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芳草·文学杂志》2015年第05期
栏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特辑
一九四一年初，日本乘英、美忙于应付欧洲战争之机，积极谋求南进，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美国也希望利用中国抗战拖住和消耗日本，因而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日本强烈感到，自己在远东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以中、苏、美、英为对象的，因而处理中国问题必须和解决南方问题、北方问题综合考虑，作长期打算。因此，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这两个文件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六日大本营会议上获得批准，并在御前会议上由天皇裁定。
在《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中，日军大本营提出：“不放松现在对中国的压力，在此期间应用一切办法，特别是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力求解决中国事变。”“作战以维持治安及占据地区肃正为主要目的，不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如果需要，可以进行短时间的、以切断为目的的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领区和返回原驻地为原则。”“准备在一九四一年夏秋时期，发挥综合战力，给敌人以重大的压力，力求解决事变。”据此，时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畑俊六（接替西尾寿造）进行了积极的准备，确定在夏秋以第十一军为主力实施长沙会战。
苏德战争爆发之前，日本为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曾采取措施调整对苏邦交，于四月十三日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又于七月二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秘密进行对苏战争准备，一旦苏德战争的发展对日本有利，即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为此，大本营考虑要从第十一军至少抽调两个师团到中国东北，加强对苏战备，同时继续准备南进，因而将长沙作战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和四月接替园部和一郎任第十一军司令官的阿南惟畿，强烈反对大本营这一考虑，认为彻底摧毁中国继续战斗的企图，解决中国问题才是日本的根本国策，而这时候突然减少派遣军的兵力，将使重庆政府获得生机。八月九日，大本营决定放弃对苏行使武力，不从中国派遣军抽调兵力。八月二十六日，大本营以“大陆命”第五百三十八号命令批准长沙作战计划。但为了准备对南方作战，第十一航空舰队和第三飞行团于九月上旬陆续调走，减少了海军和空军的支援。
第二次长沙会战为的是打击第九战区，减少该战区对武汉战略基地的威胁，摧毁中国军队及其政府的抗战意图，并打通粤汉线，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向南洋扩张。自一九三九年秋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第九战区继续在横跨湘、鄂、赣三省的长江以南地区与日军第十一军形成宽正面对峙。一九四〇年七月重设第六战区后，第九战区向西、向北与第六战区的分界是石门桥（常德南约十五公里）、连山湖南岸，大通湖北岸、洞庭湖北岸沿长江至武汉下游迄九江之线；向东与第三战区的分界为抚河、鄱阳湖口之线。这几个战区共同构成对武汉日军第十一军的包围态势，正处于日军所谓“作战地区”当面，故作战行动较为频繁。第九战区所辖正规部队为三个集团军十二个军三十三个师，另有若干游击纵队。
第二次长沙会战于一九四一年九月上旬开始。新任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指挥四个师团、四个支队和第一、三飞行团及海军一部共约十二万人，集结于湘北岳阳以南和赣北之南昌、九江地区，采用“纵深突破”的战术，展开正面进攻。而第九战区则以诱敌深入、反击歼敌的战法应对。九月七日，日军越新墙河南攻。十九日，日军打过汨罗江。战至九月二十七日，第十三师团第二十六旅团一部最先攻入长沙；中国守军经激烈战斗，将敌包围于捞刀河、浏阳河之间。
此前，阿南惟畿为集中兵力进行长沙会战，已从武汉及湖北地区抽调大量兵力。敌第十一军驻武汉地区及宜昌的部队共七个师团又三个独立混成旅团，被动用了一半以上，使鄂西乃至整个湖北防务空虚。第六战区当面日军仅有第十三师团（守备宜昌、当阳）、第三十九师团（守备当阳以东、襄河以西）和独立混成第十八旅团（掩护交通运输线）。其驻宜昌地区的十三师团（师团长内山英太郎），由于早渊四郎的第二十六旅团（简称早渊支队，以四个步兵大队、两个山炮大队为基干组成，共七千七百一十一人）由宜昌东南的紫荆岭向岳阳东北之冷水铺集结，所剩兵力约一万八千人，比较此前减少了三分之一。这意味着，在宜昌地区日军不仅兵力较弱，而且这一地区一旦发生大的战事，在湖北其他方面也无兵可调。
