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0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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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金山（早年华侨对北美洛基山一带的统称）唐人街几乎清一色的男人群里，开始出现了少数几个年轻女子。她们漂洋过海来到金山，或为人妻，或为人婢，后来由于各样的因缘际遇，进入了当地的公立学堂，与白人的孩子一起接受教育。在大英帝国体制下的教育系统里，她们遭遇了另外一种窘迫——那是与她们生来就熟稔的贫穷不完全相似的窘迫。她们被众多的敌人包围，诸如肤色，诸如性别，诸如年龄。她们的故事，与同时代许多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相比，实在微不足道。所以，她们就轻而易举地被人淡忘了。连她们的后代回忆起她们时，也是一脸茫然。我的主人公阿喜，便是那几个少女中的一个。
阿喜搬了一张小板凳，坐到窗前那一块太阳光斑里锁扣眼。阿喜手里的这件衣裳极小，摊开来只有她两个手掌大。三个扣眼，个个小得像米粒。广东巷尾李记杂货铺的阿昌叔新添了一个男仔，这个月十一号喝满月酒，这衣裳就是阿妈备下的礼。阿妈新近着急上火得了烂眼病，两个眼睛肿得如同面团上戳出的两个窟窿，锁扣眼的活就理所当然地落到了阿喜手里。
窗外嘎的一声响，把阿喜惊得颤了一颤，针险些扎了手指。阿喜抬头看了一眼，是一只红肚皮的鸟，踮着脚尖站在树枝上探头探脑地朝屋里张望。花已经落尽了，有花的时候，鸟藏在花里是看不见的。墙上的皇历被阿爸翻到了三月初四那一页。三月初四在天底下哪个角落都该是春天，春天里哪里都有花儿树儿和鸟儿。只是咸水埠（早年华侨对温哥华的俗称）的花儿鸟儿和开平乡下的不一样。咸水埠的鸟儿好看倒是好看，却叫得鸭公似的，仿佛被人掐了脖子，实在是难听。咸水埠的花儿一串串一团团，云雾似的，只是不经开，一阵风过就没了。阿弟告诉她，这洋花儿有个名字，叫樱花，是东洋人带过来的树种。开平乡下的花都是日常的名字，鸡蛋花，牵牛花，芭蕉，狗尾，没那么粉嫩，倒是结结实实地开个一年半载的。
“阿喜，去阁楼把剃头剪子拿下来。”阿妈说。
阿妈正坐在屋角的那张藤椅上换裹脚布。阿妈的那个角落很暗。阿妈五岁就裹了脚，阿妈闭着眼睛也能把那些长长的布条一个结也不缠地解下来，裹回去。阿妈换下来的裹脚布在地上死蛇似的盘成一团，空气里飞腾起一股汗酸味。阿喜抽了抽鼻子，放下手里的衣裳，朝阁楼走去。
阿喜来咸水埠才半个月，还来不及跟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熟稔起来。她只知道家里有上下两层楼，上层住着自家的人，下层分成前后两片，前面是阿爸的中药铺，后面空出一个房间，搭了三张格子铺，住了六个房客。在楼上阿爸阿妈的那个房间里，沿着那个折了一条腿的梯子爬上去，可以爬到屋顶上一个鸽子笼似的阁楼。她想问阿妈剃头剪子放在阁楼的什么地方，可是她不敢。她知道阿妈会飞给她一个什么样的眼神。阿妈的那些眼神从最暗的角落里飞出来，也像磨得雪亮的镗猪刀，扎得她浑身都是洞眼。她知道她活该。她只有用沉默做成一件厚棉袄，牢牢地裹在身上，才不叫那刀子伤着。
阿喜刚刚爬了一级梯子，就听见有人在楼下咚咚地敲门。今天阿爸盘货备货，药铺关半天门。敲门声很响亮，手掌拍在门板上发出嗡嗡的回响。阿爸的药碾子吱的一声停了下来。
“耳朵塞了狗屎了？”
虽然屋里住了十一口人，五个家人，六个房客，阿喜却明白，阿爸的这句话，是单单讲给她一个人听的。她爬下楼梯，瞬间把剃头剪子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慌慌地跑下楼去开门。
就在那艘载着她漂洋过海的“日本天皇号”轮船抵埠的第二天，阿妈把她从睡梦中叫醒，告诉她阿久死了。当时她便猜到，她在金山的日子，大抵就是这个样子了。
她和阿久订亲的事，阿人（开平方言：祖母）是到了接聘礼那天才告诉她的。那阵子林家的大儿子阿久的大哥阿元从金山回来，常到家里看阿人。回回都不是空手来的，有时是一只鹅，有时是一块花洋布，有时是一挑狗肉。林家住在上河村，阿喜家住在下河村，中间隔了一条河。阿喜不认识林家的人，只听村里人说林家的两个儿子，阿元和阿久，都在咸水埠揾钱。阿元回乡，是来接大儿子去金山的。阿喜见阿元来自己家里，关起门来和阿人叽叽咕咕地说话，只当是金山的阿爸阿妈托阿元捎信来，直到有一天四个脚夫抬了两个沉甸甸的蒙了红布的箩筐来到家中，才知道家里已经把自己许给了阿久。
阿喜虽然没见过阿久，却见过阿久的照片。阿久的照片是在咸水埠唐人街的照相铺里照的。照片里阿久坐在一张当作道具的梨木太师椅上，穿着一件带着折痕的仿绸长袍，高颧骨，矮鼻梁，粗粝的脸上带着一丝急切而隐忍的微笑。阿喜不敢多看，只匆匆扫过一眼，觉得说不出是好看还是难看。不过阿喜用不着说——没人问过阿喜的看法。
直到上了去金山的轮船，阿喜还不知道，阿久那件仿绸长袍覆盖着的两条腿中，有一条是一根木棍——阿久年轻时在菲沙河谷修铁路的时候，被炸药炸飞了一条腿。阿喜也不知道，阿久已经四十一，比自己大了整整二十七岁。
阿喜不知道，阿妈却是知道的。阿妈什么都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