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2017年第09期
栏目：现实中国
今年是中华民族抗战暨卢沟桥事变80周年。20世纪前半叶的日本，犹如赌红眼的赌徒，疯狗一般，四下咬人。先是朝鲜，后是中国，获取巨大的战略利益后，更加刺激了日本财阀私欲的野心，私欲膨胀，剑指各国，待到德国在欧洲得手后，日本政府为了攫取战争利益，称霸世界，更是丧失理智，把矛头指向英美列强。虽然日本最终在二战中惨败，可时至今日还从未真正忏悔、反省过二战历史，以现任首相安倍为首的极右翼势力，甚至还念念不忘要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原因何在？
题记：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者，诡道也。
公元1937年7月7日，是中国人民刻骨铭记的国耻国难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战争魔鬼的黑手，由此伸向卢沟桥，并把全中国拖进战争的深渊。这一天，成为引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也成为“全民族抗战暨卢沟桥事变”纪念日。白驹过隙，屈指算来，转眼间那苦难悲壮的一页，已然走过80个春秋。
八十载沧桑岁月，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华民族由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奋起而抗争，在付出3500万鲜活生命、6000亿美元的代价后，取得民族解放的伟大历史性胜利，从而迈入世界强国之林的发展道路。
其实，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外来侵略的斗争，起点更早，应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不！更应该从1894年的甲午大海战，或者是从明朝戚继光抗倭，就已开始了这种你死我活、侵略与反侵略的抗争。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与隔海相望的邻邦日本，就开始了智慧与国力的抗争。
纵观比邻东瀛日本的发展史，无论文化还是国力，与中国相比，在以往漫长岁月的发展年代中，日本都是处于下风。就拿20世纪30年代初期来说，中国是日本国土面积的20多倍，人口也是日本人口的4倍，军事总兵力人数是日本十几倍。而日本就是在这样的劣势下，凭借在军事武器方面的优势，敢于铤而走险，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事端，叫板号称文明古国老大的中国，蚍蜉撼大树，居然以小欺大，以弱胜强，达到不战，或小战而屈人之兵，吞并中国大片领土，攫取重要的财富和战略物资的目的。
今天，史学家回眸历史岁月，不是为了舔舐昔日伤者身上的血迹，也不是为了继续咀嚼那杯难以下咽的苦酒，而是在于思索为什么历史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为什么老大的中国总是被邻国日本欺凌？为什么儒家文化的忠厚和善良，没有换来善果，得到的却是豺狼般的贪婪与卑鄙？
叩问青天，我们错在哪里？这些问题，困扰了几代中国人。对此，许多人百思不解，他们徜徉在时间的隧道内，苦苦思索，不明白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何以是中国人民屡被列强欺负、百姓屡受磨难的历史？
笔者静坐在书案后，研读中国古代圣贤的名著《孙子兵法》，蓦然顿悟：军事家开篇就简单扼要地告诉后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梳理历史的遗痕，就会不无遗憾地发现：清中叶以来，统治者过分强调皇权，而没有把百姓、国家，放在心头。贪图享乐，荒疏军备，没有把“兵者，作为国之大事”来抓，也没有把“兵者”，提升到“作为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高度来认识，专注于特权享受和少数人捞取功名利禄，更没有“不可不察”。即使察，也只是应付差事，相互推诿，致使关乎民族生存的国防大事，根本没有；即使有，也形同虚设，漏洞百出，给外寇入侵以可乘之机。
曾几何时，那支七拼八凑的所谓八国联军，不过就是一群杂货凑的联军，耀武扬威第一次由天津杀进古都北京时，只是以区区数千人，就长驱直入，直捣大清的政治中心，不仅占领了皇家禁地，还大肆屠戮军民百姓；第二次的所谓八国联军也只有区区两万人，却斩关夺隘，长驱直入，直逼紫禁城，把在国人面前不可一世的慈禧老佛爷吓得屁滚尿流，逃难西安。
当时，不知是否有人统计过：清军八旗子弟兵多少？年俸多少？军费多少？什么正蓝旗、镶黄旗……说起来滔滔不绝，十分神秘了得，怎么一作战，就派不上用场？难道只会提笼架鸟？直隶总督的家兵又是多少？有没有人算过这笔账？外国列强的所谓联军长途跋涉，旅途劳累，后勤运输遥远，而清军驻扎在本乡本土，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可以说是以逸待劳，仅从人数上来说，就可以十敌一，以百敌一，以千敌一，但却败得惨烈，败得屈辱，败得令人扼腕唏嘘。
后人不禁要问：到底凭借什么高超手段，列强敢于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样横行无忌？难道真的是如妖人所言：大清寿数尽了？非也！难道真的是借助什么妖道仙术？非也！难道真的有什么非凡的智慧和勇敢，更非也！他们除去凭借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使用得比我们先进、熟练、广泛之外，还有就是在中国先贤哪里剽窃的军事智慧：兵者，诡道也。
就是这区区五个字，却蕴藏着历史风云变幻的规律和智慧，在人类发展史的舞台上，演绎出一幕又一幕震撼人类历史的惨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