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代文学·上半月》2018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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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1月1日，在相沟中学念书的一个学生回村，捎给我一张手写的通知，是公社教育组发出的，让我第二天上午九点到相沟中心小学开会。次日我准时到了那里，在院中见到宋金珂校长，问他开什么会，他笑了笑说：“你去等着，一会儿就知道了。”说着，向一间办公室指了指。
我就去那里等。此时在那里坐着的有相沟中心小学的民办教师顾少堂和朱孔芳，有王庄的民办教师孙钦标。过了一会儿，陈庆玉也晃着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去了。他是圈子联中的民办教师，我读初中时他教数学，上课时高门大嗓，激情澎湃。
一会儿，公社教育助理刘少华和中心小学校长宋金珂来了。刘助理身体很胖，坐下后咻咻喘息片刻，而后向我们讲：“鉴于我们公社的公办教师缺额，经教育组研究，报公社党委和县教育局同意，从民办教师中选拔你们五个人担任代课教师。”
这个消息，让我惊喜。我早就知道，代课教师，就是代公办教师上课者，有工资，还有转正机会。在我们学区，就有一个刘姓女教师，代课几年后转为公办教师，风风光光地嫁给了一位年轻军官。
果然，刘助理宣布了代课教师的待遇：初中文化程度的，每月二十一块五；高中文化程度的，每月二十四块五。我看看被选中的其他几人，不是高中毕业就是初中毕业，只有我是初中肄业。植根于心灵深处的自卑感，又像乱草中的黑蘑菇一样悄然勃发。我想，全公社有多少比我强的呀，怎么会选中我呢，肯定又是宋金珂起了作用。
近几年，我多次看望从莒南三中校长位子上退休的宋金珂，就这件事向他道谢。他摆着手说，你可别这样认为，那时候，你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我和刘少华都觉得你很出色，有培养前途。
那天，刘助理给我们分配了各自要去的岗位：顾少堂留在中小，其他四人各去一所小学负责。我被分到胡家石河小学，在宋家沟东南八里远。陈庆玉被分到张家石河小学，与我相邻。
散会后，陈庆玉告诉我，在胡家石河的孙老师前些日子出了事。我问出了什么事，他说，老孙跟那里一个女人搿伙，叫人家男人逮着了，跑出来不敢回去了。
搿伙，是通奸的意思。我想，这个老孙，早就臭名昭著，怎么还不改呢？
回家一说外出代课的事，父母欣喜不已。父亲说：“你这叫半脱产。”母亲说：“你成了工作人了。”“工作人”，是家乡人在建国初期对脱离农村外出工作者的统称。
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许多人见了我都表示祝贺。几个姑娘在街上碰见我，问我是不是真的，我点头确认后，一个姑娘说：“哎哟，你一步登天了！”
佛家讲，“天”有二十八个层次。庄户人并不知道，他们眼中的“天”，其实也分为许多层。我登上的这层“天”，离庄稼地至多有一尺高。因为我还是农村户口，还要向生产队交款买工分，一月交十二元，队里每天给我记十分。
那天，我向同事们告别，向贫管组长宋家美告别，心中依依不舍。宋家美老人一边咳嗽一边说：“我早就寻思，你这小孩在宋家沟待不长，你看，真是待不长……”
