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从两方面评价这篇小说。如果要否定它，理由可以是：不知作者要拥护的是什么，要反对的是什么。（这是一句老调了，但常常被作为不可辩驳的尺度）甚至还可以进一步作诛心之论，认为作者故意把人的心境、环境，都写得那么阴暗，把乡村描写得那么落后、荒凉，写草药郎中还要仗剑作法，巫医不分，写草药店老太婆迷信说见过鬼；而且，还可以质问作者：写满街人家都糊红纸，“红艳艳，昏沉沉”，是何所指？写老赵高热中呓语，分明是暗示紧张劳动会逼疯了人，逼得人家家庭破碎，那不是诬蔑我们的制度等等。
但反过来，如果不这样“深刻地”去“分析”，则此篇的最大毛病亦不过是写了一写，不能不说这篇小说在技巧上是有可取之处的。例如他懂得怎样渲染，怎样故作惊人之笔，以创遣氛围。他的那些招来指责的描写，大部分属于这一范畴。那么，看了全篇后，是不是引起阴暗消沉的感觉，即所谓不健康的情绪来呢？我看也不见得。
如果我们不愿神经过敏，以为这个作者是“可疑人物”，作品中暗含讽刺，煽起不满，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想一想：这样一个似乎有点写作力的作者，倘能帮助他前进一步，那岂不好呢？这样，就可以考虑发表他的作品，同时给以指导——这可以联系几篇类似的作品写一篇评论的方法，分析作品的优缺点而着重地具体地指出作家最重要的一步是选择题材，而选材也者，实即作家对人、事的看法（即所谓立场）和洞察力（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的具体考验，我们所以常常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之重要，也即是如此。
看得出来，编辑部对《一瓢水》有争论。茅盾写这封信的意向非常清楚，即把《一瓢水》发表出来，推动这位“有点写作力”的青年作者“前进一步”。
林斤澜说：
“这是1956年的事情。《人民文学》已将《一瓢水》退还给我，不料编辑屠光群来到我家，把《一瓢水》讨回去。这篇小说发在5月、6月合刊上，这期上还有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那一期很有名，几个人被打成右派。——怪不得《一瓢水》发表以后，我的小说在《人民文学》就接二连三地发出来。”
在《林斤澜文集》第一卷中，《一瓢水》是林斤澜发表的第八篇小说，这以后《人民文学》发的《草原》是他有些分量的作品，《台湾姑娘》使他成名走红，《新生》和《赶摆》让同行叫好。倘若没有茅盾的这封信，有没有今天的林斤澜，非常难说。
但林斤澜对我明确地说：“茅盾先生尽管道德高尚，他的文学观念，主要是主题先行，我不能同意。他有明显的偏见。比如说，他早年竟说沈从文的小说，是一碗清汤，上面漂着几点油星。”
有一回，林斤澜说北京有个年轻评论家，给现代作家排座次。一是鲁迅，二是沈从文，三是曹禺。鲁迅之后，小说是“一城两传（《边城》《呼兰河传》《铁木前传》）”。林斤澜微笑着，好像是同意这种排法。我说：“《呼兰河传》漂亮，但萧红的名字总不响亮。”林斤澜说：“问题就在茅盾。萧红不是革命者，死后，1946年《呼兰河传》出版时，是茅盾作的序言，序言基本上对《呼兰河传》持否定的态度。”在《呼兰河传·序》中，虽说《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但茅盾的重点却是这么两个段落：
如果让我们在《呼兰河传》找作者思想的弱点，那么，问题恐怕不在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缺乏积极性，而在于作者写这些人物的梦魇似的生活时给人们以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乐，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
她那时在香港几乎可以说是“蛰居”的生活，在一九四。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作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她的一位女友曾经分析她的“消极”和苦闷的根由。以为“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得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咒诅的，却又拘于惰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这结果是，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而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这是可以惋惜的，正像我们对于萧红的早死深致其惋惜一样。
很明显，茅盾离开了艺术本身、美学本身谈论《呼兰河传》。茅盾的文学观念是“人生的文学和写实的文学”（朱自清语），同情被损害者，激励人生，唤起民心。“伟大的作家，不但是一个艺术家，而且同时是思想家——在现代，并且同时是不倦的战士……”他的创作多是这样，虽有气度、气势、气魄，但终究带强烈的政治功利。林斤澜说，《子夜》写得好，但它的“革命性”超过“艺术性”。解放后，政治气候如此，茅盾的文学观念无法改变，这种观念和纯正的艺术如同水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