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江南》2017年第05期
栏目：中国往事
许多年后，孙传芳蛰居天津租界佛教居士林，回想起1927年春天兵败情景，最揪心的，不是自己在江西战场上接二连三的指挥失误，而是上海的商人和资本家们根本不待见他。孙部退出盘踞多年的江浙后，把全部兵力撤回长江以北，他觍着脸，单衣小帽跑到天津，与张作霖重攀交情，还是想借兵重新打回江南，那是他发迹的地方呀。
此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孙部全都吃掉。孙传芳号称五省联军司令，即便在江西吃了败仗，还有五万以上可战之兵。且蒋介石因宁、汉分裂在即，出于与武汉方面抗衡的需要，也急于寻找合作伙伴，故曾密派亲信张群与孙接洽。张群向孙传芳许诺，一旦归顺南京政府，即委孙出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兼华北联军总司令，蒋本人则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华南联军总司令统率全军。之前，孙传芳的参谋长蒋百里劝他与南方合作，也不曾想过会有这么好的结果。但孙称自己是北洋系出身，与南军素无瓜葛，拒绝了蒋的邀约。
既然南方的革命洪流到了长江一带弄出了两个政府，且这两个政府都以革命竞相标榜，那就只有各干各的，分兵北伐。武汉的唐生智、张发奎部进兵河南，占领驻马店；南京的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分三路渡江，也节节推进。偏巧此时，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冯玉祥也出手了。
这个在辛亥后参加革命的职业军人，以其变色龙一般多变的政治立场而著称。他讨伐过张勋的辫子军，也曾与孙文麾下的护国军作过战，三年前在北京推翻曹锟政府、宣布脱离北洋成立“国民军”，使国内咸以国民英雄视之。但驱逐废帝溥仪出宫一事却惹得坊间物议汹汹。冯的军事班底主力，是他任陕西督军时带出来的一支彪悍的西北军。他在绥远五原一兴兵，失散的旧部便又都找了回来，声势日众，成为对南军北伐的一个有力策应。
冯玉祥在莫斯科时就加入了国民党，其入党介绍人是安徽歙县人徐谦。徐谦陪他下野后一同赴俄考察，已先期回国，出任广东国民政府要职。是以，北伐军打到长江一线，国民政府北迁，冯就成了武汉方面着意要拉拢的对象。就冯玉祥本人来说，他对偏左的武汉当局也不感冒，早几年他任西北边防督办时，就与共产党人和苏联走得很近。眼下苏联人又是给钱，又是给枪，武汉已俨然成为继广州之后的中国革命中心了。
虽然人在西安，与武汉、与南京“关山修阻”，冯玉祥也已嗅出宁汉不和的气息。他不希望看到革命过早分裂，为此还特地在4月间致电徐谦和蒋介石，说“迩来各方同志，告以此中情形，多谓同志对于介石同志，彼此各有不满，以是交相责难”，他“远闻之下，不胜隐忧”，故以“相忍互谅”四字特意劝告，提醒他们不要中了敌人的“离间革命势力之计”。
武汉政府下达第二期北伐令后，冯玉祥的国民军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任总司令，旋率部东出潼关，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郑州。6月11日，在攻下郑州后的一次军事联席会议后，唐生智、张发奎部即从河南撤回。武汉此举，堂皇的理由是为了肃清两湖，实则是对冯着意笼络，以地盘换得冯对武汉的支持。汪精卫的另一个如意算盘，是希望冯为武汉守住北方门户，好让他从容“东征”，一门心思去对付刚在南京建立政权的蒋介石。
武汉所谋，这个基督将军当时还蒙在鼓里，他发给南京蒋介石的电文说，唐生智南返，临别有郑重表示，“决不与蒋公为难”，“如与蒋公为难，我辈将自革其命，又何以对革命二字”。
唐生智部撤回武汉，冯玉祥单独面对北方的奉、鲁军，再加军费筹措困难，顿感压力吃重。他迫切需要与蒋携起手来，遂派秘密代表与蒋接洽。与蒋、冯都有交情的黄郛，把朋友王正廷介绍给冯，希望从中说合。南方北方，信的主总应该是同一个，王正廷正是个基督徒。出身于浙江奉化一个传教士家庭的王正廷，是个老资格的外交家，1919年曾作为南方军政府代表出席巴黎和会，虽然在代表团内部制造摩擦搞得大家都不开心，但在国人眼里，也算是个舌辩奇才。
6月16日，闻听蒋介石已到徐州，冯即飞电蒋，说要赴徐州“面倾渴想”，并表示，当与山西的阎锡山共同奋斗，惟蒋总司令马首是瞻。蒋即电复冯玉祥云，“远劳存问，于心不安”，恐冯途中跋涉，不如由本人赴归德（河南商丘）图良晤。冯得电后，亦恐劳蒋跋涉，即立即起程赴徐，并于19日早晨七时许到达徐州。蒋、冯遂在徐州车站把臂言欢。