早在日军突破新墙河防线时，第九战区就因为担心“敌如大事增援，则兵力悬殊，难以应付”，电请重庆军令部“令第五、六战区同时总攻，以期牵制”。九月十九日，军委会军令部指示第六战区“对于荆、宜敌人，应以多数小部积极袭攻，策应第九战区作战”。第二天，蒋介石进而提出：“第六战区应积极向荆、宜敌人进攻，相机收复宜昌。”九月二十二日，蒋介石用电话指示五、六战区：“一、敌此次湘北蠢动，有积极企图，长沙志在必得；二、五、六两战区积极动作，一举而下宜、沙；三、五战区自北南攻，六战区自西东攻。”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又连续电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并限于二十三日开始发起攻势。
陈诚也看得明白，第六战区当面日军（特别是宜昌守军）大大减少，如若此刻乘机克复宜昌，既能策应第九战区作战，又可解除日军对重庆和西南后方的巨大威胁，收到一石二鸟之功。在这上头可别弄得消极被动。因此，当着新墙河以南战事方酣之时，陈诚就向统帅部建议：五、六两战区应乘此机会，主动反攻宜昌，以为湘北策应。
不过，当面日军数量虽然减少，其战力却不可轻视。尤其是日军为坚守宜昌，在宜昌城周围构筑的工事星罗棋布。主阵地设置于宜昌东山及大梁子岗、二梁子岗及土城，其工事异常坚固。工事之间有掩蔽的交通壕相互连接，并有暗堡延伸于主阵地前的障碍物内，伪装得非常巧妙，不易发现。主阵地前还设有鹿砦、铁丝网数道。有的地方挂着铃铛、装有警报器。宜昌北部小溪塔、毛狗洞之线及其东端之牛鼻子岗、杨岔路，均构筑有坚固据点。宜昌北郊的黑虎山、烟墩包为敌前哨据点，也有坚固工事可以据守。日军在宜昌东北之当宜、沙宜公路干线，在慈云寺、龙泉铺、双莲寺及通往紫荆岭南部的公路沿线高地，都构筑有半永久的防御工事。碉堡外有外壕、铁丝网、鹿砦和地雷等障碍物。各碉堡间射向互相交叉，火力封锁极为严密。白天日机由宜昌机场起飞，四处侦察；夜晚，探照灯、照明弹向碉堡四周照射，以防中国军队偷袭。
显然，收复宜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攻坚战。抗战以来，还没听说哪支中国军队攻下一个被日军占领的中等城市。陈诚接到蒋介石命令后，立即召集幕僚开会策划。他先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先从宜昌长江右岸开始攻击，以引诱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南移。请军委会把五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交给他指挥，用该集团军攻击荆门、当阳；把日军第三十九师团隔离后，最后用十四个师的兵力围攻日军第十三师团，夺回宜昌。显然，这一方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力于宜昌方面，在主攻方向形成绝对优势的兵力，几乎无懈可击，所以得到了幕僚们一致拥赞。
方案报到重庆，蒋介石照准。这次作战，第六战区的总兵力为十二个军、三十六个师，其中十七个师约七万人，携一百四十门火炮直接参加宜昌、当阳地区战斗，无论兵力还是火力都对当面日军形成绝对优势。剩下的问题是进攻时机，有人建议先发起攻击，其他各军来一个投入一个。陈诚摇摇头，做了个挥拳打出去的动作：“对付日军，各部必须同时行动，集中主要兵力于攻打宜昌，以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接着又张开五指：“当然，我们要多路出击，搞得日军顾得了东顾不了西。我此番收复宜昌，是志在必得！”
九月二十三日，第六战区下达命令：一、江防军方面，李及兰部第九十四军向宜昌右岸及南津关附近攻击；第八军第五师（刘采廷部）攻击古老背、安福寺及宜昌南方之敌，以作牵制；李延年部第二军在江左岸由宜昌东北侧攻占宜昌。二、第二十六集团军应使用第三十二、七十五军全部，主力保持于左翼（置于当阳以西），一举向龙泉铺、丰宝山、土门垭、鸦鹊岭间地区突入，分别围歼各据点之敌，阻止敌第三十九师团向西增援。三、第二十集团军第五十三、七十三、八十七军各以一部向白螺矶（岳阳东北）、沙市、董市等地出击，牵制敌人，便于宜昌作战。随后，第六战区电令第三十三集团军向荆门方面攻击，与第二十六集团军协同，切断汉宜公路，阻敌西援。各部攻击时间限于九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开始。陈诚于九月三十日从恩施急赴秭归沙镇溪，就近指挥攻夺宜昌。
日军因为忙于集中兵力大规模进攻长沙，对中国军队在宜昌方面的进攻准备察觉较晚。据日本战史记载，日军特种情报完全没有得到宜昌方面的消息，而驻宜昌的内山虽知中国军队“在军的后面悄悄活动”，却未向第十一军司令部报告。不过，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中将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即日军发起本次长沙会战的第四天，人们由湘鄂大地看见了罕见的“天狗吞日”。这使阿南惟畿联想到日不落帝国和太阳旗，心头掠过一丝不祥。他特意在日记中记下这一天象：“二十一日是少见的日食，由十三时十五分（东京时间）开始，太阳形成下弦的月牙形，周围一带有如黄昏的微暗。”
又过了两天，日第十一军综合各项情报，才判断中国军队在宜昌将有重大行动，并命令第三十九师团准备反击。在宜昌方面，内山立即部署坚守：一、第五十八联队（缺第一大队，属早渊支队）驻守宜昌西侧（江右岸），从上游平善坝至下游五龙口一带，构成宜昌西岸山地的屏障。二、第一〇三旅团一〇四联队防守宜昌东岸（江左），从南津关以西至和洋湾、丰宝山的山区，构成宜昌以北和东北的防御地带。三、第一〇三旅团第六十五联队防守丰宝山以西、宜昌至当阳以北的山地，与驻当阳的第三十九师团第二三三联队相连接。四、第十三师团司令部仍设于宜昌，第一〇三旅团指挥部位于鸦鹊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