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哥是画画的。要搞清楚他这个人，你不要听他说话（除了特殊情况，他一般不说话），也不要看他的脸（他五官的每个位置都值得商榷），你只要看他的画就够了。他这个人的全部好处都在他的画里。我大哥他也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轻易不说话也不写信，当他要表达什么，他便用他的画。比方说，他常年寄给家里的，不是信，而是一张张的画。父亲便通过这画上的内容猜测他的境遇和心情。如果他画的是沙漠和骆驼，父亲就会说，大亨子（大哥的小名）又在外面野了。如果是一张盛着鸭梨的托盘或插着玫瑰的花瓶，他就会说，这小子在家里缩着。听说大伯要来，大哥便寄来了一张大海。蓝的海水在礁石上吐出泡沫，蓝的天上有一只白色的海鸥在盘旋。母亲说，兴许他去了青岛？父亲说，干吗不是海南岛？后来大哥回来了，他说你们的眼光也太狭窄了，那是太平洋。
大伯到达的前一天晚上，大哥背着黑压压一堆山一样的画布，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地回来了。那天很热，大哥穿的大红圆领汗衫紧紧绷在身上，肩膀上的腱子肉好像要奓了出来，下面却是一条又脏又硬一斧头也砍不开的牛仔裤。好像他还嫌那裤子不够厚似的，裤腿上又有好几个鼓囊囊的口袋，里面塞满了草稿手纸钥匙之类的东西。大哥的裤子始终是母亲的一个心病。自从上美院他穿上了这条裤子以后就拒绝穿别的裤子了，尽管这裤子已经色彩斑驳本色难辨而且千疮百孔，他还是认定世界上再没有别的裤子可穿了。母亲说大哥裤子里的跳蚤一定已经繁殖到第十代了，每当说到大哥有什么困境，例如大哥的婚姻时，她就会说：“瞧他那条裤子！”其实大哥至今不结婚并不是因为那条裤子，更不是像母亲猜测的，女孩子怕那条裤子，相反女孩子倒是很欣赏大哥这条脏裤子的。我见过大哥身边出没的那些女孩子，她们依偎着身材高大又脏又丑的大哥很有点儿小鸟依人的样儿，倒是大哥对待这些漂亮的女孩子远不像对自己的裤子那样钟情。大哥不换裤子却频繁地更换女朋友，在我们院子里已颇有名声，直到有一天父亲客客气气地和他谈了一次，第二天大哥把铺盖卷儿搬到了他工作的那个剧团，之后干脆调到了另一个城市，那些花枝招展的女孩子才从我们家和院子里人们的眼中消失了。
刚才我说到，就在大伯到来的前一天晚上，我的又丑又高终年只穿同一条牛仔裤的大哥背着一大捆油画回来了，在我们这个家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骚动。大哥的大驾通常连除夕之夜也请不回来的，这会儿他却不请自到了。大哥留了一把蓬松的络腮胡子，还在脑后扎了一把很容易和女孩子相混淆的马尾巴。应该承认大哥这种打扮绝对高明，他用一把胡子和长长的头发模糊了人们的视线，既遮住了他那满脸横肉的缺陷又突出了艺术家的气质。我的父亲和母亲自然惊喜，但也没有惊喜到冲昏头脑以为我大哥是专程赶回来看望他们二老的地步，他们知道大哥绝对是另有所图。果然，在毫不客气地吃光了他们招待他的那只足够四个人吃的大西瓜后，抹抹嘴大哥便开口了，他说他要让海外的人们知道当代大陆青年艺术家的追求和向往。大哥就是这样说的，大哥说话做事很讲效率从不拐弯抹角。当下父亲就和他一起把背来的那捆画打开，摊在地上，两人蹲在里面翻检，一晚上只见满地五颜六色满耳窸窸窣窣如同蚕食桑叶一般。最后他们挑了几十张翻拍成彩色照片，要托大伯带出国去。大哥说国外有一种神通广大的叫艺术经纪人的人物，这种人如果看中了你的画，便可以为你在国外某个大博物馆或画廊举办个人画展。“如果那样的话，”我大哥的小眼睛闪烁着亮光，“如果那样的话，我的画就可以走向世界了。”我很清楚大哥不仅想让大伯把他的画带出去，更想让他把他这个人也带出去，像大哥这个年龄的家伙都是这个心思。我母亲以她特有的悲观预测，这只是大哥的又一次异想天开而已。父亲则信心十足，他给远在外地上学的二哥和大姐写了信，每封信都有这么一句话：人要自强。
