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白晃晃的，烤得人七窍生烟，周建设吃力地踩着自行车，汗水像蚯蚓一样爬了一脸。
儿子今天上午的考试一直揪着他的心，考得好，儿子就能留在这所北京市的重点中学，如果考得不好……他不愿想下去。
儿子借读的这所中学是一所很有名的重点中学，当初为了能让儿子进这所中学借读，他没少求人。儿子小铉有北京市户口，是刚刚才办下来的，但他的学籍在山东，他一直生活在那里，先是与爸爸妈妈在一起，后来爸爸妈妈来北京了，他就和姥姥姥爷在一起。他对爸爸妈妈的记忆几乎都是10岁以前的。
1995年，在山东某商业银行业务处任处长的周建设被借调到北京总行。
第二年，妻子也辞职到了北京，并在一家企业找了一份临时工。妻子来后，他们租了一间房子，有了一个临时的家。也是在这时，周建设动了想调进北京的念头。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儿子。
山东是高考大省，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多达30多万人，而算上大专总录取率也只有50%左右，所以竞争异常激烈，录取分数线每年在全国居高不下。
2001年，某家中央大报将各省市录取分数线公之于众，山东省第一批重点院校录取线比北京要高出100多分。这年高考前后，公平问题成为社会热点，北京、上海成为关注焦点。外地人认为北京人占了便宜，不但沾了首都的光，也沾了高校资源丰富的光。就因为北京高校资源丰富，北京的孩子考大学就容易，10个人里有七八个能上大学。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愤愤不平，有人出来说：“咱北京的孩子别看分数低，可素质高。”这更招来一阵猛烈的板儿砖。2001年9月，北京市对外宣布：2002年，北京市高考将自主命题。嫉妒的、愤愤不平的、抨击的，全都傻眼了，人家不跟你玩一个游戏了，跟你的游戏规则不一样了，你还说啥？
如果不是家里有一个也即将要高考的孩子，周建设也许不会去关心录取分数线的问题，不会去关心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儿子上的是一所重点中学，成绩不算好也不算坏，上个大学估计没问题，但要想进重点大学还有点儿悬。
虽然借调到北京，但在北京落户，周建设倒真没想过，分行的两位副行长在一两年内将先后退休，他这个重点业务处的处长接副行长的位置似乎顺理成章。再说，他也没觉得北京有什么好，这里，局级干部一抓一大把，当个局长，也得自己骑自行车上下班。所以他当时的想法是，好好干半年，给领导留个好印象。
努力进京的目标最初是由妻子提出来的，她对丈夫说：“咱小铉要是在北京参加高考，没准儿能进清华。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努力，为了儿子。”这话说了没多久，妻子悄悄把在银行的一份好工作辞了，亲自到北京来了，大有破釜沉舟的架势。
为了有个北京户口，周建设拼命努力工作，希望得到领导的赏识。因为对他来说这是唯一的途径。说起当初的动机，周建设苦笑着摇摇头说：“这动机不高尚，很卑微，但却是真实的。”
2002年元月，是周建设借调到北京的第七个年头。由于他工作表现出色，总行破例为他申请到了全家户口进京指标。周建设说，那天我从北京市公安局拿到户口迁入证时，真是百感交集。记起有一年回家过年，儿子见了我很陌生地看着我说：“爸，你再不回来，我都快不记得你长什么样儿了。”我听了差一点就掉了眼泪。如果不是为了儿子，也许我早就打了退堂鼓。当我终于拿到了那个想了多年、等了多年的户口本儿时，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儿子终于是北京人了。”
办完了户口，周建设马上着手为儿子联系转学的事。他辗转托了很多关系，最后还是一位老领导出面，找到了儿子现在借读的这所市重点中学。校长告诉他，在不能确认孩子的真实学习情况时，只能办借读，两个月后参加高二期末考试，如果总成绩能进年级前100名，学校再为其办理转学手续。
有人告诉他，这已经是很给面子了，能进这所学校的学生谁不是过五关斩六将才进来的，就是那些借读的学生也不是说谁想进就可以进的，除了要交数目不小的借读费，还得有关系。
儿子听说要到北京上学，似乎并不欢欣鼓舞，要走的前两天，晚上回来得很晚，问他去哪儿了，说是跟同学在一起。