会谈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南京每月给冯200万元的军饷，冯则全力支持南京。这比武汉给的要多得多，冯玉祥当然肯干。冯玉祥还表示，他会动用自己的影响力向武汉政府施压，把大鼻子鲍罗廷等一批苏俄顾问送回去，驱逐军队和机关中的共产党员。
既已谈拢，两家迅即发表联合宣言，称国民革命军将继续誓师，进行二次北伐。
武汉方面已暗换门庭，准备驱逐鲍罗廷等俄国顾问了。
米哈伊尔·马科维奇·鲍罗廷是个化名，这个职业革命家的真名是格鲁申别尔格。鲍罗廷是一个小村庄的名字，在那里，拿破仑曾经同俄国人打过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他以此为名，只是为了纪念那场战役。
1905年俄国革命时，鲍罗廷已被列宁视作新一代布尔什维克的后起之秀，尽管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党的委员。为了逃脱沙皇的打压，他像数十万离开俄国的流亡者一样，坐在轮船统舱里横渡大西洋去了美国。在芝加哥这座号称全球第四大的城市里，他成了犹太人社区一所夜校的校长，并亲自教工人子弟学习英文。此后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他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获得了一个叫芳妮·奥尔卢克的来自维尔纳的女子的芳心，并很快有了两个儿子，弗雷德和诺曼，过上了相当体面的生活。当大多数流亡者幻想在这块有着远大前程的国土上发财致富时，他却一点也不喜欢芝加哥那种浓烈的商业味和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坚持不让自己和家人美国化。他坚信，自己是带着使命离开祖国的，他不会让丰裕的物质生活侵蚀、动摇他的革命信念。
鲍罗廷校长在西迪维逊街的夜校，逐渐成为了当地犹太人社交活动和社会主义活动的中心，他已俨然成为当地侨界的一个重要人物，但他并不满足。他明白，自己的一生终将围绕着两个光芒闪闪的词运转，那就是俄国和革命。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在冬宫掀起的一场风暴，促使了临时政府的倒台和列宁政权的建立，在全世界的俄国人中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也把鲍罗廷重新吸引到了革命的洪流中来。他终于明白，历史正在翻开新的一页，要想赶上时代的潮流，就必须登上列宁的快车，于是，在无数个日夜的纠结后，他终于下决心离开妻子和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才两岁——离开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返身回国参加革命。十年前初到美国，那时他还是一个外表青涩的白脸小生，等他坐着邮船驶离美国海岸，已是面带沧桑的鲍罗廷大叔了。
当鲍罗廷兴冲冲地回到莫斯科时，列宁正在致力于要把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大火烧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去。革命正处于危急中，德国人、英国人虎视眈眈，整个伏尔加地区面临着重陷白军之手的危险，在城市里，食不果腹的工人也失去了革命的兴趣。按捺着焦灼不堪的情绪，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接见了这个长期流落在外的革命信徒。一番长谈后，列宁起草了一封致美国工人的信，希望他带着这封信重新回到美国去，争取西方世界对“资本主义及其走狗”开火。但鲍罗廷还未来得及去实施这项重要使命，亲手交予他这项任务的革命领袖就在一场暗杀中受了伤。一个叫范娅卡普兰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米赫里逊工厂的一个会场向列宁开了枪，后者发表演讲后正要离开。
革命神童——他一直这么自认为——终于受到了重用，他被列宁任命为苏维埃驻墨西哥领事。既为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信念，也是生计，此后，直到前往中国的1923年，他曾经被共产国际派往欧亚两个大陆十几个国家指导革命。作为列宁的私人代表和被革命阵营“派到新世界的第一位秘使”，他提着一只大牛皮箱子，走遍了欧洲，一直走到西半球，箱子的夹层里装着卢布、钻石和其他贵重物品。毕竟，对世界各地蓬勃的共产主义运动而言，钱都是必不可少的好东西。
