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春节刚过，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在北京召开七大系统的“两总会议”。会议决定，将在2000年12月前择机发射“神舟二号”飞船！
“神舟二号”与“神舟一号”的最大区别是，“神舟一号”是一艘配置较简单的试验性飞船，仅有八个系统参加了飞行试验，围绕地球只飞行了14圈；而“神舟二号”则是一艘配置完整的正样飞船，13个系统全部参加试验，凡与航天员生命环境保障有关的仪器设备全部采用真件；并且它将第一次按照载人飞行的实际轨道，围绕地球飞行108圈，共计七天时间。飞船返回时，轨道舱将继续留在太空运行半年。有人将“神舟一号”称为“最小配置版”，将“神舟二号”称为“完整配置版”。此外，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的飞船应用系统在“神舟二号”飞船上第一次安装了多种科学试验仪器，飞船届时将在太空首次开展空间科学实验活动。
2000年11月8日，一架载有“神舟二号”飞船的大型运输机从北京起飞，三个小时后，顺利降落在西北酒泉鼎新机场。由于上次“神舟一号”出师不利，所以这次飞船系统对“神舟二号”加倍重视，唯恐出现丝毫的疏漏，不仅在技术上精益求精，而且在飞船的运输方式上也由原来的火车运送改为飞机空运。用火车运送不但要把飞船分成八块，而且到了发射场后，已在北京做过的各项检测工作，比如总装、测试等，全得重来一遍，稍有不慎还会出现问题。而用飞机空运飞船，虽然在我国尚属首次，难度很大，却能实现整体运送，还能节省时间。
“神舟二号”抵达机场后，顺利转运至基地测试大厅。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测试中，同样一帆风顺。然而说来令人难以置信，飞船一帆风顺，“长征二号F”火箭抵达发射场后，却一路坎坷，甚至横生惊天大祸！
12月3日这天，火箭在作单元测试时，火箭控制平台的一个陀螺突然出现问题，经反复检测，怎么也查不出原因。控制平台被称为火箭的“大脑”，“大脑”突然有病，却查不出病因，这让火箭总指挥黄春平非常着急。火箭总师刘竹生说，要解决控制平台的问题，非得请徐云锦！徐云锦是中国控制平台的权威专家，在航天部享有“平台皇后”之称。可“平台皇后”已七十有余，退休赋闲在家，不在发射场，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城。
黄春平当即飞往北京，下了飞机，几经周折，终于设法找到了徐云锦等几位专家，接着又请他们用电话遥控指挥发射场做试验。可是几位专家遥控指挥了一天，故障还是无法排除。于是徐云锦提议，发射场试验条件简陋，最好把控制平台运回北京！但控制平台是一个七十多吨的庞然大物，从酒泉运回北京，一路颠簸，状态肯定会发生变化，万一老毛病没有解决，新问题又折腾出来，怎么办？黄春平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控制平台不能拉回北京，只能请徐云锦等几位专家辛苦一下，跟他去一趟发射场。但“平台皇后”走南闯北大半生，从来只坐火车不坐飞机，尤其最怕“图-154”！这是老太太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习惯是个很难改变的东西，尤其是老太太的习惯。不过，这次事关发射成败、国家荣辱，老太太最后还是一改几十年的习惯，带上一大包药片，迈着颤巍巍的双脚，跟着黄春平便上了飞机。
徐云锦等几位专家在发射场经过几天几夜的反复试验，终于发现，原来故障的原因是平台内环轴端有一根导线碰到了内壁的电缆束管所致。导线取出后，徐云锦特意将这根导线用秤称了称，总共只有17克！而就是这根仅有17克的导线，竟然阻碍了七十多吨的控制平台的飞速旋转，并让众多的专家们从北京赶到戈壁，心跳一次又一次地加快！
火箭的故障刚刚排除，飞船的麻烦又接踵而至。12月11日上午，在飞船、火箭和发射塔的联合检测中，飞船系统人员刚一加电，便收到了一个不该收到的误发信号——“船箭分离”信号。再一复查，该信号又神秘消失，无影无踪。“船箭分离”信号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如果正式发射时在不该出现时出现了，便意味着飞船与火箭在不该分离时分离了，其后果将是毁灭性的。此事报告戚发轫后，戚发轫也为这一神秘的信号颇感头疼。后经六十多次的反复试验，终于查找到了故障原因，原来是开关电缆保护层上的镀铝薄膜与一个节点相碰，造成短路所致。