晚上，宋家壮来到我家，给我送了一个崭新的日记本，是他白天专程去相沟商店买来的。上面写着好几段临别赠言，其中一段说：“我们共同工作二年多，您对我的帮助真不小。为了服从党的需要，您就要离别我们亲爱的学校，我上何方再找一个像您这样的可靠战友？”
想想我们两年多的朝夕相处，一起学习成长的春夏秋冬，我握着他的手，泪湿眼窝。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给家里挑水。沿着一溜斜坡走下去，到河边泉子里装满两桶水，起身看看位于南岸的宋家沟小学老校，我心中突然生出深深的愧疚。我想，我刚当民办教师时，在这里教过一年的主课，将一个班从二、三年级教到三、四年级，因为懵懂无知，闹出了不少笑话，真是丢死人了。
2017年春天，我回老宋家沟与老同事在一起吃饭，拿出当年的学生名单，询问每个人的情况。三十五个学生，留在村里的占大多数，有五人已经因病去世；有六人在年轻时改变农民身份，或当了工人，或由民办教师转为了公办教师。其中杨文秋同学本该进城，也留在了农村。她是老红军的女儿，哥哥妹妹大多被国家安排了工作，她读高中时却与同学宋家旺恋爱，毕业后坚决不进城，要与心上人结婚。家里人苦劝，她坚决不听；父亲打她骂她，她都矢志不渝。三年前我回老家时得知，两人感情一直很好。宋家旺这几年从事一份职业：收孕妇尿。孕妇尿据说是好东西，有厂家雇人收来，经过提炼，能制造贵重药品。每天早晨，宋家旺跑十几个村庄去收取尿。孕妇将自己积攒出的一盆尿放在家门口，宋家旺去后，将其倒进摩托车上的塑料桶中收走。有一天我遇见了他，他单腿跨在摩托车上与我说话，言辞豪迈，仍有当年在学校当排长的风采。
吃罢早饭，我要去胡家石河报到。系好铺盖卷儿，母亲将她起早烙好的一包煎饼递给我，一脸严肃地向我道：“朝，你已经有对象了，到了胡家石河，可甭上那些识字班的钩！”
“识字班”，是沂蒙山区至滨海地区特有的一种人称。抗战时期这里是八路军根据地，村村举办妇女识字班，后来“识字班”就演变为姑娘的专称。我想，胡家石河的识字班，能有什么样的钩？见我发笑，母亲又叮嘱一句：“你记着啊！”我点点头，背上铺盖和煎饼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里真有“识字班”向我下钩，给我带来严峻考验。
在宋家沟南边，有东西向排列的四座山，是莒南县与临沭县的分界线。从山上流下的水，往北经过宋家沟等几个村庄，流入武阳河，汇入沭河，属于淮河流域。往东流的水，进入洙溪河，汇入苏北的青口河，在赣榆县入海。这条河刚刚出山时，河床都是石质，所以沿河而建的几个村庄就叫作王家石河、胡家石河、张家石河。
这条河的最上游，还有个村庄叫董家沟，我的一位远房姑姑六十年前嫁到这里。她有个侄孙1970年出生，叫董刚，三十多岁时做大蒜生意出了名，被人称作“蒜神”。他2011年担任一家大蒜电子盘老总，次年锒铛入狱，成为我那部长篇纪实文学《白老虎》的主人公。
1973年的那个秋日，我路过董家沟村边，三岁的董刚可能就在小河里捉鱼摸虾，但他那时不认识我，不会像四十多岁时那样亲亲热热地喊我“表叔”。十八岁的我沿河而下，走过王家石河，再前行一里路，就到了胡家石河。
临行前我父亲说，他认识胡家石河大队党支部书记胡照廷和副书记张传贵，让我先去找他们。
我到了胡家石河，先去大队办公室，胡照廷和张传贵都在那里。胡照廷五十多岁，面黄肌瘦，身体似乎不好。他对我客客气气，说欢迎你来俺庄教学。按老规矩，你办饭烧的草，村里给你解决，你缺了直接到林场弄。