他的党内声望在离开莫斯科奔走世界各地的一年里反而上升了。此时革命趋势减弱，却到处传来他屡建奇勋的报告，他的事迹难免被夸大。在某些人的眼里，他简直成了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一个带有特异功能的人，他穿越戒备森严的边界就如同从红场的一头走到另一头那样轻松。不管革命空气多么稀薄的地方，他总能迅速拉起组织，纠合起一批忠诚的追随者。他成了国际共运界一颗耀眼的新星。他继续穿梭在莫斯科、柏林之间，沿着四通八达的红色“地下铁路”，把自己线上的人源源不断地带到列宁面前。其中就有他在墨西哥发展的、出身印度婆罗门的罗易。罗易自从去莫斯科见过列宁后，就不满足于只是领导印度革命了，因为印度太小了，离他想象中的世界革命的目标太遥远了，他拒绝接受重返印度领导革命的任务，鲍罗廷只好反复提醒他，“服从命令是布尔什维克最高尚的品德”。几年后，这个人也去了中国。
去英国发动罢工时，鲍罗廷被党内同志出卖了。伦敦警察厅把他捉了去。秘密警察早就盯上他了。他在监狱被关了半年多，然后驱逐出境。当他出狱后回到莫斯科，列宁已经第三次中风，当年杀手射进颈部的子弹虽已取出，但革命领袖的健康已严重受损。鲍罗廷的靠山即将倒了，回国没多久他就觉察到，自己在国内政坛中爹不疼娘不爱，几乎成了革命的一个多余者。他开始寻找新的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他在外交人民委员会时的老同事、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把他介绍给孙中山，作为共产国际派驻广州的代表前往中国。
开始接受这项任务时，鲍罗廷是满腹狐疑的，他甚至不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他的兴趣在欧洲、美国、拉丁美洲，甚至印度，而不是中国。据说把他派往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在美国时就认识了孙中山，而且他会说英语，与孙的交谈不成问题。
尽管如此，鲍罗廷还是听从了加拉罕的建议，决定前往中国帮助孙中山。国民党虽然软弱，毕竟是中国惟一的革命党。而国民党的领导人孙中山已经被一场场失败的革命快要逼疯了，正热切地盼望着一个外国人来帮他拯救中国。他离开莫斯科的时间，当在1923年春天，孙中山与俄国特使阿道夫·越飞在上海发表联合声明的几个月后。
莫斯科—哈尔滨—北京—上海—广州，这次远征的最后一段，为了避开英国移民局官员的侦查，他乘坐的是一只运送牲口的平底船。陪同这个职业革命家的，还有几百只商家托运的绵羊。秋天的南中国海经常刮台风，鲍罗廷不幸遭遇到了。事后他在回忆录里得意洋洋地吹嘘说，要是船长找不到一处避风的地方，“本文作者就会同船上的两百只绵羊同命运了——它们死得一只不剩。”孙中山在广州迎接了被台风搞得疲惫不堪的鲍罗廷一行，鲍罗廷描述这次会面时说，“孙中山非常热情地迎接了我，让我坐在他的身边，他注视着我，几秒钟之后才把目光移开。”
共产党人对莫斯科的这一做法无法理解。他们习惯于把孙中山看作一个有献身精神却无能的资产阶级分子，中国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莫斯科为什么要支持一个假革命的？但莫斯科已经判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共产党决无可能领导一次革命，所以他们选择了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而共产党人也必须加入到这场国民革命运动中去，当然，“可以往他们的篮子里放自己的鸡蛋”。
借助于孙中山的声威，鲍罗廷的“革命权威”的声望建立了起来，这是他来中国之前根本就没想到的。他还没想到的是，他在中国会一住四个年头。一张莫斯科指示下的“革命挂毯”在广州编织成功了，他在这里参与了南方政府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孙中山的追随者对他也尊敬有加。一个革命者对权力、名誉和声望的渴求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他几乎乐不思蜀了。到孙中山去世、北伐开始，他一直处于掌声包围中，处于权力顶峰的人都会有的晕乎乎的状态中。让他高兴的是，1923年底，他的妻子芳妮带着两个儿子从美国投奔他来了广州，分享了他的这份荣光。这无疑使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