然而，就在2000年12月31日这天，即20世纪的最后一天、21世纪的前一天，一个几乎是灾难性的打击又突然降临发射场！这天，火箭与飞船已经对接成功，测试已经全部完成，飞船的燃料也加注完毕，头上顶着装满了燃料的飞船的火箭，准备在第二天就垂直转运发射场，四天后正式实施发射。在发射场忙碌了几个月的航天人也在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告别旧世纪，迎接新世纪”的红色条幅已经挂出，聚餐的食品已经准备齐全，军民联欢活动也已安排妥当。大家打算好好过上一个元旦，然后将“神舟二号”飞船一举送上太空！可万万没想到，就在这节骨眼上——下午3时10分，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在发射场轰然炸响：已经处于垂直对接状态的火箭，突然被活动发射平台给撞了！
火箭被撞，这还了得！短短几分钟里，发射场上所有领导的办公室电话和手机几乎同时鸣响。领导和专家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全都愣了！而最先报告这一消息的，是一位女调度员，话还没说完，便在电话里呜呜哭了起来……
事故原因很快查明：基地发射站的一个战士在二岗没到位的情况下，给发射平台备份电源通电，由于疏忽大意，阴差阳错，把备份电源和正式电源接反了，结果导致不该行走的活动发射平台突然往前行走，一下撞在了火箭的腰杆上！
最紧张的是黄春平、刘竹生、张建启。三人都是火箭的直接负责人，对火箭被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火箭真被撞坏了，用张建启的话说，搞不好是要坐牢的！
黄春平，福建人，1938年生，曾用名黄清官，时任火箭系统的总指挥。黄春平细眼睛，粗腰杆，头大耳阔，面带福相，谁见了都说此人命大福大。可在中国专家的队伍中，恐怕再没有比他出身更苦的了。在发射场那间拥挤不堪的小屋里，当他向我讲起童年的苦难日子时，泪流满面，痛哭不止。概括地说，12岁前，他把人间的苦几乎都“吃”完了。但就这么一个从小在苦水里泡大的孩子，完全靠着自己的勤奋与毅力，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之后在中国火箭研究院一干便是40年。黄春平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平常碰上高兴的事或伤心的事容易动情。尤其是每当看到火箭穿过熊熊燃烧的烈焰从发射塔上成功升起，他常常以泪洗面，泣不成声。工作中的黄春平雷厉风行，魄力十足，是个典型的“工作狂”！特别是在处理一些棘手问题时，刚柔并济，游刃有余，既有专家的智慧，又有农民的聪明。为了确保火箭的质量，他狠抓火箭的元器件，跑遍了全国六十多个元器件生产厂家，亲自蹲在车间与工人交谈，事无巨细一抓到底，因而有“元器件副院长”的绰号。可以说火箭上可能出现的问题他和专家们几乎全想到了，但唯独没想到火箭从北京安全运到发射场后，居然还会被撞！
黄春平说：火箭被撞这一天，原本是20世纪的最后一天，大家都准备过年了，却突然接到了火箭被撞的电话，我把它叫作20世纪最黑暗的一天！当时我们几个领导正在发射场的宿舍里休息，还没上班。事件发生后，在场的薛金宁给我打来电话，边哭边说，黄总，我们的火箭不行了，被撞了！我一听就蒙了，脑门冒汗，血压也一下就上来了！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为了不惊动更多的人，我一边稳住在场的人，让他们先别动，一边通知总师刘竹生、副总指挥刘宇，然后我们三人立即赶到火箭测试大厅。大厅里有一个11层高的工作平台，火箭就被包裹在工作平台里。我们听完简短的汇报，然后就从工作平台最高的11层开始，一层一层地往下看，而且是跪着一处一处地往下摸，摸一处，记一处。火箭是薄皮的，任何一个硬东西碰一下都不行。最后一统计，火箭一共被碰伤了18处，火箭的位置也移动了20厘米！看着火箭被撞的伤口，我心里难过死了，好像每一道伤口都伤在我的心上！当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完了完了，火箭伤得比较厉害，可能发射不了了，看来这回要打道回府了！发射基地的同志一听不能发射了，都吓坏了。尤其是张建启副司令员，非常紧张！
