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涯》2012年第05期
栏目：作家立场
自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激进主义思潮，一种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去的左翼激进主义，另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右翼激进主义，虽然它们在十年前已经逐渐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然而，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突显，它们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进一步深化的改革，化解社会矛盾，而是固步自封，一旦改革进入锁定状态，矛盾将进一步激化，长此以往，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
正因为如此，只有理性地推进大胆的改革，鼓励各地进行改革尝试，克服本文后面要谈的中国模式的五大难题，加强民生建设，重建公民社会，培养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逐渐实现中国从权威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
一、当今中国左右思潮的现状
从南方讲话到二十一世纪初的这十年，更具体地说，从1992年到2003年，曾经有一个思潮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原来受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较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中重新看到了中国进步的希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苏东激进的政治与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失败的恶果也越来越显露出来，多数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立场，走向务实、理性与温和化，激进的西化自由思潮也逐渐走向边缘化，不再具有八十年代后期在知识分子中的强大影响力。
另一方面，邓小平以强调反左为基调的南方讲话发布以后，老左派也逐渐失势。原教旨主义左派意识形态官僚曾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也同样走向边缘化。虽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极少数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所谓的新左派，社会上失利阶层中也有若干“极左派”人士在活动，他们把改革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开放看作“向帝国主义投降”，但他们的圈子很小，在社会上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可以说，自南方讲话以后十年，即1992年到2003年，左右两极激进思潮都处于边缘状态。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邓小平实现了稳健的改革派执政的目标，此后的执政中心通过成功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实现了“去两极冲突化”的历史过程。在南方讲话后的新威权体制下，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参与热情高涨相比，人们对政治关注度相对降低了，这种普遍的政治淡泊心态，有利于具有市场经济现代化导向的威权政府在较少受到社会干预的情况下，从容地、稳定地进行改革与社会转型。南方讲话后十年，总的趋势是，左右两极政治势力的边缘化，政治上实现了“新权威主义化”，知识分子心态温和化、大众政治兴趣淡泊化、官员决策的非意识形态化，大体上概括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特点。
我曾认为，从此以后，以中间派技术官僚为基础的开明的新权威主义得以从容地推进深入的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国有可能在开明的新权威体制下，通过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重建，逐步实现向未来宪政民主政治的软着陆。
然而，近年来，中国模式在造成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国富民穷问题，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学者，对中国前途的焦虑感又开始增加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第一种激进主义：极左“文革”势力重新在社会与网络中抬头
这一社会思潮的核心观念，就是把邓小平改革开放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中国现在的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他们以晚年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选择，从根本上否认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极左派内部又有老左派与新左派，前者以部分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干部为主，可以称他们为左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他们指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背叛了毛主席路线，必须翻案”。
