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2月，合并到太原工业专科学校后，我被分配在理化教研组任化学教员，教两个中专班的化学课。当时，从工厂调来一批干部和老工人，担任专职的红旗班主任，教师不再兼任班主任。我的工作轻松了许多。太原工业专科学校在当时太原各类学校中，是办学条件最好的，各科教师齐全，大学毕业的教师占到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二。有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楼，有实验室、图书馆、运动场和实习基地。已婚的教职工每人分到一套一间半房的家属宿舍，单身教职工两人合住一间集体宿舍，有专门的教职工食堂。那一年没有开展任何政治运动，教学工作能够有序进行。合并两个月后，学校改选校团委和各个团支部委员，我被选为校团委委员兼教师团支部书记，当然都是定额选举。
1960年6月，经同事介绍，我与现在的老伴结婚。当时正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现在改称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后果已经显现。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物资极度匮乏，老百姓的口粮和一切生活用品都是凭票定量供应。原打算结婚时举行一个茶话会，因为缺乏糖果和香烟招待客人，我们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到街道办事处办理结婚登记，领回了结婚证，在一家小饭店共聚晚餐，凭粮票买了两碗馄饨四个包子。晚上一起看了一场电影。我们的洞房，是妻子单位分配的在一个大杂院里的一间七点五平方米的房间。套用现在的时髦用语，就是蜗居。因为房间太小，只能摆放一张单人床加半块床板，一张二屉桌，一个独凳，一个铁炉子。两口箱子放置在床下，名副其实的四徒空壁。唯一的奢侈品，是我用两个多月工资买的一台美多牌收音机。收到的唯一礼品，是教研组全体同事签名题写恭贺结婚志喜的粉红色虎皮纸横幅。学校离市区有二十余里路程，距一路公交车站也有两里多路程，而且公交车车距四十五分钟，回家很不方便，婚后我平时住在学校集体宿舍，每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大杂院很小，原来住户搭建的厨房已占满了院子，我们想搭建一个小厨房已无空地，春夏秋季节只能把铁炉子放在房门外。如遇下雨天，就用一个大铁盆反扣在上面。平日我和妻子都在各自机关食堂吃饭。妻子每天下班时从机关茶炉房打两暖瓶开水回家，备她一个人饮水和洗漱。星期日点燃铁炉，烧洗衣水和做简单的饭食，也就是熬一锅小米稀饭，炒一个青菜或搭配一个酱菜。当时每人每月供应三两猪肉，偶尔也炒一个肉菜。馒头或窝窝头，各自从机关食堂买现成的。
三年困难时期，我和全国大多数人民一样，吃饭成为大问题，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体重从1958年的一百二十斤，下降到九十四斤。在学校食堂吃饭，主食凭粮票随便买多少不受限制，但每人只限买一份菜。为了以菜代粮填饱肚子，包括我在内的青年教职员工，吃完饭后留在食堂不走，等待大多数人吃完饭后，食堂剩下没有卖完的菜，每人可以再买一份。我记得一个星期六吃午饭时，特意多买了五个窝窝头，准备带回家当做星期日的主食。在公交车站等车，公交车迟迟不来，看到手袋里的窝头，控制不住食欲，寅吃卯粮，把带回家的窝窝头吃了一个。之后，仍然馋得流口水，就又吃了一个。就这样在等车的一个小时内，连续吃了五个共计一斤粮的冷窝头。第二天星期日，只好分食妻子从食堂买回来的主食。为了填饱肚子，我曾用八成新的棉军衣，与近郊区农民换了五十斤山药蛋。有一次八岁的外甥从西山矿区到市区来看望我，正赶上吃午饭，好像是吃包皮面（外层白面，内层高粱面）。外甥端起饭碗后问我：四舅，管不管吃饱？我虽然笑着说，管饱管饱，你尽管吃，心里却涌上一阵苦涩和酸楚。那些年，在太原大街上行走，几乎看不见一个胖子。在澡塘洗澡，大家赤裸相见，看得更清楚，多数人都骨瘦如柴。偶尔看到一两个胖子，问起他们的职业，不是卖肉的就是炊事员。验证了一句俗话，“大旱三年饿不死厨子”。中专学校的学生每月供应三十多斤粮票，比教职员多十几斤，但仍不能保障身体健康的需要。为了保持学生的体力，学校停止了晚自习和早操，体育课改为自由活动。
当时，对我来说，穿衣不成问题。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和薪金制以后，军官在节假日可以穿便装。上世纪五十年代，市场上没有卖衣服的商店，部队军官几乎人人都在缝纫店量身定做便装。我每月薪金七十二元，又是单身，没有家庭负担，一次就定做了两套西装一套中山装，购买了几件质地较好的衬衣和时尚的T恤。加上原来在部队的军装，共十余套衣服，足够我穿十多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穿西装被视为崇洋媚外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现，我把西装上衣改为学生装。直到市场上有了不要布票的涤卡和的确良以后，我才添置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