刘竹生时为火箭第二任总设计师。他1939年生于哈尔滨，1963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身高1.83米，个大，腰细，在发射场一站，如同他的名字，像一根挺拔的竹子。《航天报》记者闻杨杨说，刘竹生穿衣服的标准很简单，就一个字：大！在他的衣柜里，同一号码、同一颜色的衣服特别多，以至于他刚换了衣服走出家门，别人就问，刘总，你怎么老穿一件衣服啊？甚至他去菜场买菜，一买也是一大堆。有人问，你干吗买一大堆啊？他说一次买够，省事，痛快！但对待火箭，刘竹生却心细如发。刘竹生说，不细不行啊，百分之一的失误就有可能毁掉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载人航天的最大特点，就是一个人的一个小错误，就有可能葬送成千上万人十年二十年的心血，所以必须一丝不苟。的确，刘竹生想火箭，常常想到几近疯狂的地步，有时半夜三更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他会立即翻身爬起，擂响同事的房门，拉着别人讨论，或者自己跑到办公室狂画草图，如痴如醉。他平常上班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一辆“28”的天鹅牌自行车。这辆自行车他已经骑了20年了！他说，我从小就喜欢听嫦娥奔月的故事，幻想着人有一天飞到天上，这是我的第一个梦想——飞天梦。我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神秘的宇宙非常着迷，总想去探个究竟，这是我的第二个梦想——航天梦。我喜欢航天，偏爱火箭，因为它与国家的强盛有关。所以我希望通过航天，让我的祖国变得更加富强。这是我的第三个梦想——强国梦！于是，每当一枚新的火箭运到发射场，他总是感叹说，火箭这玩意儿尽管拍一拍是金属的，用手摸一摸是冰凉的，但我总感到它像人一样，也是有生命的，你如果不好好伺候它，它肯定找你算账！这不，今天就因为一个小战士没有伺候好火箭，火箭就耍起脾气、使上性子了！
刘竹生说：接到电话后，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火箭肯定受到重创了！所以当时大家的脸都灰了，全傻了！我感觉整个戈壁滩好像都鸦雀无声了。因为火箭这一撞，关系到很多问题，比如火箭到底撞在什么地方了？修复后还能不能用？需不需要拉回北京？发射推迟多长时间？发射试验队撤不撤离现场？等等。火箭就像一艘渡船，它的历史使命不到600秒，要在这不到600秒的时间里将载着航天员的飞船送入太空，一旦点火，就没有回头路可走。所以别说被撞了，就是碰一下，也让人心疼，让人睡不着觉！
张建启时任酒泉基地副司令员、发射副总指挥。就在火箭被撞的这天上午，他见了老朋友黄春平，还在黄春平的脸上吻了一口，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一位记者抢拍下了这个镜头，开玩笑说，这是20世纪最后一吻！可老天偏偏也开了个大玩笑——火箭被撞，于是张建启再也笑不起来了。
张建启说：这天下午，我正在总装测试厂开会，得到消息后，我的心里立即“咯噔”一下，心想完了！赶到现场一看，火箭被撞了十多个地方，比想象的还要严重。说实话，从西昌基地到酒泉基地，我参加的发射也有几十次了，经历过无数次的成功与失败，经历过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但还从来没有这次的压力大！想想吧，当时离“神舟二号”飞船发射的时间只有四天了，而发射窗口一共只有12天，过了这个发射窗口，就没有机会发射了。可火箭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被撞，你说倒霉不倒霉？火箭到了发射场，就等于交到了我的手上，现在又是我手下的兵操作失误，才导致火箭被撞，你说我心里的压力有多大？如果因为这起事故而导致不能发射，怎么向上级交代？怎么向中央交代？要知道，撤职事小，搞不好可是要坐牢的呀！当时就有人追问，是谁指挥的？是谁操作的？必须追究责任！心情当然可以理解。但我说，现在不要追究谁指挥的、谁操作的，也不要忙于追究谁的责任。我是现场总指挥，出了问题，责任由我承担！当务之急，先查清楚问题，拿出应急办法，稳定发射场人员的情绪。