除了老左派人士，社会上还有一些新左派，他们最早是以从国外受左翼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而回国的留学人士为主，把后现代主义、西方左翼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毛的“文革”理论与左翼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从学理上把中国当下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解释，我把他们称之为学院中的文化浪漫主义者。
相当一部分民众，由于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失望与不满，有一种朴素的对毛时代的浪漫怀旧心理，这些浪漫主义表现为把“文革”美化，他们心目中的“文革”理想制度都是他们浪漫心理的投射与移情，相当于马克思所批判过的“中世纪的牧歌社会”，完全脱离现实与时代发展。
从当下的情况来看，社会上层有一些坚持原教旨主义立场的极左派老干部，中层有一批在大学任教或留学归国的新左翼知识分子，底层又有着多年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或失利的底层民众与“绝望阶层”，而某些极左派网站又在其间起到联络沟通、宣传动员与整合作用。
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部分官员把这种左的言论错误地看作是对付西化自由派的民间“积极力量”，而对“文革”左派的言论与行动则予以自由放任。这种民间的极左潜流乘机占据了“反资本主义复辟”的话语权。由于这些“文革”极左派人士从左的方面占领了革命话语优势，以“忠于毛泽东”为护身符，官方职能部门有“投鼠忌器”的顾虑，迄今为止，此股极端“文革”思潮已经发展到尾大不掉之势，可以断言的是，随着社会存在的各种不满情绪的上升，它在今后某一时期出现更为强大膨胀的趋势是大有可能的。第二种激进主义：主张激进西化的自由派重新活跃。
这种思潮认为，西方的民主是一个天然符合人性的好制度，这一套制度完全适用于所有民族，只要移过来就能用，就像雨衣披在谁身上都能避雨一样具有普世性。当年孙中山曾认为，正如中国人要想把铁路造好，当然就要采用最新式的火车头一样，中国在推翻专制后，理所当然地要直接采用西方多元政治。孙中山认为，多元议会政治在西方发明要三百年之功，而我们中国取过来就能用，何乐不为？当代中国的激进自由主义也以同样明确的语言，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在他们看来，自由、民主、人权如同科学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只要把那些完美的、符合理想的而又在西方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直接搬过来，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是一种把西方民主体制浪漫化的右的激进主义。
这种民主观念的误区就在于，完全不考虑西方民主体制与西方的经济、社会、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多元民主体制需要在一系列复杂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支持下，才能有效运行。中国在发展初期，完全不具备承载多元民主政体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条件，移人的结果只能导致中国陷入严复当年所说的“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伥伥无归”的脱序状态。
自2008年开始，由于自由派对政府处置的一些事件的不满与国际上对此类事件的关注，原先处于边缘状态的激进自由派开始重新活跃。近来年国际上频繁发生了“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以及中国目前的改革停滞与社会矛盾积累，都进一步刺激了原先已经温和化的自由主义思潮重新转向激进方向。
两种激进主义绝不是知识分子与少数愤青在网络上或茶杯里的风波，左右两种激进主义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们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对中国当下发展中出现的腐败、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与官僚主义，作出了简捷明了的、通俗大众化的解释。激进左派把所有的一切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的消极现象，均简单地解释为“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认定，只有发动再一次“‘文革’式的大民主”才能解决官僚腐败问题。另一方面，右翼激进主义者则把这一切归因于西式的普选民主没有到位。他们都以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来吸引大众，形成左与右的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虽然理论上似是而非，但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均可以方便地迎合人们不满社会现状的心理，取得话语制高点。相反，体制内的一些理论家却抱残守缺，在理论上、观念上无所作为，失去了对新鲜事物的感知力与创造力，提不出鲜活的、有针对性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从当下中国的社会心态来看，人们普遍缺乏方向感，许多人对前景悲观。企业家、中产阶层、部分官员中近年来越来越膨胀的移民潮原因很多，至少表明，社会上对前途迷茫悲观的情绪正在蔓延。
二、秉持中道理性：从经验与试错中渐进走向民主与现代化
