家都买了。”张雅娟工作认真，态度远超街道办工厂的工人。
“这玩意儿哪值两毛？以前老鼠药苍蝇拍都是白发的。”
“瞧瞧，喷壶嘴是铜的，卖破烂还能卖八分。以前都没要钱，这次不正好？这不是买，这是交、交钱。”
“别人怎么样不管，居委会总不能强买强卖。”
“哟，就你家院子大，你家搞特殊？”
二人都不好惹，没两句就戗戗起来。而这时，太阳越升越高，刚一发力，把同院的关志承晒出来了。
关志承一脸的没睡醒，披了件旧的对襟小褂，那蒜疙瘩的盘扣还没一一对上，满眼的眵目糊，嘴边的胡子茬儿永远剃不干净，似一个按时吃饭的人从不按时擦嘴。下身是黑裤子，光脚穿一双小圆口的布鞋，右脚的大脚趾把鞋顶了个窟窿。
“这是谁呀，大清早吵吵。”他满嘴喷出了酒气，仿佛在秋高气爽中下了场大雾，把满院子挂露水的鸡冠花指甲草都打蔫了。
那时的关志承少年老成。关家和孙家都有文化，全院就这两户。关志承从小上学不大用功，但聪明，爱看闲书，多知多懂。这年他刚刚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填表时写了，愿意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另一面，又提出父亲有高血压，希望组织上照顾。结果一毕业，就在马路北面的二百二十中教书。学校临着街，跟家隔街相望，从屋顶上走，500米都不到。教的是语文，正对了他胃口，那几篇课文早已背熟，从不用教案，张嘴就侃，随手写几个漂亮的粉笔字，能把黑板撑得满满的。那学问对高中生有富余。在大学生稀缺的年代，他毫不费力地找到工作，不累，轻松，还不耽误他喝酒。
关志承从小就爱喝酒，是他爸爸关老爷子教他的。关家是瓜尔佳氏，在旗，原先住帽儿胡同东起路北第三个门。清朝倒台了，关老爷子在银行谋上事由，每天晃晃悠悠，还能把差事应付了。在关志承小时候，他性好诙谐，逗儿子倒酒喝，看儿子狗一样吐着舌头扇风，十分开心，没承想逗出个酒鬼来。每天晚上，关志承酒杯里泡的不是俩樱桃、仨大枣，就是半个烂桃，经常喝得五迷三道，满院子耍酒疯。好在也不大闹，顶多说两句不着调的话，就指不定在哪儿睡了。破坏性不大，可到处散德行，害得关家在孙家面前抬不起头来。关老爷子时常堵着大街门口扯着公鸭嗓大骂：
“关志承！二百二十中老师，喝——酒！”
“关志承！二百二十中老师，喝——酒！”
……
这下德行散得更大，整条胡同都知道了。
关志承每逢说话以前，要先比画个动作，每次比画得都不一样，但还能总结出点儿规律来。他最多的比画是右手在面前翻着手掌一甩，表示什么都不在乎，或者往斜上方一指，表示很遥远的地方或那边、那里，手还不伸直了。而每次，说话都比动作慢一两秒，收工后才开口，像是领导讲话前先给自己鼓掌。这次他的动作更大，在横扫乾坤后才说：“妹子，嫂子，总共不就两毛钱的事吗？我给了！”
“别别，我只是多说了两句，这里哪有您的事？”孙家媳妇窘了，缠上这个酒腻子，再简单的事也会变得复杂。
“谁说没我的事？咱街里街坊的谁跟谁？”关志承的重音都在每句话头一个字上，掷地有声。
“啊，不不，我是想问问卫生费的事，我们家一向都是自己搞卫生，今儿早晨门口刚扫完，这不张……”她不知称呼什么好，“大妹子就来了”。
