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章回小说》2001年第02期
栏目：作家往事·中篇纪实
自古道：“人生七十古来稀”。而当代作家姚雪垠，光在文坛上就“辛勤耕耘七十载，呕心沥血超千万。”
七十载，历尽坎坷，九死一生；
超千万，字字心血，矢志不渝。
姚雪垠一生度过九十个春秋，九十度春秋有些漫长，却又是那么短暂，而姚雪垠却在当代文坛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可以这么说，他把灵魂和躯体化为超千万字的文学巨著；而这超千万字的文学巨著，就是他灵魂和躯体的化身和再现。
一九五七年秋季，中国大地上那场惊天动地的“反右”斗争，似乎到了“收获”的季节，许多经历过“大鸣大放”的知识分子，面临着定性，等候着结论。
作家姚雪垠和众多知识分子一样，没有逃脱那场厄运。他在挨过多场批斗之后，等候定性。
那天，武汉市中南作家协会礼堂里召开了群众大会，会场上，气氛十分紧张，每个人都屏着气，绷着脸，像在火葬场里参加追悼会一样，严肃中带有几分恐怖。大会开始，那位和他共事多年，（遵姚雪垠生前所嘱，不讲其真实姓名）却观点对立的负责人扯开嗓门，威严而郑重地宣布：
“姚雪垠向党猖狂进攻，经上级批准，划为极右派，下放监督劳动改造。外部问题作内部处理，生活上给他一碗饭吃，留作反面教员。铲除这棵毒草，化为肥料，壮大香花。今后他不能再出书，也不能发表文章，只能在群众监督下老老实实地改造，重新作人。右派分子都是很狂妄的，自认为很有知识，有学问，可以同共产党较量。其实，将你们打倒以后，地球照样转动，太阳照样从东边出来！”
姚雪垠当头挨了这致命的一棒，差点昏倒在会场上。他这个硬汉子，历经四十七个春秋，遇到过多少坎坷和磨难，从来没有屈服过，可这一次的结论，如霹雳轰顶，差点儿把他击倒。
散会了，他只觉头昏脑涨，两眼发黑，摇摇摆摆，勉强回到了宿舍。一下子倒在床上，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夺眶而出。他悲痛万分，连连自语：“我完了，这一次真正的完了。”
也难怪啊！他自幼酷爱文学，青年时代就立下宏愿：活着不做历史的旁观者，而是历史的参加者和推动者。从十九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就写出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作品。一九五三年，他以一个较为成熟的进步作家的身份，从河南省文联调至中南作家协会，来到武汉，从事专业创作。他正踌躇满志，想要大展宏愿的时候，却遭到了这场毁灭性的灾难。
“男儿有泪不轻弹”，姚雪垠这条经历过磨难的硬汉子，这次却哭了。他从报纸上看到，戴上“极右派”帽子后的严重后果，再加上今天领导宣布的，被剥夺了借书、读书、写作、言论等权力，还要影响妻子、儿女和家人，这样的现实，他怎么能接受，他实在想不能啊！
就在前不久，他对未来还曾抱有希望，那时对他尚未作出结论，尽管批斗也是那么残酷无情，但无论从工作上，或生活上，还没有受到最终的限制。不久前的一天傍晚，他的妻子王梅彩突然来到他的面前。他先是一楞，说不出是喜还是惊。喜的是，妻子住在河南开封，带着孩子辛勤度日，两地相距近千里之遥，难得相见一次，他怎能不高兴啊！惊的是，她怎么这个时候来了，他不想让妻子知道自己当前的处境，他不忍心啊！多年来，妻子跟随自己够苦的了，不想让她再添新愁。他强打精神问道：“你怎么这个时候跑来了？”妻子看着丈夫消瘦又苍白的脸，抑制着内心的痛苦说：“我来看看你！”姚雪垠了解自己的妻子，几十年来，每到遭遇坎坷，总与他相依为命，共度难关。越是这样，他越不忍心让妻子为了自己担心。
妻子王梅彩好像什么事都不知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她把姚雪垠多天没洗的衣服洗干净，把屋子里零乱的东西摆得有条有理。
晚上，躺在床上，王梅彩故意跟姚雪垠讲述当初结合时的往事，把思绪拉到那段难忘的岁月。
姚雪垠十九岁时，正在河南大学上预科班，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当局抓走。有位同乡叫王庚先的把他保释回来。王先生曾留学日本，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人正直，思想进步，在当时是河南乃至全国的知名人士。姚雪垠曾去过他家里请教学问。
暑假的一天，学校会客室突然有人来找，姚雪垠到会客室一看，才知道是王先生派来的人，他姓刘。
姚雪垠见面就说：“你好，请转告王先生，谢谢他救我出狱。”
“不必客气，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刘先生接着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来不为别的，有件事要和你商量。”
“有什么事情尽管说，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姚雪垠说。
