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触摸边墙
三十年前的一个夏日，一位扎着牛角辫的小姑娘，穿过一段断垣残壁的高墙去邻村的姥姥家。这是黄河岸畔的晌午时分，白花花的日头晒得人头皮发麻，等她走到这处高墙下已经满头大汗了，于是这处高墙下的阴凉成了她躲避日头的最好去处。她静静地坐在墙下的土坡上，闻着青草的芬芳，听着蚂蚱的鸣叫，不时扬起头看看高墙上长出的酸枣拨子。那酸枣枝头上已经有了绿绿的如小拇指大小的果实。她终于忍不住果实的诱惑，攀爬断壁的墙垣去摘酸枣。墙垣厚实的土块像石头一样坚硬，她弱小的身体攀援在结实的高墙上，突然有一种被悬空托起的感觉，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感猛地向她袭来，她觉得天地之间自己是这么的渺小和柔弱……
十几年以后的某个夏天，当这个小姑娘成为我的妻子后，我们再次穿过那段残垣断壁的高墙去她的姥姥家。走到这处高墙之下，她将十年前的那次摘酸枣的经历讲给我听。我也试着攀援了那处高墙，我虽然没有她十年前那种恐惧的感觉，但站在高墙上，天地之间豁然变得空旷起来，大河顺着高墙蜿蜒而行，白云在河对岸辽阔的鄂尔多斯高原上空悠悠飘荡，天地之间人仿佛是一粒微尘，好像随时都可能淹没在高墙和大河之中。
那以后，我知道这段高墙叫边墙。它沿着黄河晋陕峡谷的东岸穿梭在山梁之上，从偏关的老牛湾一直延伸到河曲的石梯子，足足有百十里长。边墙是长城的另一种表述，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长城”这个称谓后，到一千多年后的明朝，长城就不叫长城了，就叫“边墙”。据说这是出于明朝对“长城”二字的忌讳。一种忌讳大概是与“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民间故事有关。秦始皇修筑长城的残暴行径因这个故事广为传播，提到“长城”二字就会让百姓产生厌恶，所以明朝皇帝要修筑长城阻挡北方的敌人，自然要忌讳“长城”的提法，已昭示自己与秦始皇的不同。另一个原因是秦长城的旧址在明朝统治线的北边，明长城的“九边重镇”，无论最早设立的延绥、大同、宣府、辽东四镇，还是后来设立的宁夏、甘肃、蓟州三镇都在秦长城的南边，所以严格地讲，“长城”一词已经专属秦朝，明朝人修筑类似秦人的长城，自然无法比拟，所以也就避开了这个叫法。
大明皇帝忌讳长城的提法，而这个被称为边墙的建筑却伴随一个王朝风风雨雨走过了二百七十六年的历程。边墙因一个帝国的诞生而诞生，因一个帝国的消亡而訇然倒塌，但在近三百年的风雨沧桑中，一个帝国的政府、一代代帝国的皇帝、一群生生不息守卫边墙的士卒和百姓，他们的身影早已融入那段历史，当我伸手触摸这段残破的边墙时，仿佛仍旧能感受到那堵墙曾经有过的温度。
关于边墙的修筑，《中国军事史·明朝部分》在广为整理明代的各类史料的基础上，勾勒出其大致的历史轮廓。据记载，明朝边墙西起嘉峪关，东到鸭绿江畔，全长14000多公里，修筑年代几乎与明代相始终。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派徐达率军占领元大都北京以后，元朝灭亡。但元朝的残余势力并没有完全消灭，也没有完全臣服。元顺帝率领后妃及其太子与一帮蒙古大臣退往漠北，依然指挥部将继续对明作战。为了解除这种威胁，从洪武年间开始，历经永乐、宣德各朝，明廷一方面北征，以武力消灭元朝残余势力；另一方面在北部边关修建关塞墩堡烽堠和边墙，加强北方防御。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命徐达修筑居庸城，垒石为关。洪武五年（1372年）大将军冯胜下河西，修筑嘉峪关城。洪武十四年（1381年），又命徐达修建了山海关。朱棣即位后，迁宁王朱权于江西，徙大宁都司于保定，继续加强防御，从宣府（河北定化）迤西至山西，皆修边墙，挖深沟，建立相互连接的烽堠，修筑高厚的烟墩。永乐十年（1412年），又命令边将修筑壕垣，其中从河北的宣化东北长安岭一直修到河北万全西部，全部为石垣和深堑。这一时期修筑的的“垣”和关塞烽台，虽然简陋，但基本形成了明朝北部边墙的大致轮廓，是明代边墙修筑的开始。