“卫生费不给街道，给扫大街的，小三子他爸。”张雅娟不冷不热，不软不硬。小三子他爸姓平，人称平老头。解放前是骆驼祥子，解放后蹬不上三轮就负责扫大街，每户每月收两毛，养活小三子和他俩姐姐。当孙家媳妇反应过来时，她觉得把关志承和张雅娟都得罪了。她想赶紧掏钱，还想得找个台阶下。关志承大手一挓，就差抬腿跳起来：“别怕，以后你们家卫生费，我包啦。我少抽盒烟就有啦。咱老街坊，谁跟谁……”
他接着对张雅娟说：“我姓关，您姓张，咱们是关张啊，就差赵子龙了。”
张雅娟说：“那让您家芝兰也来居委会吧，别老脱离群众。”
孙家和关家是有渊源的。这一切在张雅娟眼里门儿清，她知道在内心深处那个上锁的小匣子里，他们都把她当外人，嫌她文化程度不高，不是老门老户。无论怎么拉家常，都亲近不起来。而且这两户出身都不好，都没自己进步，要好好培养教育。这里是孙家的私产，那孙老头儿也不知跑过什么买卖，横竖是有俩糟钱，解放前趁着房价低，买了81号这么个院子。虽是一进，坐南朝北，但方方正正，十分宽敞。北房是正房，两边都有耳房，东西厢房也齐整洁净，南房三间，西南角是厕所，院里常年种着堆积如山的花草，有一整棵的小石榴树，夏天能结出不少石榴，个儿小太酸，没人正经吃，都被邻院的孩子摘了来玩。还有两盆大棵的夹竹桃，长得十分茂盛。现在都说夹竹桃有毒，不卫生，但家家都种。想到这里，张雅娟打上了夹竹桃的主意。
孙老头儿是胡同里穿大褂的最后一人，他每逢出门，无论是买菜、访友还是遛弯，都会穿上浆洗得发白的大褂，认真扣上每一个纽子，拄上罗汉竹的拐杖。他没留胡子，戴个眼镜，没什么仙风道骨，只似个普通的、念过几年书的老人。每条胡同都有这样的老人，他们证明北京曾有过过去。孙家媳妇跟丈夫孙旭说过：“让你爸早点儿脱了大褂吧，上厕所都得掖着大襟，一不留神儿，再踩着，再摔了，掉茅坑里。”
孙旭说：“爸凡事都自己作主，咱别问了。”孙家媳妇在心里又骂了孙旭多少个杵窝子。
眼下，孙家的独子孙旭毕业于辅仁大学，正值而立之年，在门头沟的一所中学当上了公办老师，教物理又教化学，临时还教英语。这两年改了学俄语，他也能嘟噜两句。但家在城里，单位却在山根，不方便。还不是党员，入党申请书交了好几份，做了好几年积极分子，正接受组织上的考查。孙老头儿跟关老头儿关系不错，但孙老头儿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大好，总是不大出屋。
而张雅娟一直要发展更多的积极分子，这动力和心愿催促着她，使得她像头尾巴着火的牛。进步要起表率作用，起表率作用要服众。都像孙家媳妇那样，还怎么得了？无意中，她在报纸上的小花边里看到，夹竹桃有毒，万不能食用。她上了心。在一次街道居委会积极分子的扩大会议上，她在会上先清了清嗓子，整了整音，学着官腔说：“李主任，咱说个事儿，就那夹竹桃有毒的事，得叫大伙处理一下。哪家养了，咱为哪家好，叫他们全拔了。”
李主任说：“不忙，再研究研究。”“还研究啥呀，报上都说了，那可是苏联专家。”“咱居委会院里还有两盆呢。”张雅娟一时闭了嘴，开会的时候，她特意给大家分了自带的茶叶，是吴裕泰的高末，沏上以后喷鼻儿香。关志承这天也在，他端过碗来一闻：“嘿，这姑娘茶好，只喝一货。头碗香，二碗酽，三碗就不见。”有人偷偷地笑，张雅娟气得直用眼睛剜他，也不知他看见了没有。散会后，她找到李主任，再次重申除夹竹桃跟打倒美帝、炼钢跃进一样重要。李主任瞧她积极，就让她去了，要不然工作简报都没得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