张传贵只有三十来岁，中等身材，长着一张白生生的方脸，不像庄稼汉子。我早就听说，张传贵的父亲在费县担任供销联社主任，几个儿子都有文化。张传贵很喜欢看书，有一回看书看得太投入，一条狗突然到了跟前，他一时不能从书的意境里跳出来，吓得落下了脑子病，经常心慌、头疼。他还热爱文艺，会拉二胡，因此结识了前古城村一个擅长演唱的姑娘，二人结为夫妻。
张传贵对我很热情，说了一会儿话，提着我的铺盖，亲自将我送到学校。
学校在村前，没有院子，九间瓦房连成一排，房墙全由青白色花岗石砌成。西头是一间小屋，乱石作墙，麦穰作顶，一看就是厨房。学校前面有一片高大的梧桐树，再往前便是那条在石头上流淌的小河了。
张传贵朝最西面那间教室里喊：“二叔，赵老师来了！”屋里马上有一位矮个子中年男人蹒跚而出，一边叫着“赵老师”一边与我握手。我早就认识这位叫张连吉的老师，他外号叫“儿童团长”，因为只会教一年级，二年级就教不了，在全公社教师队伍中很有名。他个子小，但声音很大，与他面对面说话，耳膜有些受不了。我这时才知道，他是张传贵的堂叔。
这时，从东头的教室里走出了我早就认识的胡久顺老师。他三十多岁，脸色微黑，走路时腰向前躬。他笑着向我打招呼，让我到屋里去。
中间的教室门口，早已挤满了看我的小学生，一双双眼睛里满含着好奇。张连吉大声道：“赵老师来了，还不老老实实坐着！”学生们呼呼隆隆，回到一张张破桌子前或坐或站，站着的是因为没有板凳。
这是三间屋，中间用土坯垒了半截墙，东面是两间教室，西面是一间宿舍。从半截墙上的小门进去，《红灯记》上的李铁梅突然闯进我的眼睑。她高举一盏红灯，有三四米高。她是画在西墙上的，用墨线描成，褂子上的梅花则用红色点染。我问：“这是谁画的？”胡久顺指了指张传贵。张传贵笑一笑说：“用九宫格放大的，画着玩。”用九宫格将画放大，我也会这一手，但我没想到，胡家石河的支部副书记也会，就对他高看一眼。
李铁梅的大腿前面是一张床，床前靠窗是桌子椅子。张传贵将我的铺盖放在床上，让我坐下。我坐下后，往东面的土坯墙上一瞅，那儿竟然挂着一把二胡！
我喜滋滋地说：“这里还有乐器？”
张传贵说：“这是学校公用的。听说你会拉二胡，拉一下咱们听听？”说着就将二胡从钉子上摘下来，递到我的手里。
我说：“我知道你也会拉，你先拉！”
张传贵就拉了一个曲子。他的水平，在农村属于中等偏上。
我接着拉。一曲拉完，三个人都点头说，不错不错。其实我因为紧张，拉得并不好。
张传贵指着胡久顺说：“他也会拉。”我让他拉，他笑着摆手，坚决不干。
张传贵又说：“你来了，胡家石河的文艺力量就增强了，以后咱们办宣传队怎么样？”
我说：“好呀。”
张传贵坐了一会儿走了。张连吉去自己班里上课，胡久顺没走，帮我收拾房间。他指着床上铺的芦席说：“赵老师，这是给你新买的。老孙铺的那张，叫我卷巴卷巴，撂到南河烧了，那席太腻歪了！”
“腻歪”，是脏的意思。我问他，老孙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告诉我，老孙以前在别的学校就多次出事，名声不好，到这里老实了一段时间。当过大队干部的张均武向人说：“都说老孙这人太花花，你看，到这里他不敢了。”前些日子，有一天早晨天还不明，他老婆起床去队里牵驴拉磨，他继续睡觉。睡着睡着，驴打响鼻的声音把他聒醒了。他没听见磨响，起身去看，发现驴拴在大门的门槛上，老婆不见了。等到老婆回来，问她去了哪里，老婆的回答让他怀疑。他就揍她，揍得很狠，老婆终于交代，她到老孙那里去了。男人一听，拿一把剁刀直奔学屋，老婆在后边紧追。男人到那里砍门叫骂，老孙知道奸情暴露，把门结结实实顶住。这时候，有人听见动静过来，把老张拉回家中，老孙趁机将铺盖往自行车上一捆，狼狈逃跑。