我父亲也是画画的，但他和我大哥截然不同。大哥除了他的画不关心别的甚至天地祖宗父母老子，而我父亲却要关心很多事情。我的父亲说做人比画画更重要。父亲在单位总是加班，回家又总是干家务，除此之外他这个画画的却很爱写——写诗（他喜欢给自己的画题诗）、写信，写报告、写总结、写通知、写假条。我父亲最得意的一件事便是他当出版社社长时所有的总结报告出版规划都出自他自己之手。他一夜一夜地趴在稿纸上斟字酌句冥思苦想，殊不知他的那些规划报告在当众宣读的时候只有一半人在听，就是这一半人，在一个钟头后也把它忘记了。我猜想这就是父亲当不好社长也画不好画的原因之一，但这一点你绝不能当他的面说出来，否则他会暴跳如雷的。和大哥一样，父亲也很自信。父亲在五十年代因为画草原和骑兵很有点儿名气，但现在几十年过去了，父亲的画还停留在那些大红脸膛和肥硕的裤裆上，所有新潮时髦的东西一概进入不了父亲的意识，你就是给他一个苗条的都市女郎他也会把她画成一位农村大嫂，这叫我担心父亲的眼睛出了点儿问题。而父亲的眼睛问题要归咎于母亲，因为母亲就生得大红脸庞茁壮无比，我父亲不幸又十分忠实，那十分忠实的眼睛终日装着这样的大红脸庞茁壮身材，久而久之便不知苗条是何物了。所以我觉得一位画家娶了不漂亮的女人是一大不幸，而这画家又是个忠实的丈夫就更不幸了。相比之下我大哥就聪明得多，他只和漂亮女人打交道且拒绝当忠实的丈夫，所以他画中的女人绝对比父亲画中的要美得多，而且一个比一个美一个比一个有魅力一个比一个独特一个比一个有个性，成百上千成千上万以至于无限——所以说归根结底，能否成为一个成功的画家是性格问题，而不是才华问题。这是我的见解。
言归正传。姑姑和小珍是到香港和大伯他们会面后一同北上的。他们先到了姑姑所在的新疆，小住半个多月后就开始了横跨中国的旅行。第一站是我们家。这四个人将在我们这个城市逗留二十天然后去北京，然后是我们的老家，渤海湾边上的一个小渔村，然后是上海、南京、武汉、桂林。我们家只是他们旅途中的一站。对如何过这一站他们显然没有我们考虑得那么多，因为他们下了火车便来到了我们家，然后便住了下来。
去车站接大伯的是父亲和大哥。母亲和我留在家里做饭。有人敲门，开了，首先进来的是一个戴白色太阳帽穿白色运动衣白运动鞋的精干男人，母亲猜想这肯定是陪同大伯前来的姑姑的某个儿子，谁知父亲随后进来介绍说，这便是大伯本人。大伯比父亲大了将近十岁，但两人走在街上，我敢打赌人们会说颠倒，甚至说他们是父子俩也不一定。大伯头发漆黑牙齿雪白腰杆笔挺步履如风。父亲花白头发双眼昏花走起路来背也微驼。就连大我母亲十几岁的大伯母也比我母亲年轻许多，她的头发高高盘着发出香气，发亮的紧身花昵裙勾勒出屁股的线条十分年轻。无怪乎我大哥事后说：
“不用诉说，都在脸上写着呢。”
见面自然先是一番亲热寒暄。姑姑和父亲虽然同在大陆却也是几十年没有见面了，所以一见面姑姑便感叹父亲老了，父亲也感叹姑姑更瘦了。他们的感慨是由衷的，因为留在大陆的这两个姐弟倒是手挽手一起进入了老年，只有海峡那一边的大伯仍留在青年时代原地踏步，让人怀疑海峡两岸的时光发生了错位或是具有某种神秘性质（当然十年后随着大陆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也知道了大伯他们如此年轻的诀窍，那就是染发和美容）。大伯对我大哥的健壮和力气赞不绝口（我那从不为父母提过一桶水的大哥刚刚为他拎回了沉重的行李），而大伯母和小珍，则把房子里里外外地看了个透彻，脸上挂着高深莫测的表情。晚饭是干烧鱼、粉蒸肉、甜烧白、咸烧白，外加辣子鸡。大伯大大夸奖了一番母亲的川菜手艺，让母亲不仅有了价值得到承认的自豪，也从此奠定了对大伯的好感。