一开始在党内几乎排不上号的蒋介石，指挥着八个装备不良的军，竟然一路攻城略地，打到了江城武汉，到处受到英雄和解放者的待遇，这让在广州的鲍罗廷既高兴又不安。北伐前，他与蒋介石就党务改组的事曾有过多次长谈，深知蒋虽然受过社会主义思想熏陶，读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著作，但对孙中山的崇拜使他根本不可能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且据他观察，蒋个性独立，不像汪精卫事事拱让。外人看来是他鲍罗廷在指导中国革命，但他明白得很，孙中山死后，中国革命的指挥棒已经落到了蒋介石手里，自己不过是个第二提琴手，还是客席的。
巨大的胜利喜悦冲淡了隐忧。在共产国际派驻广州的军事顾问、天才的军事指挥家加伦将军的襄助下，战事节节推进，身着褐色军服的国民革命军可说是无往而不胜。广州已成后方，政府中枢必须北迁，方能及时掌控革命形势。1926年10月，鲍罗廷和宋子文、孙科、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秘书陈友仁等前往汉口，以作迁都准备。一路上每天都遇到暴雨，大水冲垮了乡间小路，河上的桥也都不见了，一个参加了长途跋涉的苏联人S·A·达林，记述了为期二十五天旅途的艰险，达林说，他终于明白了帝国主义为什么只征服这个国家的局部，只要远离处于中心的城市地带，革命总是安全的。
蒋介石坐着一艘小汽艇在南昌城外迎接了他们。几个月不见，鲍罗廷觉得，北伐军总司令看上去是越发气宇轩昂了。他对帝国主义和地方分裂充满气愤。恼怒时还会用难听的宁波话骂人。但当鲍罗廷得悉，蒋执意不去武汉，并且要把总司令部安在南昌时，心头有了一种隐忧：分裂或许将不可避免。
他的妻子芳妮很愿意继续留在广州。这个四十多岁的妇人突然迷恋上了集会时在台上演讲的那种感觉，而且是作为丈夫的代表去演讲。她说俄语，再由人译成广东话，说的和听的都费神费力，然而她乐此不疲。
芳妮带着她的两个儿子，是随第二批政府人员于这年底离开广州的。他们那一组北上队伍里，有于右任、张静江、谭延闿、顾孟余、何香凝和女儿廖梦醒（辛西娅）等。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儿子，一个刚从特立尼达回国的叫陈丕士的年轻人也随团行动，他到了汉口后被任命为外交部的秘书。日后鲍罗廷回国，他是护送人员之一。
蒋介石带着黄埔嫡系将领们去了武汉下游数百公里外的上海。那里的租界报纸上，帝国主义成天对武汉口诛笔伐，呼吁列强出兵干涉。热衷于危言耸听的各国记者纷纷走出国际饭店的酒吧，溯江而上，前来一探究竟，采访被视作罪魁祸首的鲍罗廷。鲍罗廷照例缄默着，他让记者们自己去大街上感受革命的气氛。上海已经动了刀，革命者人头落地，就像谚语说的母猪正在吞吃自己的猪崽，他很愤怒，却又无能为力，汉口究竟往何处去，只有静候变化。最主要的，他要看汪精卫的态度。
汪精卫四月初从法国转道莫斯科回到上海，曾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蒋介石表示，党务的事全由“汪主席”作主，他自己将“专心军旅”。他提醒汪，不要去武汉，因为那里被鲍罗廷一手控制了。但汪还是在到达上海五天后悄悄坐船去了武汉。
汪精卫避免了在上海陷身蒋介石与总工会方面的冲突，但最后他还是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了。几个月后，武汉政府的几大魁首从共产党人的“不轨行动”和过火的农民运动中找到了共同的攻击目标。继上海、广州、南京之后，两湖也动手了，鲍罗廷前往长沙时，差点遭到当地一个叫何键的军阀的毒手。据说最后使汪精卫下决心向共产党人下手的，是共产国际发给中共的一份秘密文件，这份文件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共如何应对作出了明确指令，那就是尽快拉起一支工农武装。这让汪精卫感到了恐慌。而把这份报告透露给汪精卫的，是共产国际另一个派驻中国的代表、印度人罗伊。
不久，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收到了孔祥熙发来让他转给宋子文的电报，“请告出售人，商人同意按出价付款。盼如期发货。”这封用江湖切口发出的电文，他猜测“商人”当指蒋介石，货物，无疑是指俄国人。陈友仁由此判断，他的好友宋子文已经倒向南京了。事实明摆着，要把共产党人分出去，那么俄国顾问们就必须离开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