如果说，以“整体性解决”为主旨的政治激进主义正是与政治上的完美主义相联系的话，那么，渐进的变革态度正是以非完美主义的价值观作为前提的。所谓的非完美主义，不同于激进左派与右派，渐进改革者是以一个民族在适应环境挑战过程的中长期集体经验，以及试错的经验论哲学作为基础的。渐进改革者，即中道的理性主义者的基本信念是，真实的社会，是神魔混杂的，但是可以通过经验试错与改良，变得更好些的。好的制度是历史的产物，是按某种方向尝试，逐渐找到适应的办法，渐进地接近目标。好的秩序是从旧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结果，生长的过程只能是一种渐进的过程，这种思想认为，世界上的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任何进步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人世间永远不会有绝对的完善，人类在争取进步的过程中，只能做到“两害相权取其轻”就很不错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经验主义拒绝终极目的，拒绝完美主义地、毕其功于一役式的整体地解决所有问题，主张渐进地、逐步地逼近目标，一步一步前进。只有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前提下，渐进地求得新机制在旧机体内的生长，才能实现中国的富强、社会的公正、大众的安康与现代化。在中道理性看来，所谓的顶层设计，也只是从现实社会改良到一个相对更好的社会的具体手段，而绝不是根据完美的乌托邦理想社会的施工蓝图。
为什么我们不能运用我们的理性与知识，如同工程师设计工程蓝图一样，设计出一种最符合我们愿望的制度？为什么我们必须通过试错的方式，来逐步实现一个比较好的社会？这是因为，我们的理性能力对于理解极端复杂的社会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也不可能掌握足够的信息与知识来进行判断，采取何种途径可以克服现存社会的各种障碍，正因为社会的极端复杂性与理性能力的有限性，这就使我们面临如同想走出迷宫的小白鼠一样的困境：小白鼠面对复杂的迷宫，它没有足够的理性判断能力，也没有足够的知识与信息，但它仍然成功地实现了走出迷宫的目标，它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通过不断地碰撞反弹，即通过试错过程，找到走出迷宫的路径。
在与激进自由派与激进左派的论争过程中，温和的渐进主义的立场可以概括如下，它主张在保持现存体制的历史连续性与秩序稳定的条件下，通过渐进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最终走向民主政治。经济发展，社会多元化，公民社会建设与民主政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序列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整合秩序的政治权威，传统的文化整合力与对人心的聚合力，均是实现稳定秩序与渐进发展的重要保障。渐进主义的务实理性主义，主张在尊重历史上已经存留的传统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通过稳健的变革，逐步地摆脱旧秩序，向民主宪政的新秩序软着陆。中道理性主义认为，支持民主有效运作的社会文化条件，必须在社会内部发育成熟，才能迎接全局性的民主选举制度的到来。因此，在经济起飞以后，进一步发展民生，培育与发展公民社会，逐步推进基层民主，让社会发展多元自主的试错机制，在自由争论中发展宽容的政治文化，必须先于选举民主的推进。所有这些都是为其推进提供相应的社会文化条件。
就其反对左与右的激进主义偏向而言，温和的渐进主义也是一种务实的“中道理性主义”。就它强调通过试错的学习过程以获得新的发展路径而言，它的思维方式是经验主义的。经验主义者，相信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制度模式，不是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无数代人的集体经验的产物。事实上，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帝制文化与法制传统，是中国人在农耕经验条件下的集体经验，而西方的民主体制与法制文化，也是西方社会近代工业文明发展与本民族传统的结合。如果说，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把现存秩序视为理想社会的障碍，那么，中道理性主义，就其对传统秩序作为发展的杠杆这一点而言，在哲学上也可以称之为新保守主义，因为在中道理性看来，这些传统制度与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集体经验，不但是秩序的基础，而且还起到转型的杠杆功能作用。新保守主义是从功能意义上理解传统制度与文化的功能的，秩序的可控制性，是新保守主义最重要的价值。
三、邓小平改革就是超越左右之争的新威权政治
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基于人类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与信息知识的有限性，通过试错反弹来找到通往中国现代化路径的经验主义思想。邓小平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最深切理解“试错”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性的政治家，他在南方讲话中表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有多种办法，可以留一条尾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邓小平是用试错反弹的方式，摆脱教条主义建构理性主义的先驱者与思想开拓者。他的思维方式更接近经验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具体目标也是可以不断在实践中修正的、不断改变的。只要我们有一个导向性的价值，通过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方式，就能逐步实现我们的目标。这种“路径障碍、试错反弹、循序渐进”的经验主义思维，现在仍然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遗产。
当邓小平重新回到政治中心，他的经验主义思维，使他坚决反对激进的左翼平均主义，由于他作为“文革”受害者在极左的灾难中的亲历，他对左的东西深恶痛绝。如果说，左的建构理性主义成为了一种“宗教”，在“类逻辑”的迷雾中根本无法穿透，那么，朴素的常识理性与经验哲学则成为他拨开迷雾的明灯，经验告诉他“左”在党的历史上是多么可怕，他多次重申“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鲜明提出“左是更大的祸害”。直到他生命终结，他都对极左的东西深恶痛绝。
