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儿的担心并没有马上变成现实，此后很长时间大队书记和我一直相安无事。后来我猜测相安无事的原因大概有三个：第一是因为我当众和他冲突了，他不便马上施以报复，他毕竟不是街头上的小混混，你给了我一拳，我必定马上还你一脚。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很清楚我们之间力量的悬殊，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不可能脱离他坚强的“领导”，因此他并不急于报复。第二是通过这次顶撞，他认识到我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绝对不是省油的灯。他可能还不会想到我们都经历了他有所耳闻但没有亲身经历的大城市里的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他还不清楚我有没有更深的背景，不敢轻举妄动。第三是一个直接的因素，可能因为我的一首没有发表的诗。
那时候我很喜欢写诗，有学着毛主席诗词写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的古体诗词，也有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还有什么十四行诗，反正乱七八糟瞎写。
那次大会之后不久，党的九大胜利召开。我写了一首激情澎湃的朗诵诗寄给了《人民日报》。诗没有发表，退给了我，同时给我寄来了一封油印的、统一格式的退稿信，另外还有一本工农兵文艺创作辅导材料。厚厚的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下面是醒目的“人民日报社”几个大红字。“社”是印刷体，“人民日报”是毛主席的手体。
这封来自《人民日报》的“大信”送到公社的时候立刻就引起了公社革委会的惊讶，几乎如同乡村小民突然看到了来自京城的“准圣旨”一般。
信是由革委会一位主管宣传的副主任亲自送来的。那时候我们已经收了工，已经回到了寒儿的家里正准备吃饭。那位副主任的突然光临让寒儿的父亲和哥哥手足无措，不知道是不是该请他们一起坐下来吃饭。副主任身边的一位说：“不要忙，不要忙。吴主任是来找蔡同志的。”
那位副主任亲自把大信封递到我手上，满脸微笑一脸谦恭地说：“蔡同志，你和《人民日报》有联系啊？”
我捏着那个大信封，不置可否地笑笑，心里在凭手感默默地判断那信封里是些什么。我很奇怪：就是退稿，我的稿子也没那么厚呀？
“给你寄的什么？是不是内参啊？”副主任压低嗓音，迫不及待地问。
看我不太想回答的样子，副主任又赔着笑说：“我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这时候大队书记闻讯赶来了。副主任又说了几句领导应该说的话就和大队书记一起走了。
我走进和李国辉睡觉的偏屋，细心地撕开信封，这才知道是退稿。那时候我很爱面子，我不想任何人知道我不知天高地厚地给《人民日报》投了稿，更不想让人知道我的稿件被退了回来。于是我把退稿信锁进了箱子最底层，只把那本工农兵文艺创作辅导材料放在外面时时翻阅。
没想到我就成了唐河公社的神秘人物，头上笼罩着熠熠光环的神秘人物。那时候报纸上常常出现“特约评论员”、“特约记者”的字眼，许多人就说我一定是《人民日报》的“特约记者”。说“特约记者”比一般的记者厉害，是直接给毛主席报告情况的，是毛主席“特约”的。有人稍微明白一点儿，就摇头，说毛主席那么忙，要领导世界革命，哪能天天接见“特约记者”呢？话一出口马上遭到反驳，怎么不可能？“特约记者”又不多，我们这么大的公社，也就只有蔡同志一个人。又有人说，你们都不对！“特约记者”其实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特派员。便有人提起了那次我和大队书记在大会上的公开冲突，摇头叹道：“怪不得蔡同志那么厉害！是有来头的啊！”
各小队的同学们也都维护着对我的传说，甚至添油加醋，因为对我的神化必然地要延伸到他们自己身上。何乐而不为呢？
我无法解释也不想解释，只能任由大家传说，反正这种传说对我有利无弊。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文革后期，为了澄清这些莫须有的传说，我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大队书记其实是一个很明白的人，可是在那种舆论一律的情况下，他也无法作出清醒的判断了。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很长时间相安无事的第三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