到北京后，周建设很郑重很严肃地跟儿子谈了一次话。他说，这次期末考试很重要，你要是考不进100名，你就进不了这所学校，进不了这所学校你就只能去二类学校，所以，一定要认真对待，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儿子一直低头听着，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周建设突然觉得他和儿子之间有了距离，面前的这个半大小子，已不是几年前搂着他的脖子缠着要他讲故事的那个胖小子了。
怕儿子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周建设几乎每天都要去学校看看，他发现儿子下课后几乎不出教室，也不跟周围的同学说话，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做作业。回家后，他想跟儿子好好谈谈，因为儿子并不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
那天，一吃完晚饭，儿子就坐到电脑前，说是要给山东的同学发邮件，在电脑前竟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周建设见了又急又气，忍了半天，见还没有从网上下来的意思，终于忍不住了，走过去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抓紧。”儿子抬头看了他一眼，“叭”地关上了电脑。
周建设说：“到了这里要学会跟新同学处好关系，别一天到晚老惦记着老同学……”话还没说完，儿子就冲着他说：“我一开口说话他们就嘲笑我，学我的山东话，还叫我外地人，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周建设没想到儿子有一肚子委屈，竟一下不知说什么好，如果儿子不能融入新的集体，不能心情愉快地投入学习，势必影响学习成绩。他心急如焚，第二天就去了学校，跟班主任谈了儿子目前的心态，希望老师能从中做做工作。
也许老师在下面做了工作，儿子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虽然还不大爱与新同学交往，但性格活跃了一些。
小铉期末考试成绩进了年级前100名，学籍由山东转到了这所重点中学。新学期开学，小铉成了该校高三年级学生。周建设也就成了高三学生家长。
儿子进了高三，周建设和妻子的神经绷得更紧了，这可是决定命运的一年，不少孩子就是在这一年功亏一篑。可是周建设发现，他和儿子几乎无法沟通，7年的分离，父子之间已变得陌生，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距离在阻隔着他们，使他和儿子无法靠近。
儿子的床头摆放着一只布做的玩具老鼠，那是他从山东带来的。他对那只玩具老鼠喜欢得不行，晚上睡觉时也抱在怀里。周建设看不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怎么还像个孩子，要抱玩具睡觉？他看了心里别扭。一天乘儿子不在家，他将那只玩具老鼠藏起来了。儿子晚上回来，见老鼠不见了，焦急地问：“小老鼠呢？我的小老鼠呢？”说着，便满屋找起来。
周建设皱着眉头说：“什么小老鼠小老鼠的，你都多大了，还玩那些东西，我替你收起来了。”
没想到比他高出一头的儿子横眉竖眼地冲到他面前说：“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的自由，我喜欢小老鼠怎么了？那是我的自由！”
周建设气得浑身哆嗦，扬起手给了他一巴掌，从小到大，他还从没打过儿子。挨了一巴掌的小铉没有哭，只是恨恨地盯着他说：“周建设，我告诉你，不是看你是我爸，我现在就把你撂倒在地上。”说着回到自己的房间，“砰”地关上了门。
这一巴掌将他和儿子的距离打得更远了。儿子为什么那么钟爱那只玩具老鼠，来北京时还带在身边？周建设对此产生了怀疑，难道他早恋了，难道那只玩具老鼠是对方送的定情物？联想到儿子来北京后经常上网，有时在网上一呆就是一两个小时，周建设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上。
那天，打了儿子一巴掌后，他懊悔了很久，不管儿子有什么错，都不应该动手，毕竟，他已经是成年人了。再说他也知道，对于高三学生来说，这一年承受的压力比任何一年都大，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愉快的心情非常重要。他不愿因为这件事弄糟了儿子的心情，更不愿儿子在对他的抱怨中度过这一年。周建设甚至想过当面向儿子道歉，但是犹豫了几次一直没好意思开口，但是他说他还是想找机会跟儿子说一声“对不起”。
