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骏马》2007年第02期
栏目：本刊特稿
这里谈及的敖鲁古雅，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它的全称是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这个村庄借用了一条小河的名称，小河是由居住在这片森林中的鄂温克人命名的。河名是一句鄂温克语，它的意思是“生长着杨树的河湾”。
最初，敖鲁古雅是以猎民定居点标注在地图上的。从1965年敖鲁古雅村的诞生，直至2003年其旧址从地图上消失，她走过了近40年的生命历程。
大约在300多年前，一支赶着驯鹿群的鄂温克人出现在额尔古纳河畔。他们告别西伯利亚勒拿河上游的森林，辗转迁徙，落脚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林地。应该说，这里是其祖先生活的故地。他们离开勒拿河上游的原因，主要是受到雅库特族群和哥萨克人的挤压，当然也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狩猎场，在一个理想的生存条件下繁衍后代。
这部分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在额尔古纳河两岸徘徊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与左岸俄罗斯商人建立了以货易货的贸易关系，接受了俄罗斯文化的一些影响，例如以俄罗斯人的名字为自己的后代命名，婚丧之俗也按照俄罗斯人的方式进行等等，但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为自己部落的永久生存之地。
使鹿鄂温克人在这三万多平方公里的林地中游猎、饲养驯鹿，不仅融入了这片大森林并成为自然生物链中生态平衡的一个重要环节，成为森林的主人。
公元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呼伦贝尔珠尔干河总卡伦的总卡官赵春芳奉命调查卡伦边务，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多次接触了使鹿鄂温克人，对其风俗习惯、生活特点进行了概要性描述，并以日志的形式附录在他撰写的《珠尔干总卡伦边务报告书》中。这是第一部以亲历者的身份正面描述使鹿鄂温克人的中文著述。此次赵春芳边务调查，制定了鄂温克人与俄商贸易的暂行条例，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奸商对使鹿部的盘剥，稳定了人心，为使鹿鄂温克人在中国境内长居久安提供了基本保障。
1915年至1917年间，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深入使鹿部进行社会调查，他的专著《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位人类学家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使鹿鄂温克人纳入整个通古斯族群（早期俄国人称鄂温克人为通古斯）系列中进行描述，他认真考察大兴安岭北麓的自然环境，记述了使鹿鄂温克人的活动区域，鄂温克族内部氏族和职能，精神文化、物质财产和协作关系等等。史禄国的人类学调查系统而完整，他在考察鄂温克族时发现：“通古斯人非常正直、有礼、有魅力、殷勤周到，极少粗鲁和粗野；令人生厌的也很罕见；他们永不贪心、永不怯懦、永不背叛……他们性格的这些特点还产生于固定的正义观念和公平的概念，高度发展的个性意识，有时骄傲，但决非无礼的傲慢。因此当一个通古斯认为自己正确的时候，不管有多大的压力，他将坚持自己的想法。他们对压迫者，在不得已时也会屈服，但心里是不服的。”令人遗憾的是，史禄国这部厚重的人类学专著，直至1985年才译成中文出版，在少数专家手中传阅。
1929年6月，英国剑桥大学学者琳达格林女士与其丈夫奥斯卡·玛门抵达了使鹿鄂温克部落。这对年轻的夫妇是由达斡尔人郭布勒·海山担当向导的，在短短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多次深入鄂温克人的营地进行人类学调查，直至1932年6月才离开那里。琳达格林女士离开呼伦贝尔时，日本人的铁蹄踢开了中国东北的大门，据说这位富有正义感的学者，为了不让入侵者利用她的社会调查资料，回国后一直没有发表自己的调查研究成果，而是潜心于教学活动，直至告别人世。
如今，在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里保存着琳达格林的考察影集，在她20多部影集中可以找到2700多张在中国拍摄的图片，其中包括一定数量的使鹿鄂温克人生活场景的照片，另有一部用英文撰写的《驯鹿通古斯笔记》。
1933年12月，几个持枪的日本兵出现在奇乾村，他们以经商为名与鄂温克猎民接触，收购了猎人的灰鼠皮、鹿鞭、鹿尾、犴角等猎产品。鄂温克人从日本人手中以1张灰鼠皮换一包火柴；3张灰鼠皮换一个弹壳；4张灰鼠皮换一尺更生布；7张灰鼠皮换一瓶白酒；13张灰鼠皮换一袋面粉……进行不公平的易货贸易。
奇乾村坐落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与俄罗斯隔河相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1935年3月，300多名日本军人进驻奇乾。日本人刚刚站稳脚跟，就以奇乾为据点进山收缴了猎民的枪支，他们不分男女老幼把鄂温克人统统赶下山，用半个月的时间逼迫猎民们接受他们指定的头领。
