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刘少奇每天的工作就是听取各地代表的汇报。约谈之前，他总是嘱咐工作人员：“态度一定要客气，就说少奇同志请你去谈话。”
那态度，那语气，如同一个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内，麦场上的小凳子们聚聚散散。
代表们真实地反映了各地情况，提出了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渐渐地，刘少奇对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情况全面掌握了。
在这段时间里，刘少奇与转战陕北的毛泽东联系特别稠密。
8月4日，他向中共中央报告：“全国土地改革只有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均不彻底；东北、热河新区情况尚好。综合各地农民要求有四大项，即土地、生产资本、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及负担公平。其中土地及民主又是基本要求，而民主是保障与巩固土地改革彻底胜利的基本条件，是全体农民向我政府和干部提出的迫切要求。原因是我们干部强迫压制群众的作风，脱离群众，已达惊人程度……”为此，他提出了“建立各级农民代表会”等建议报告。
8月13日，毛泽东复电，认为刘少奇所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同意将报告所述方针提到土地会议上讨论。
9月5日，刘发电：“多数意见赞成彻底平分，认为方法简单，进行迅速，地主从党内党外进行抵抗可能减少，坏干部钻空子、怠工、多占果实的亦可能减少。而缺点就是除一般要削弱富农外，还可能从约占人口百分之五的上中农那里抽出或换平一部分土地。得利者在老区亦仍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不动者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仍可团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因系彻底平分，中农的不安与动摇反而减少，故大家认为利多害少。”
9月6日，毛泽东回复：“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亦很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中农大多数获得利益，少数分出部分土地，但同时得了其他利益（政治及一般经济利益）可以补偿。”
……
无影的电报密码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编织着玄幻的历史风云，酝酿着天网般的民族命运……
一抹猩红的曦光，静静地涂染在西柏坡上，像新鲜的蛋黄，颤颤的。
那是中国的未来！
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闭幕，刘少奇作“为彻底平均地权而斗争”的结论。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
大纲规定：“（一）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二）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三）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四）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五）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组成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这个简陋的会场，喊出了中国农民两千年来压抑在心底的一句话：平分土地。
这句话像一个火种，经太行山的山风一吹，火星四溅，烧遍全国各个解放区：陕甘宁、晋察冀、冀鲁豫、晋绥、鲁南、冀热辽、鄂豫皖……
到处是烧地契、埋界桩、量土地的火热场景，到处是踊跃参军、支援前线的铿锵锣鼓。
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未来理想社会的预演，从土地开始了。
土改，的确是一场扭转乾坤的大运动！
1948年，美国作家威廉·辛顿（Willam Hinton）以观察员身份生活在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用半年时间亲身参加土改，而后以韩丁的笔名发表了著名的长篇纪实文学《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他在书中感叹道：新发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中国内战期间的作用，恰如林肯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发表的《黑奴解放宣言》。”
1947年底，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共采取了两种斗争方式，一是土改，二是军事，决定最后胜负的在于前者不在后者。”
各解放区轰轰烈烈进行“土改”的同时，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却在生存与毁灭的缝隙间苦苦地攀爬着，坚守着，运筹着……
国共两党，正在平原上、山坳中、城市里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摔跤。
形势，终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刘邓扎根大别山，粟裕击毙张灵甫，林彪在东北已经控制大部分县城和农村。晋察冀的军事问题，也有了根本突破：在连续进行了正太、清沧、保北三个战役后，又在清风店全歼国民党第三军主力，继而攻克了华北最大的城市——石家庄，并完全控制了平汉铁路保定以南路段，使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为一体。
特别是西北战场，1948年2月29日至3月3日，连续取得宜川、瓦子街大捷，全歼胡军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约3万人，战局完全改观，延安收复指日可待……
于是，中国的红色革命，像一艘巨大的航船，驶过急流险滩，终于进入了平阔的水域，顺着黄河的方向，顺着河流的方向，向东，向东，向着大平原、大城市靠近……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机关一行，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而后，大队人马经晋绥解放区临县双塔、兴县蔡家崖、岢岚、五寨，过恒山余脉，进入雁门关，再经代县、繁峙、伯强，越鸿门崖，抵达五台山。
4月10日，毛、周、任一行由五台山出发，经射虎川，越长城岭，终于在次日傍晚到达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