周建设将自己的怀疑告诉了妻子，妻子也说有这种可能，因为儿子长年不在身边，他们对他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有了这个怀疑心里就一直放不下，有几次，儿子在敲打邮件时，他示意妻子借送牛奶之机去看看他在写什么，可是见她来了，儿子马上点击键盘，将“文件”藏起来，她只得尴尬地走开。
后来，周建设就多了个心眼，见他打开电脑，就远远地盯着他的手指，看他敲击键盘的位置，这样偷看了几次，大概能猜到他的密码。有一天，乘儿子上学去了，他试了几次，真的就打开了信箱。儿子的信箱已经被邮件塞得满满的，都是山东的同学发来的。但是周建设将整个邮箱都翻遍了，也没找到一封情书，倒是从那些邮件里，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儿子在北京过得并不快乐，他似乎很孤独很忧郁，在一封给同学的信里，他写着：“你们也许很羡慕我，因为我在北京也许很轻松地就能考上一所大学，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却一直高兴不起来。我知道父母为了将我的户口办到北京付出了很多，可是他们并不能理解我，我在这里唯一的朋友就是我的小老鼠，我的苦恼只有它能听得懂……”
这封信像一枚楔子揳进周建设心里。他觉得心很痛很痛，却又一下找不到痛的根源。7年的骨肉分离，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将儿子的户口办到了北京，可到底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他真说不清。但是他却知道，有一些已经失去的东西是很难再找回来了。
小铉的高三生活才刚刚开始，周建设说他已有心力交瘁的感觉。
当周建设为儿子忧心时，远在武汉的紫琼却在忍受着与女儿分离的痛苦。如果不是为了女儿的前途，也许这辈子她都不会见她的前夫，那个10年前抛弃了她和女儿的男人。
她和前夫鲍勇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双双留在武汉，她在一家报社当记者，鲍勇去了政府机关做公务员。结婚的第二年，他们有了女儿婷婷。1988年，鲍勇辞职去了海南，与几位朋友一起办起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听说当时生意做得很红火。后来海南开发热降温，他又去了北京，还是搞房地产开发。也就在这个阶段，他们的婚姻发生了危机。
1991年，鲍勇告诉她，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他要离婚。那段时间，紫琼几乎痛不欲生，他和她曾经那么相爱，怎么说不爱就不爱了，而且他们还有女儿婷婷呀。可是鲍勇似乎铁了心，两人冷战了半年后，他将一纸离婚诉状递到了法院，理由是长期分居感情破裂。
听说鲍勇起诉到法院，紫琼知道他们的婚姻是彻底地完了，既然婚姻已经无法挽回，冷静地分手也许才是最理智的。她平静地找到鲍勇说：“你撤诉吧，我同意离婚。”
他们办了协议离婚后，鲍勇给了她一张50万元的存单，并说愿意每个月给女儿1000元抚养费。紫琼没要他的存单，也没要女儿的生活费，她说，我能养活女儿。那年，婷婷只有6岁。
10年来，她和女儿相依为命，没有再嫁。紫琼说她不是独身主义者，但是她要等女儿上了大学后再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促使她主动与鲍勇联系的是报纸上的一条消息。消息说，北京市将放宽户口政策，子女户口可随母亲也可随父亲。这让她产生了将女儿的户口转到北京的想法，如果将婷婷改判给鲍勇，也许婷婷的户口就能转到北京。紫琼之所以产生这个想法，是因为婷婷的学习成绩一直让她忧心。如果在武汉参加高考，婷婷充其量只能上个大专，这不是紫琼的愿望。
离婚后，开始一两年鲍勇也常常给婷婷打打电话，但是婷婷的态度很冷淡，后来电话也就越来越少了。但是婷婷每年过生日，他仍有电话来，有时还会托人给婷婷送来一份礼物。
紫琼决定在电话里跟鲍勇好好谈谈。没想到电话打过去，鲍勇很痛快地答应了，同意将女儿改判给他，同意将女儿的户口办到他身边。鲍勇结婚后，没再要孩子，他对女儿一直怀有愧疚，他希望有机会对她进行补偿，现在紫琼愿意将女儿送到他身边，他正求之不得。