为了加强防御，明廷又在边墙之下陆续设立了“九边重镇”，专门修筑营城驻扎兵马，派驻总兵官统领，形成边墙上戍边的军事力量。山西镇是“九边重镇”之一，又称太原镇或三关镇。与其它边镇相比，山西镇靠近内地，凭借大同镇为藩篱，内恃三关为屏障，素少边患。宣德四年（1429年），蒙古部落在西北活动日益频繁，又常有小股骑兵往来边境骚扰，山西镇开始加强防御，改副总兵官为总兵官镇守。治所初设于偏关，嘉靖时移于宁武。所辖边墙西起山西河曲黄河岸边，经偏关、雁门关、平型关、固关而达黄榆岭（山西和顺东），全长1600余里。其中由偏关丫角山向东南延伸的边墙，在大同、宣府两镇边墙之内，历史上称其为“内长城”；而由丫角山向西延伸，到黄河东岸的老牛湾，再由老牛湾沿黄河东岸到河曲的石梯子，这段边墙连接黄河西岸延绥镇的边墙，故为“外长城”，历史上称其为“黄河边墙”或“河边”。山西镇统辖的“内长城”和“黄河边墙”极为坚固，一些地方的石块重达20余吨。万历三年，添砖包空心楼15座，实心楼15座，土筑敌台216座，并加筑了边墙。山西镇边墙沿线城堡、墩台、隘口、空心敌台到万历年间已经增筑到3711座，原额兵马25000余，已增至55000余人。
家乡这段黄河边墙便是在成化年间开始修筑的。据明末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边防考》：大河流入老牛湾，过县（河曲旧县）西南经保德州，中间有娘娘滩、太子滩，皆在县北九十里，套贼渡河处，最为险要。（最早）山西冬防，滨河打冰，以防贼渡，朔气严凝，随打随结，劳而无济。（后来）在沿河最冲，自险崖达阴湾，自阴湾达石门，又二十里，筑墙拒守……”所以自成化年以后沿黄河东岸的边墙和营堡屡次动工修葺，到嘉靖年间就连最为险要的黄河段也修筑了长长的边墙。
明朝初年明廷最早修筑边墙，都是在黄河以北的地区，但自从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后，朱棣对部分边防下令南移。据《中国军事史》记载，自朱棣驻守北京后，对残元采取了进攻防御的战略，他五次亲征漠北，三次扫荡元廷，巩固了朱元璋时期建立的从辽东开始，经大宁（内蒙宁城）、开平（内蒙正蓝旗）、东胜（内蒙托克托县）比较平直的防线。朱棣曾经对部下说：惟守开平、兴和、大宁、辽东、甘肃、宁夏则边境可永无事矣，但在永乐元年他一反常态，下令将北方防线重要的大宁都司内迁，致使京城所在的燕蓟之地少了一道屏障。当永乐二十年元廷残余部落袭击兴和城（河北张北县）时，大宁内迁致使开平孤助无援，迫使明朝将兴和守御千户所移入宣府（河北省宣化），开平卫内迁到独石堡（河北省赤城北）。这样明朝在北方的防线，就一下子后退三百里。到“土木堡之变”时，明英宗朱祁镇被俘没多久，瓦剌部落以皇帝为要挟轻而易举攻克了东胜卫和开平卫，让京城的西部防卫彻底退到了黄河以南。
明朝因修筑边墙而开始立国，因退守南迁，而又不得不再次在正统（天顺）、景泰、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八代皇帝手中大修边墙，抵御蒙古铁骑。边墙在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帝国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同时消耗了一个国家的国力和锐气。直到三百年以后一支由努尔哈赤创建的部落真正崛起于白山黑水，边墙上的辽东战事成了彻底压垮一个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自然灾害频发，盗贼四起，朝廷又不得不增加税赋应对内忧外患，明朝经济进入快速崩溃的恶性循环之中。如果说明朝的灭亡是由辽饷猛增，自然灾害频发导致农民起义兴起而灭亡的，还不如说，是一条长长的边墙像一条挣不断的绳索死死地勒住了大明王朝的脖子，让它慢慢窒息而亡，而崇祯皇帝煤山吊死仿佛就成了一个王朝命中注定的谶语。
这条绳索勒死的不仅是一个王朝，而且是当时一个整整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