另一方面，经验主义也使他反对激进的右翼自由主义，他从中共执政党地位对于改革开放的不可或缺这一经验思考出发，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谓的四项原则，从根本上说，就是确立开明的新权威主义秩序的合法性。这四项原则中的具体内涵已经与毛泽东时期提出的辨别香花毒草的“六项政治标准”的内涵有着重大的区别（更具体地说，是以奉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走市场经济道路”的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的共产党领导与人民民主专政）。另一方面，邓小平对右的警惕也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政治实践经验。作为革命元老派，他对“文革”中的“大民主”造成的无政府状态记忆犹深，不愿重蹈街头民粹政治的覆辙；其次，他以其人生经验与政治悟性，深知一个后发展国家在经济起步初期，尤其在执政党尚没有通过改革给人民带来实惠以前，在党的威信还没有充分建立起来以前，在西式自由主义在民间尚具有强大的话语优势的情况下，执政党极有可能在这种强大挑战面前处于被动地位，这显然不利于经济发展与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稳定。贸然实行西式大民主，将会引发政治参与的爆炸性膨胀，并挑战执政党的权威。用邓小平自己话来说：“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才有这个样子，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事实上，邓小平认为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意识防右的重要性，据译员回忆，邓小平曾在私下里评价戈尔巴乔夫是“看上去很聪明，其实很愚蠢”。
中国现行体制正是在极左革命造成的“路径障碍”的困境之下，通过邓小平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试错的方式，在排除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思维的过程中，逐渐走出新路来的。在政治领域，我们看到的是，先是体制外的激进自由派活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邓小平以铁腕方式使激进自由派整体上被边缘化，此后一个时期里，党内左的原教旨主义保守派则活跃起来，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一方面否定激进自由主义对改革的冲击，另一方面，坚决批判向左的激进主义回归，中国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历史选择，在此后二十年里走出了一条现代化的新路。
邓小平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来形成的体制，是在左右两极势力逐渐边缘化后形成的一种新体制，它是从毛泽东时代的全控主义——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中蜕演出来的，这种现行体制，即所谓的“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后革命型”的威权体制。其特点是，改革前全能体制的政治资源，如一党执政，国家对传媒的有效控制，党政合一系统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安全、宣传、军队等国家机器对政党的效忠，都被转化为威权体制推进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的工具。它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在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实现了有限多元化，把劳动者变成市场竞争者。它又成功地把政治参与控制在低度范围，社会自主发育受到国家有力的督导与管控。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全能体制，转变为威权体制，从而具有了威权政治的基本特点。
在改革过程中，这种威权体制的行政绩效、现代化动员能力、抗击突发事件的能力，均远高于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的军事强人型威权政治。这种体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国家较为强势，而自主的社会系统发育程度较低。
这是一种把集权动员与市场竞争巧妙结合的运行模式。中国的强势国家承续了革命国家的强力机器，用以保证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的有效管控，在复杂的经济状况中可以迅速做出决定。在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下，在外向经济中发挥了竞争优势。中国这种经济发展恰恰具有“权威整合一个体竞争”的集群优势。
由于历史路径不同，文化传统与政治生态不同，它区别于东欧模式、南欧模式、拉美模式，更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模式，它并非人们按某种理念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不断试错过程中，适应环境变化而形成的历史产物。
这种体制在发展经济方面有着原先人们意想不到的奇效，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中国拥有非常高质量的权威主义政府。以高压式的机构和独特的方式，对民众的要求负责。中国国民对国家发展的期待和关心也很高。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可以维持一定程度的支持率。从这一点看，中国的体制并不像其他阿拉伯国家那样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