北京市政府虽然出台了放宽户口的政策，但是办理起来难度仍不小，仍有不少条条框框的限制。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鲍勇到底还是在女儿上高二的那个暑假将这件事给办成了，女儿的户口进了他的户口簿。
当紫琼将办户口和转学的事告诉婷婷时，婷婷沉默了好久后说：“我有一个条件，我去北京后，不住他家，我要到学校住宿。”
紫琼将婷婷的意思委婉地告诉鲍勇。鲍勇答应了，并很快就在离家不远的朝阳区为婷婷联系好了学校，那是一所重点中学，学校有住宿条件。
8月底，紫琼送女儿到北京上学。鲍勇到火车站来接她们。这是他们离婚后的第一次见面，彼此都有点尴尬。在匆匆的一瞥中，俩人都发现了岁月在对方脸上留下的印痕。见到女儿，鲍勇百感交集，当年他离开时，女儿刚上小学二年级，还扎着两根羊角辫，现在却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那眼睛、鼻子都跟他这当父亲的像极了。那一刻，鲍勇强烈地感到，无论是时间还是距离都无法改变他们之间的骨肉亲情。出车站，鲍勇说已在学校附近的宾馆为她们订好了房间。
鲍勇开车将她们送到宾馆，安顿好后，鲍勇说一起去吃饭。
饭桌上，鲍勇当着婷婷的面对紫琼说：“这些年，我没有对婷婷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往后的日子我会好好照顾她，你就放心。”鲍勇说当年紫琼不肯要婷婷的抚养费，但他仍每个月给婷婷存了1000元钱，他说往后婷婷的生活和教育费用都不用紫琼操心。
紫琼并不想将女儿就此推给鲍勇，当年她有勇气独自担起抚育女儿的责任，今天她仍有这样的勇气。如果不是为了女儿的前途，她不会找鲍勇，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和他坐在一起。她正准备向他表明她的意思，婷婷抢在她前面说话了：“这些年都是妈妈带我，你也该为我尽点责任，往后需要钱了我会找你要，但你放心，我不会随便挥霍你的钱。”
婷婷的这番话，让鲍勇感到一阵冷冷的凉意，他知道要走近女儿，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新学期开学，婷婷成了一名高三学生。紫琼在北京陪女儿住了几天后准备回去上班，临走时，她跟婷婷作了一次长谈。她希望解开女儿的心结，从感情上接纳她的父亲，只有这样，她在北京才会过得快乐，才能心情愉快地学习。她对婷婷说：“送你到北京来就是希望你能考上大学，你一定要争气。爸爸和妈妈之间的事是大人之间的事，他是你的爸爸，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不要去怨恨他……”
婷婷搂着她的脖子说：“妈妈，我会想你……”
紫琼说：“妈妈也会想你的，但是咱们无论如何也要坚持这一年，等你考上大学就好了。”
紫琼回武汉了，可是她的心却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在北京的女儿。
鲍勇几乎每天都到学校来看婷婷，周末，他提出想带婷婷回家，婷婷说：“学校挺好的，我不去。”她不愿看见那个将爸爸从妈妈身边抢走的女人。鲍勇不好再勉强，只好每个周末带她在外面吃顿饭，并尽量点些好吃的。
开学没多久，学校开了一次高三学生家长会，鲍勇去了。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家长会，与紫琼离婚前，女儿才上二年级，那时他在海南，每次开家长会都是紫琼去。
高三学生家长会有点像战前动员会，校长分析明年的高考形势，提出该校的奋斗目标，根据目标给家长提出若干点希望。开完家长会后，鲍勇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他第一次体会到紫琼的艰辛，一个单身母亲独自抚育和培养孩子的艰辛，也第一次知道做一个高三学生家长所要担负的沉甸甸的担子。紫琼将女儿交给他，如果女儿没能考上大学，他无法向紫琼交代，只有女儿考上了大学，他才能减轻一点内心的愧疚。
婷婷对他仍很冷淡，虽然也喊“爸爸”，但仍有意无意流露出对他的怨恨。她几乎每天都与紫琼通电话，却从未主动跟他打过电话。他很想走近女儿，可是女儿似乎在拒绝他的走近，他曾试图与女儿沟通，但女儿似乎并不愿跟他多说话。
开完家长会，鲍勇知道，在高三这一年，他要面对的将是双重压力——做一个高三学生家长的压力和与婷婷沟通的压力。
