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维森格朗德先生[1]：
几天前，我的母亲过世了[2]，这是我一直没有回信的原因。遗憾的是，这封信比我原先预想的还要简短。你的信使我感慨良多，对我来说它非常重要，我真想详细回复，但我有许多紧要的事要做，你认为我计划到法兰克福去做的讲题与我自己的预期极为相符，因此我特别高兴地听从了你的论题：“论文学批评的哲学”。在未来几天内，我要针对此事给霍克海默写信。但是如果你能马上就这个新论题和他沟通一下，那就更好了，同时可进一步建议：鉴于我已提到的最近的丧亲之痛，如果我的演讲能推迟到圣诞节后的某个时间——比如一月中旬，我将十分感激。
得知你对《老古玩店》[3]温和坚持的评论最终击溃了我对这个主题的外部禁忌，得知多少天来我一直沉浸于这本书中，想必你会十分高兴；意识到你对该书的读法使我感到好像有人在那些黑暗的隧道提灯照我前行。我已看见令人大为惊异的银矿在我前面发亮。
我多么想把我的想法通过书面形式和你进行交流，因为我和布莱希特的几次令人回味、范围广泛而极富启发性的谈话的共鸣的回声还未能让你了解。我相当信任《法兰克福人报》——我正在这里深入思考我那篇谈卡施纳的文章——但事实证明我和他们的关系极其难处。很显然，他们在忙于考虑每一篇可选择的文稿。
我已读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对我来说，似乎踏上右倾之路的步子更加蹒跚了。
请尽可能快地告诉我你自己著作的命运[4]，等布莱希特下次造访时，我还将向卡普拉斯小姐询问此事。
热诚的问候。
你的
瓦尔特·本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