胡久顺还说，老孙跟那个女人有事，好多人早就知道。女人来到这间屋，两个人说说笑笑，有一些很不着调的话让外边的学生听到了，在村里传来传去。其实，老孙在胡家石河几年，办的这种事不只一件，有的只是没暴露而已。他说的这话，在我后来辅导夜校时得到证实。我给夜校学生布置作业，收上来第二天批阅，发现一个姑娘的作业本上，有用笔反复涂抹的一个地方。我仔细辨认了一下，发现被涂抹的是四个字——“今晚来吧”。那是老孙写的，我认得，因为学校里有他留下的许多字迹。
那时，公办教师在所住的村子犯生活错误，不是偶然事件。从外边派来的老师有文化，有阅历，言谈举止与庄户男人不同，自然得到庄户女人的青睐，有些意志不坚强的老师会一边犹豫一边笑纳。还有一些教师中的败类，不是意志不坚强，而是惯于偷腥，主动勾引。1980年我到公社党委担任组织干事，管理档案，看过一些党员教师犯错误被处理的案卷，涉事男女的交代材料细致入微，让我看得脸红心跳。
建国以后，教育界一直把作风问题当作大事来抓，每次运动都少不了这一项。1954年10月，莒南县文教科在大店召开长达20天的小学教师代表会议，会上以围攻体罚学生、闹不团结、乱搞两性关系“三大碉堡”为重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既然成为“三大碉堡”之一，两性关系自然得到高度重视，被处理的人从此身败名裂。1970年搞“一打三反”运动，追查男女关系问题也是一个重点。我听日照老教师丁立池先生讲，县里举办的学习班，曾在这个方面深挖细掘。有一天，领导让他和另一位教师去调查某某老师与村里一个女人的问题，并且交代，要趁那女人的丈夫不在家时找女人落实。丁老师离开学习班，对同领任务的老师说：“咱们回家。”那位老师不解：“不去调查，怎么向领导交代？”丁老师说：“我有办法。”他与老婆孩子团聚三天，回到县城向领导报告：那女人的丈夫三天没离家，我们没法开展调查工作！
即使严厉整治，多巴胺这种化学物质还是在一代又一代男教师的大脑里贮存并活跃着，个别人抑制不住，惹是生非。在我们公社，那些年就有声名狼藉的几位，老孙名列其中。他之前在相沟中心小学任教，与一位名声不佳的女教师发生了婚外情。“文革”开始，相沟公社开大会批斗“走资派”和“坏分子”，老孙和他的情妇被押到了台上。我当时才十二岁，也被老师带着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听到的看到的，让我浑身战栗终生难忘。我记得，老孙站在台上，他身边就是那位女教师。老孙的日记本早被缴获，这时他被逼着高声朗读：“别人都说，×××比臭豆腐还臭，俺觉得，她比油条还香……”这话引发全场哄笑，会后被广泛传播。“比油条还香”的×××，当时躬腰低头，将大滴大滴的眼泪洒到地上。
这个老孙，后来到下面的学校任教，还是改不了老毛病，时常闹出丑闻。每在一处出事，奸情败露，领导只好将他调到另一个学校。文教助理曾在教师大会上严厉谴责：“有的人，弄了一出又一出，走一处败坏一处！”
以此类人为鉴，许多人都这么讲：“当老师的，把鸭子拴住了，就没有错误可犯。”
“鸭子”，是鲁南人对男性生殖器的叫法，作为禽类的鸭子，则叫“扁嘴”。有一位民办教师，是个姑娘，她教到“鸭”这个生字，应该带领学生这样念：“鸭，鸭，鸭子的鸭。”但她实在羞于念出那个敏感词，只好这样教：“鸭，鸭，扁嘴的鸭。”这个笑话，流传至今。
1973年的那个秋夜，十八岁的我坐在老孙睡过的床边，心情相当复杂。我实在不想睡这张腻歪床，但又别无住处。后来实在困得不行，我才展开铺盖，灭灯躺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