飞船系统总指挥袁家军和总师戚发轫同样十分紧张。因为“神舟二号”飞船这次装有六百多台（套）设备仪器，上百台大小计算机，数十万条软件程序，十二万多只元器件，还有加起来十多公里长的电缆线。而且，燃料已经加满，用专家们的话来说，飞船只要加注了燃料，就像一个超级炸弹，只要磕碰一下，便有爆炸的可能。还好，袁家军和戚发轫检查后，初步诊断飞船没有什么大问题，受到震动的力度远远小于发射时。
很快，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胡世祥在发射场召开了紧急会议。各系统老总赶到后，个个神情凝重，都不说话，尤其是发射系统和火箭系统的几位老总，脸上像下了一层霜。会议气氛空前紧张。
怎么办？听完几个系统的简单汇报后，胡世祥问了一句，声音虽小，分量很重。戚发轫和袁家军明确表态：飞船没有问题，不用重新测试。问题的焦点便集中在了火箭身上。大家都盯着黄春平和刘竹生，等着他俩表态。黄春平和刘竹生感到这个态要表很难，不表又不行。火箭意外被撞，最好的处理办法，当然是取消此次发射，更换火箭被撞的所有部件。这就意味着要对火箭重新分解，再对分解后的产品重新试验，然后再用两个月的时间对装配好的火箭重新检测。这样的话，时间显然不允许，也将打乱后期的全部计划。根据他俩的初步检查，火箭虽然身有18处伤痕，但初步估算，火箭受力不是很大，估计没有伤筋动骨，作些处理修复，不至于影响此次发射。但空说无凭，科学讲究的是数据。火箭在没有经过检测之前，天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状态，谁敢说火箭没有问题！最后，黄春平只好表态说，还是先给火箭作个“体检”再说吧！
当晚，久旱无雨的戈壁滩纷纷扬扬飘起了鹅毛大雪，发射场气温骤然下降，整个“东风”航天城冷冷清清，寂静无声。专家们本来就冰冷的心更凉了。尤其是黄春平和刘竹生，两颗备受折磨的心更是苦不堪言。重新检测火箭，凶险多多。一个58.3米高、几百吨重的庞然大物颤巍巍地立在厂房，胳膊大腿、五脏六腑、里里外外都要“体检”一遍，无异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尤其是火工品，已经安装在了火箭身上，每一个火工品都像一颗定时炸弹，倘若更换时忙中出乱，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而且，火箭测试时间极其有限，必须在三五天内解决问题，因为几天后戈壁滩便进入最寒冷的冬季，气温将下降至零下30多度。若是真拖到那个时候，即使火箭的伤疗好了，发射的“窗口”却没有了，那“神舟二号”飞船的发射就必然泡汤。于是，他们立即联系北京，紧急调动北京的火箭探伤专家连夜登机启程，火速赶往发射场！
这个晚上，张建启副司令员同样一夜未眠。睡不着啊！事情刚发生几个小时，他好像就瘦了一圈。为了这次发射，他率领发射场的将士们不知加了多少班，熬了多少夜，定了多少制度，立了多少规矩，想了多少预案，琢磨了多少对策。可万万没想到，一个小战士最多一秒钟的疏忽大意，便酿成惊天大祸！真是防不胜防啊！他先来到飞船系统现场，接着又去了火箭系统现场，看着专家和科技人员在寒冷的冬夜紧张忙碌的样子，他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作为直接主管发射系统的副总指挥，火箭被撞，他无疑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令他感动的是，火箭系统和飞船系统的专家们没有埋怨，没有牢骚，更没有扯皮，而是一心扑在如何查找问题上。为了缓解他的压力，飞船系统总指挥袁家军给他吃了定心丸，说飞船没有问题，可以放心。火箭系统总指挥黄春平也对他说，火箭被撞的力度看来不大，主要对火箭的储箱有些担心。尽管如此，他依然无法放心。因为他知道，飞船的燃料已经装满，检测中稍有不慎，就会捅出大娄子！而且飞船返回舱上的电池是有时限的，若不能及时发射出去，电池就得重新更换。火箭虽然受力不大，但伤口毕竟多达18处。而且，火箭的位置已被移动，有无内伤，在检测报告出来之前，谁都不敢下结论。尤其是火箭的气管，是火箭的致命穴，万一触碰到了，火箭肯定报废无疑。倘若这枚被撞的火箭真被“堵”在了发射场，如同高速公路发生了汽车追尾，后续的几次发射必将全部被打乱！那么接下来要发射的“神舟三号”怎么办？“神舟四号”怎么办？载送中国第一个航天员上天的“神舟五号”又怎么办？