“我就直说吧！王老先生有个女儿，他老两口要为女儿择婿，看中了你。要我来问问你，愿不愿意？”刘先生说。
姚雪垠听罢，即感到意外，又感到高兴。他早听说王先生门下有位才女，年方十七，漂亮又温柔，知书达理，心地善良，才貌出众，若能和她结为良缘，真是巴望不得。不过，父母在家已给他定过亲，即使把原来的定亲推掉，也得先征求父母的意见，于是回答说：“请转告王先生说，这门亲事我愿意，只是得先告知父母以后才能正式回话。”
刘先生说：“我先把王先生女儿，梅彩姑娘的地址留给你，若想来往，可以给她写信。”
刘先生走后，姚雪垠思量再三，便写好两封信，一并寄出。一封是给他父母的，说明他愿意娶王先生的女儿为妻，要父母将原来给他订的亲事退掉。父母收到信后，虽然很为难，但还是给姚雪垠退了亲。另一封信，便是给王梅彩写的，从此以后，他们两人就书来信往了。
转眼间到了这年寒假，王梅彩从北京回到开封家中。王庚先老两口早有准备，抓紧时机通知姚雪垠到家里同女儿见面。姚雪垠也早有心愿，他听说，还有别人追求王梅彩，生怕被别人“夺去”。今天得到通知，便叫了一辆黄包车，心急火燎，一路催赶，由于跑得太快，黄包车在拐弯时翻了，险些把他摔伤。当他赶到王家时，显得非常紧张，以至于王梅彩站到他的面前，他也未敢正面看上一眼。他真正看清王梅彩容颜的时候，还是在河大校园里。那天下着雪，王梅彩主动到校园里找姚雪垠，他们不顾雪花飘飞，不顾天气严寒，漫步在校园里的小道上。在偏僻的地方，两人收住了脚步，王梅彩深情地看着姚雪垠，逗趣地说：“我知道上次在我家时你没正面看我一眼，现在好好看看吧！我让你看个够。”说罢，把脸对着姚雪垠，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他。此时，姚雪垠伸出双手按在王梅彩的肩膀上，睁大双眼，目不转睛地仔细端详着。接着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次年五月，他们在开封结了婚。从此以后，王梅彩跟随姚雪垠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度过了二十六年。无论是在饥寒交迫，为生计而辗转的动乱岁月，还是在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她都与姚雪垠生死相依，共度难关。今天，又遭厄运了，妻子、儿女又要受拖累了，姚雪垠不忍心啊！
今天，她虽不知道“右派分子”到底犯有多大错误，她只知道领导告诉她，要盯住姚雪垠，要劝说姚雪垠，不要想不开，不要自杀。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个刚直不阿的人，她更了解他，不会干什么坏事。但是，她知道丈夫遭厄运了，无论如何要开导他，要像过去一样遇事想得开，千方百计，坚强地活下去。本着这种想法，她与姚雪垠朝夕相伴，寸步不离，度过了两周。当她离去后，姚雪垠才知道，原来是那位作协领导特意安排的。他了解姚雪垠一向性格倔强，怕他挨批斗时想不开，会自杀。
一天，夕阳西下时，作协那位领导来找姚雪垠谈话。二人来到长江大堤上，面对汹涌澎湃的江水，开始了对话。
那位领导说：“虽然你犯了严重的错误，只要老老实实，好好改造，党和政府还是会给你一碗饭吃的，还是会给你一条出路的。”
姚雪垠听出了话音，领导在试探他有没有自杀的念头。他多年来都是心怀坦荡，刚直不阿，尽管挨了批斗，仍秉性难改。他认为，运动过后，只要让我从事文学创作，照样会出成绩，就心直口快地回答说：“你放心。你读初中时，我已经是有名的青年作家了。我的问题都在桌面上，桌子下边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的事。批斗以后，仍叫我搞创作，我会写出好作品；如果让我重到大学教书，我可以做一个中等偏上的教授（姚雪垠曾在华东师大前身，上海大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兼副教务长，兼代文学院长）；如果到一个学术研究机关，我也可以在有关文史的科研方面做出成绩。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自杀！”那时，姚雪垠对未来还抱有希望。今天，他万万没有想到，对他的处理竟会这么严重。特别是今后不能再出书，也不能发表文章，只能在群众监督下老老实实地改造，重新作人。对于他这个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来，以笔为枪，立志献身文学事业的作家来说，不让写作，不就是被判了死刑，成了死囚吗？太可怕了，真是太可怕了。上大学时，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斗争，被开除了学籍，写作未间断过；后来，因患肺结核，发着高烧，口中吐血，也未停过；抗日战争时，带着稿纸，伏在小凳上坚持写作，敌机在头上轰炸，躲一阵儿，接着重写；炮火硝烟、枪林弹雨中，还要写……写作，已经成了生命的一部分。今天，这种权利被剥夺了，这可怎么办啊！也难怪他痛哭多日，因为他不甘心！不甘心就这样罢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