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晚饭不久，天就慢慢暗下来。杨先生很客气，让我先去盥洗间洗脸刷牙，准备休息。我走出包厢的时间，他站起来送我。不管在哪里，每次只要我一站起，他总会也站起来。这种礼貌就算是假装，也让我的虚荣心得到高度的满足，中国男人从来不懂如何讨女人欢心。而且我相信，杨先生这样待我，一定是真诚的，绝不是装出来讨好我，他根本用不着讨好我。
我洗漱完毕，回到包厢，轮杨先生出去。我赶紧尽陪同人员的职责，替他扯平铺位上的床单，铺好被单，还仔细掀开被头一角，拍松枕头。他回来，一进门就看到我为他做的一切，对我连说三声谢谢，听得我耳热心跳。中国女人很少听见男人这样道谢，简简单单三个字，男人们就是不会讲。
包厢的门一关，里面只剩我们两个了，一男一女，与世隔绝。他告诉过我，他已经四十四岁，在我眼里，他还很年轻，又多一层成熟男人的魅力。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十个手指拧在一起，低着头，用眼角望着他皮鞋的轻微移动。我不敢想他现在会做什么，也想不出应付的办法。心里发慌，头脑发涨，又好像在等待，甚至渴望。如果他现在过来，坐在我身边，搂住我，甚至亲吻我，我都不知道会不会拒绝他？不会，我猜想我不会，我希望我不会。
他默默地站在那里，犹豫了一阵，没有移动。我觉得自己心跳得更剧烈，他此刻一定跟我有相同感觉，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心里发慌么？他被我迷住了么？他也爱上我了么？像我爱他一样地爱我么？如果不是二十四年传统贞节道德训练，我大概早就扑到他身上去了。可我是中国女人，我做不出来。如果这种事情注定要发生的话，我顶多只会被动接受。
我悄悄扬起点眼睛，模模糊糊地看到，他终于转过身，背对着我，手里拿着睡衣。他真讲究，睡觉还要换睡衣，火车上也不凑合，多让人崇敬。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普通人很少睡觉换睡衣，平时连外衣也要穿一星期才换洗一次。在我眼里，杨先生简直就像个公爵，一举一动都那么高贵。
这样吧，最后他说，我们和衣而卧。我来关灯，你就可以躺下。
说完，他在门口关了电灯，仍然背身站着，给我足够时间躺倒在铺位上，盖好被单。然后他才走回自己铺位躺下，非常轻，好像生怕惊动了我。
晚安，他在黑暗中说，声音有点急促，嗓子好像也哑了。
我没有回答，从小到大，我没有这种道晚安的习惯。而且我也不敢出声，我的嗓子抖得厉害，觉得自己一张口就会哭出声来。我静静地躺着，泪如断线，一颗一颗从眼角冒出来，顺面颊滚下，滴落枕边。我努力保持无声，一股一股地吞咽喉头的苦汁，忍住鼻翼煽动和鼻中的涕，不使发出声响。但我控制不住胸部的剧烈起伏，颠动被单，发出细索的声响。
车轮的节奏单调而均匀。我久久地躺着，一动不动，感激他对我的尊重，我想，他是在等待我暗示一种许可。我相信，此时只要我说一声：我睡不着，他马上就会坐到我的铺位上来，给我许多温存。可我是个保守的女人，不会主动向男人投怀送抱。我痛恨自己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观念，可我无法马上改掉。
我从小知道自己长得漂亮，除现任丈夫，高中和大学时期，都有很多男同学围着我打转。可惜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一种大男子主义的优越，从来不懂得当面称赞女人长得美。我虽嘴上不说，心里却对这样的男人深恶痛绝，包括自己的丈夫在内，都是一路货，他们不能满足我们女人感情上的需要。
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人性刚松开一点捆绑，大家有了一点自由呼吸的权力，我也随之产生一种获得自尊的需要。这种感觉，虽然成长得很缓慢，很朦胧，但确切地发生了。所以我变得格外敏感，特别在乎旁人对待我的态度，并以此来区分人的优劣，所以看不上周围所有的男人，好不容易选了个丈夫，后来也越来越不满意了。不过我只是自己心里这么感觉，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
相比之下，眼前的杨先生完全不一样。他明明有机会，能够轻而易举地占有我。我已经暗示对他的好感，他那么聪明的人，不可能觉察不出。但他对我保持高度的尊重，不轻举妄动，怕伤害我的感情。这种绅士风度，自然更激发了我对他的崇拜。如果不是二十四年养成的守本份意识，我早就主动向他求爱了。后来许多年，我确实为失去那个机会，暗自后悔过多次。可当时，我真的就是想得要命，却移动不了手脚，甚至说出一句话来。
几个钟头过去，列车持续不断地摇晃，有节奏地作响。我躺在自己的铺位上，冰冷得像一段铁轨。我两个拳头紧握在胸前，睁大着眼睛，望着面前的黑暗，清泪横流，浸湿散乱的头发。
杨先生大概意识到绝望，又加劳累，便睡去了。这种事情没有在头几分钟的冲动中发生，就不再有发生的可能了。我躺着听他轻微而均匀的酣声，偶然咂嘴唇的响动，隐隐间甚至能够感到从他一侧飘来的男人体温，时时刻刻意识到一个丈夫以外的男人躺在身边。这种单相思的感觉，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想不到暗恋竟然如此甜蜜，或者如此痛苦，而且是我的初恋。
我真希望黑夜永远不要过去，火车永远不到站，我就这样静静地躺着，感觉自己的爱和被爱，永生永世，直到死去，那么我会觉得此生再无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