第二天，即2001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曹刚川、副总指挥沈荣骏、大总师王永志从北京匆匆赶到发射场，一下飞机，便召开了指挥部紧急会议。由于形势严峻，专家们个个紧锁眉头，一声不吭，会场气氛显得紧张而又沉闷。
副总指挥长胡世祥素以幽默著称，在发射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每遇挫折或难关，他常常来一通幽默，便将人们的紧张情绪化为乌有。这不，胡世祥见专家们个个低着头闷闷不乐，便率先说道，各位，火箭被撞，大家心情沉痛，我的心比你们还痛！但在我看来，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当年我在西昌基地当司令员，发射卫星时火箭大爆炸，把一个村子都给炸平了，把招待所的房顶都掀没了，整个基地人心惶惶！后来朱鎔基总理见了我，说，胡司令——朱总理叫的可不是《沙家浜》的胡传魁司令啊——你打十颗卫星，能不能成功七颗八颗？不能次次都失败啊！后来我们经过整顿，次次成功。你们看，我现在不是还坐在这里好好的吗？胡世祥一说完，专家们的情绪一下子轻松了不少，有的专家还忍不住笑了起来。
副总指挥沈荣骏这才说道，一定要按规定办事，按程序办事，把问题查清楚。问题没有搞清楚前，不能糊里糊涂地打！总指挥曹刚川也说，火箭的检测工作要一步一步地来，不要忙中出乱。火箭身上已经安装好了火工品，现在要重新检测。会议经过长达五六个小时的讨论，最后决定，把已经对接好的火箭与飞船重新分离，各自重新进行检测。尤其是火箭，要作重点探伤检测。等火箭、飞船故障排除后，再重新对接。然后按原来程序，重新测试一次。
1月3日，经过专家组的检查，火箭箭体正常。火箭气管也有幸逃过一劫——只差几毫米就撞上了。若是火箭气管被撞，价值几千万元的火箭便彻底完蛋！1月4日，对火箭明显被撞的储箱、整流罩等部位进行了修复，对一些不放心的部件也进行了更换。同时，火箭系统用了四天时间，写了一份长达52页的有关火箭被撞的分析报告。结论是：火箭修复后可以发射！1月5日，13人专家组对事故的分析结果和处理措施展开严格的评审。经过评审，13位权威专家一致认为，火箭与工作平台的碰撞属于挤压过程，并非冲击，碰撞产生的力量小于火箭的设计承受力量。现火箭已经恢复原有状态，并通过总检查，可以发射！1月6日，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为火箭颁发了可以“上岗”的“通行证”，并将“神舟二号”飞船发射的时间定在2001年1月10日凌晨1时。
1月10日凌晨1时，随着发射指挥员一声“点火”令下，“神舟二号”飞船腾空而起！当总指挥宣布发射成功时，张建启和黄春平紧紧搂抱在一起，两人都流出了滚滚热泪。黄春平说，我们这些搞火箭的人，发射成功了可能是功臣，发射失败了就是罪人！我听说当时军事法庭都介入火箭被撞这件事了。张建启说，应该说我是很幸运的。火箭被撞，责任在基地。幸亏火箭被撞的地方不是火箭的气管。如果撞到了气管，那就完了，再怎么弄火箭也报废了。在火箭被撞这事上，火箭、飞船系统没有埋怨，大家没有推脱责任，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支持！你把人家的火箭都撞成那样了，飞船的燃料也加注了，要是人家不表态，或者表态模棱两可，我就没法下决心了。这是我几十年来压力最大的一次。所以听到“飞船入轨”的口令后，我流泪了。这是我在发射场第一次流泪。当时我还对黄春平开玩笑说，看来我们不用坐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