1938年，日本人在奇乾成立了满洲畜产株式会社，对鄂温克猎民的猎产品进行强制性垄断经营。
1940年，日本人在离奇乾30公里的阿巴河边设立了营房，营区建有4栋木刻楞房，驻守30多名日本兵。这个神秘的营址不准外人靠近，被称为东大营。同年7月，日本兵胁迫鄂温克猎人下山，将他们囚禁在东大营，同时进行强制性训练。被囚禁训练的80多名鄂温克人中，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4岁。日本人强迫鄂温克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并进行军事训练，在训练过程中如谁稍有怠慢，就被拳打脚踢。猎民小伙子大拉非（27岁）以不出操，不给日本人干活的具体行动来反抗侵略者的欺压，结果被日本兵用棍棒和皮鞭打得奄奄一息。几天后，无所畏惧的大拉非跳下悬崖，以死来表达自己永不屈服的意志。侵略者的暴行在鄂温克猎民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从1940年7月开始，直至日本统治的垮台，日本人以满洲株式会社垄断和控制鄂温克人的生活必需品，胁迫鄂温克人进行不定期轮训，轮训期间收缴猎人的枪支，克扣其口粮。在日本统治的短短几年中，鄂温克人缺医少药，疾病得不到救治，造成53户猎民200多人死亡。
1945年8月15日，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面进攻。鄂温克猎民按照事先对苏联红军的承诺，开始了在森林中追剿日军的行动。15名鄂温克猎民在其头面人物昆德伊万和伊万杰烈果诺夫德带领下，行动迅捷，于8月24日在艾牙苏克河发现21名日本兵，经过激战，击毙13名日本兵，缴获8匹军马和不少枪支弹药。其余8名日军逃到金河附近，也被一举全歼。另一支猎民队伍也自发地行动起来，他们中有老马嘎拉、小八月、阿力克山德、老八月等数人，在孟贵河附近将从斯大辽克方向窜来的6名日本兵全部歼灭。从漠河方向窜来的9名日本兵，也在亚库斯克附近被猎民嘎年、谢力杰伊、嘎卡克、伊万索等人击毙。
在追剿日本兵的过程中，鄂温克方面无一人伤亡，表现出英勇、果敢及独特的战斗素质。
截至解放前为止，使鹿鄂温克人口总数降至160人。
新中国的建立给鄂温克人带来新生活的曙光。解放后，额尔古纳旗人民政府首先在奇乾设立了供销合作社，以保障鄂温克族猎民物资生活用品的供应，随后成立了奇乾鄂温克民族乡，由鄂温克人推选出自己的行使权力的代表。几年之后，奇乾乡民族初级小学校相继成立，鄂温克族子弟第一次走进了学堂。奇乾乡民族卫生所的成立也是一件大事，从那一天起，国家对使鹿鄂温克人施行免费医疗。到了1957年，已有几户鄂温克猎民在奇乾乡住进新房，开始尝试在山下的定居生活。
1957年，秉承党中央的指示，东北内蒙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鄂温克分组的郭布库、吕光天、乌云达赉等学者，深入鄂温克人驻地进行了40多天的社会科学考察。其后，调查者凭借第一手调查资料撰写了《额尔古纳旗使用驯鹿鄂温克人的调查报告》。这是一部细致、翔实的民族学调查报告，《报告》浸透了调查者的辛勤汗水，体现了调查者客观、公允的治学精神。这部《调查报告》成为具有历史资料价值和长久影响力的力作。
1960年，秋浦先生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进行了编写，并于1961年正式出版个人署名的《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一书，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在这部著述中，秋浦先生使用了《调查报告》所提供的大量资料，他对使鹿鄂温克的理论判定是：“……直到解放前为止，鄂温克人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发展阶段。”他似乎捕捉到了一些问题：“为什么人类社会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鄂温克周围的其他民族和其他地区的鄂温克人早已进入了阶级社会，而额尔古纳河畔的这一部分鄂温克人却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们还保持这种异常落后的原始社会生活方式呢？”对此，他个人的解答是：“在鄂温克人内部，没有生产的社会分工，没有城乡差别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生产力的这种低下水平，狩猎生产本身的不稳定性，当然不能引起他们长久以来所维持的原始的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秋浦先生将使鹿鄂温克人视为一个铁桶般封闭的部落，而不是将其视为适应了自然环境而存在的一种生活方式，不肯将这一生存方式看成一个社会大系统的边缘部分。作者在《原始社会形态》一书中，套用了“原始社会”、“血族复仇”、“图腾崇拜”等词语，将早期人类学概念用在使鹿鄂温克人的头上。在此，作者表现出视觉上的偏差，将残存的文化现象想当然地视为完整的社会形态。而早期社会残存的某些现象，实际上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之中。如此这般，在持“社会进步阶梯论”观点的学者眼中，使鹿鄂温克人一切的一切仅仅表现为古老与特异，无可辩驳地祭奠在社会进步阶梯的最底层，被称为“活的社会化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