晚饭之后便是聊家常。大伯说起他这几天乘坐火车穿越天山山脉途经沙漠戈壁和关中大平原的感受（大伯拒绝乘飞机就是为了坐在车窗前几天几夜地眺望并感叹：祖国真大啊），还有，在台湾，他从一个赤手空拳住草棚的国民党老兵奋斗到一个电台退休台长的经历。今非昔比，如今他在台北和台中分别拥有两套住宅和两辆轿车，但他在梦中最不能忘怀的，还是少年时代在北平住过的那间墙皮脱落的老屋，以及兰州街头叫卖羊头肉的吆喝声。尽管父亲对大伯的记忆十分模糊，但大伯对自己这位年幼的异母弟弟，却有着很深的记忆。他说父亲从小腰椎有病，五岁了还不会走路，也没法自己站起来，总是在土炕上坐着，扒着窗户看别的孩子们玩耍，他说他离家去当兵的时候，是小妈（他这样称呼我父亲的亲生母亲）抱着父亲冒着寒风到院子里去送他，父亲穿着很薄的几个兄姐穿过的薄夹衣，胳膊肘上打着补丁，小脸都冻得发紫了，他还说小妈其实是个很善良很不幸的女人，跟着祖父没过几天好日子，很年轻就去世了。他还说自己在台湾时常想起父亲，想起这个弟弟趴在窗台上眼巴巴朝外看的样子。有一年他碰到一位高山族名医，就将父亲的病症说了，中医说父亲的病在腰椎，一是先天营养不良二是受了风湿，大伯便求中医给弟弟开了一副药方。很多很多年来他一直盼望着能有机会将这药方交给自己的弟弟——说着大伯便将那药方从包里拿了出来递给父亲，果然是很旧很旧的一张草纸，粗糙的纹理在经年的折压下已变成了蝴蝶翅膀般易脆的几片，易脆，却仍然活着，仍然在呼吸，它们逃脱了遗失，地震、火灾、洪水种种变故而幸存下来，漫漶的笔迹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和一份遥远的牵挂。父亲的手颤抖了，他看到了自己的乳名（用毛笔书写成繁体字），下面是一味味的中药，在年龄一栏，分明写的是：十岁……
生活的戏剧总是悲喜交织的，你很难说它是悲剧、正剧还是喜剧。比如说吧，在如此的一幕之后便是分发礼品。中国人是很注重礼节的，我们当然也不例外。大家全都站了起来，大伯十分郑重地从包里取出礼品，双手递上，我们也十分郑重地用双手接过，每个人都不忘说声谢谢。一方薄薄的红纸包（后来我们知道那里装的是美元），还外加一件实物。给父亲母亲的是每人一顶帽子（其中有一顶上写着欢迎乘坐某某航空公司的字样），给我和大哥的则是圆珠笔。大伯认为有必要教我们圆珠笔如何使用，便用拇指按下圆珠笔尾部的弹簧，一边按一边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这笔很先进，笔杆里有两种笔芯，每按一下便换一种笔芯的颜色——想写红字按红色，想写蓝字按蓝色，共有红蓝两种颜色呢！我心中十分好笑——我上小学就用过这种圆珠笔了，还用得着教吗？当然我还是十分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便收下了，倒是我大哥表现出莫大的惊喜，他瞪大眼睛连连惊叹说真的，竟然有这么先进这么好的东西！我可从来没见过……他假装不很熟练地一下下按着笔端的弹簧，又十分谦虚地让大伯教自己如何使用，那惊喜的样子连我母亲也看不下去了，她说大亨子你是不是该到厨房帮我洗碗了？
到厨房去洗碗的自然不是大哥而是我和小珍。小珍比我只大几岁，但从外表上看和大伯是同一辈人。她将脸上细密的皱纹归结于坐月子吃胖了之后又消瘦下去的缘故。她一边听着我大哥和大伯一同按圆珠笔的咔咔声音，一边淡淡笑着说：
“你大哥可真有意思。”
我假装没有听见。大哥的表演早让我羞得无地自容了。小珍一定早看穿了这一点，所以脸上才挂着那样意味深长的微笑——不出两天，只要大伯他们一出门，哪怕在门口的小卖部瞄一眼，就会发现大街小巷大店小摊成千上万支这样的甚至比这更先进更五花八门的圆珠笔，到时候他们会不会觉得大哥在戏弄他们呢？
晚上，我把我的担忧对哥哥说了。我劝说大哥终止他的表演，不要把别人当成傻子。但大哥用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架势耸耸肩膀说：
“就算他们不是傻子，但听到自己爱听的话时，就变成傻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