近年来，像小铉和婷婷这样为高考而移民的学生越来越多。在高考独木桥上拥挤、拼杀的考生和家长，近年来忽然意识到：成败并不全部来自个人奋斗，只要变换户籍所在地，考生的命运也许就会发生重大转变。随着各地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户口迁移不再是难事，由于高考地区分数差异引发的为高考而移民的现象在近年出现了高潮。
2002年8月7日，千龙新闻网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是《人往低处流高考‘大移民’愈演愈烈》。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对“大移民”的现象作了细致的描述和深刻的剖析：
高考大移民，给各地学生家长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其社会影响也正日趋显现出来。
一位来自内蒙古的高三家长送孩子去海南读高三，路经北京时，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在他孩子就读的学校，今年有50多名学生把户口迁到了海南，目的是准备在海南参加高考。这些孩子原来就读的学校，是一所重点高中，教学质量也不错。大批学生放弃教学质量较好、守家在地的高中，千里迢迢从祖国的北部跑到最南端，到教育质量相对落后的海南求学的理由很简单：海南高考的录取分数线远远低于内地。在内地进不了录取线的，到海南能进录取线；在内地进不了重点大学的，到海南就能上重点大学。
据从有关部门得到的数据：省外就读生在海南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1998年有100多人，1999年有200多人，2001年达到500多人，2002年则有1000多人。但从了解到的情况看，真实数据远远大于这个统计结果。不仅在海南，国内很多地区也同样存在类似情况。
就在这50多名学生迁往海南的同时，那所内蒙古高中今年同样接收了数十名来自山东的学生。理由同样简单：内蒙古的高考分数线低于山东。
同样，在浙江、江苏、湖南……这些高考分数线较高的地区，考生外流已经不是秘密。
像北京、上海等分数线相对较低的大城市，由于户籍管理严格，想“移民”进去比较难，一些人便在北京周边一些小城镇投资50万元，再买上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这样就能获得北京市户口。许多外地人在北京周边地区投资买房，就是为了孩子高考能享受北京考生的低分数线。
2002年，全国有527万考生参加高考，预计录取率52%。但北京、上海、海南、新疆等地预测录取率都超过70%，其中，海南的录取率预计高达76%。从录取分数线看，以文科重点为例，2002年北京462，上海497，新疆490。而山东是568，河南562，浙江560。北京与山东等地相差100分左右。
由于存在这种“地区差”，武汉市的一家报纸登出招生广告：某校在汉招收的学生可获得某自治区学籍参加高考。京西某楼盘称，与北京某中学签订合作协议，不论是本市还是外省，购楼后，其子女都优惠录取进入这所学校，保证其考上大学，某大学会以定向生录取，毕业后户口留京。其“优势”之处显然就在于其较好地运用了“地区差”。
在浙江，2002年高考刚结束，一张“到北京读高复，可以转北京户口，享受北京考生待遇”的招生广告，便在杭州诸多有考生的家长中快速流传。一所名为“北京清华志清中学”的学校称，进这所学校的高考复读生由京郊延庆县中鲁科技园负责办理北京户口。不少家长闻讯后纷纷前往打听消息。
《人往低处流高考‘大移民’愈演愈烈》一文的作者分析说：“户籍改革为‘高考移民’创造了条件。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户籍改革进一步深入，一些城市对户籍的限制正逐步取消，这为人口的迁移创造了条件。但在高考地区分数线的差异上，户口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既然户口迁移不再是难事，为了孩子的前途，许多家长都会不遗余力地为孩子创造条件。这也是出现高中学生大迁移的最重要原因。户籍、学籍、高考、录取分数线这个怪圈，首先在户籍制度这个最关键的一环被打破。高考制度的改革如果不能相应跟上，类似高考大移民的事情就不可能消除。”
高考“大移民”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考生和他们的家长在得到的同时又失去了什么，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