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酷的批评其最终的结果大多是事与愿违。请问李建军先生，你把贾平凹的《怀念狼》、《废都》说得一无是处，这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是有助于他的清醒从而有所改进呢，还是引起作家的恶感从而产生排斥心理？不用说，李先生的用意当然是前者，可结果恰恰相反，贾平凹却认为这是李建军和他“执气”（贾平凹语）——闹感情别扭，在贾平凹看来（我推测），是自己一次失礼的行为伤害了李建军的自尊心（据说，贾平凹有一次在北京开会与陕西的文友会面时，和其他人都握了手，但就是不与李建军握手，李建军觉得很没面子遂扬长而去；又听说李建军过后曾对某些朋友表示：我要让贾平凹为此付出代价）。又是自己的一部作品“引燃了一颗装满阴谋之药的炸弹而提前爆发”[13]（贾平凹《画集序》，《美文》2001年第9期）。即作品的一些缺陷正好为早就想对他有所“报复”的李建军提供了某些口实，这才有了现在的“酷评”。在这里，贾平凹说这些话有无个人意气呢？我想不能排除，但是他更多的是对李建军作为批评家的道德游移的不满，正像《文学自由谈》杂志发表李建军的《关于“酷评”》一文的责编所说：“本文李作者原在西安做事，据说为人平和，不大显山露水。调离家乡之后，却一反常态，翻脸不认人，对文坛陕军说三道四，出言凶狠，一时颇引众多乡党侧目。”[14]倒不是说，乡党就不能批评，问题在于他为何前倨而后恭？记得，在贾平凹的《土门》发表不久（大概是1997年左右），西安的几位青年评论家，包括李建军曾经约请贾平凹本人一起专题讨论过这部小说，但在当时，李建军并没有以所谓“真正的批评家”的姿态对贾平凹及其作品给予尖锐的批评反倒是处处为他的某些写法开脱和唱赞歌，他说：“《土门》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平凹敏锐的关注到城市文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写了《土门》，这和《浮躁》、《废都》一样，都抓住了我们这个社会在一个时期面临的重要问题，而且抓得很准。”“平凹没有站在农业文明的立场，他对乡村和城市是双向批判的……平凹似乎呼唤着健全的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并列的图景。”[15]那么，这就难怪贾平凹作那种“炸弹”的比喻以至马上引起李建军的敏感，虽然贾平凹没有点名，但李建军一下子就意识到这是说他，从而立刻反唇相讥：“我从来不把面对别人的批评保持沉默，当作大度；也不把在自家办的刊物上误解别人，当作勇敢”[16]。由此可见，他的一切针对贾平凹的批评主要是想从感情上深深的刺痛贾平凹，或者用陕西的方言说“臭臭他”，亦即传言所谓的“让他为此付出代价”——名誉扫地，而不是真的企图匡正一种文学写作的时弊。以上的言论和行为便是他心迹的真实暴露。
所以，很明显，李建军的“酷评”是有重大缺陷的，他缺乏的正是他自己反复强调的真诚和良善，以及批评应有的理性和客观。他说：“我们需要这样的批评家……在他看来，重要的是保持道德上的一贯，而不是思想上的一贯”[17]，可是，他的道德原则却这样脆弱，那么他的言论还有什么值得信任的呢？
要真实，还是事实？
文学真实是艺术的真实，它不等于生活的事实，这是常识。可是李建军却一味地强调说：真正的批评“他用事实和作品内部的事象说话，言必有据，不发空论”，他认同T.S.艾略特的原则“批评家必须有高度发达的事实感”[18]。的确，他的文章中引用的所谓某些文学“病象”也都有所据，但问题在于：首先，他所采用的真实性观念是生活的事实而不是艺术的真实；其次，他对事实的曲解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我们不妨以李建军的《随意杜撰的反真实写作》一文为例检验以下他的事实感和真实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