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我父亲上窑拉炭不在家,本村债主把我大哥吊在房梁上拷问逼债。有压迫就有反抗,受了屈辱的大哥立志要逃离苦海,外出另谋生路。待从房梁上解开绳索放下来之后,他一怒之下就当了阎锡山的顽固军。后来在战场上投诚、改造教育而变成被解放的八路军战士,1947年后改叫解放军,参加解放张家口等战斗,听一同出去的战友回来说,他打仗很勇敢。再后来,他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出朝作战。从1950年6月到1953年7月的3年零1个月抗美援朝战争硝烟里,中国人民志愿军共牺牲37万人,我大哥却毫发无损。朝鲜战争结束志愿军回国后,他被统一安置在大同矿务局白洞矿(六矿)当工人,先在危险系数较高的回采队,后转战到掘进队。我上小学时系着大哥留下的牛皮腰带,上初中时穿着大哥留下的黑油亮皮鞋,直到在村劳动时还以系着大哥留下的刻有“八一”字样的铜扣子黄色帆布腰带为荣,但对大哥的长相模样,却没有一点印象。
1960年5月9日13时45分,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新中国历史上的绝密矿难——大同矿务局老白洞矿“五九”事故发生。这场事故属于特大煤尘爆炸事故。发生事故的背景是“人有多大胆,矿有多大产”的“大跃进”年代。当时煤炭企业提的是“以钢为纲,以煤保钢”。该矿设计能力为90万吨,1959年猛增到120万吨,1960年计划完成152万吨。发生事故的头天晚上,矿务局召开全局电话会议,布置5月9日全局性大高产——“淮海战役”,要求老白洞矿日产突破万吨。该矿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全矿上下齐动员,机关科室都关门,参加夺煤大战。在此盲目追求高指标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安全规程被一再突破,井下明火作业,串联通风,煤尘厚积,整个管理极度混乱,终于酿成弥天大祸。当时正是交接班时间,井下共有工人、干部912人,除四分之一的人靠艰难自救脱险外,包括矿长、两名副矿长在内,大部分人当场殉难。有的被巨大的爆炸冲击波冲到煤帮上摔死,有的因顶板塌落被砸死,有的被烈焰烧死,有的因浓烟窒息而死,有的因井底二次爆炸而死。
出事那天,我大哥在掘进区的工作面装车,剧烈的震动和突然停电使他们意识到发生了瓦斯煤尘爆炸。在带班干部的指挥下,他用毛巾沾水捂到嘴上,没有水就把毛巾尿湿捂到嘴上,以防烈焰烧坏喉咙黏膜而速死。在等待救援的漫长时间里,他终于是坐不住了,不听劝阻,靠着战争年代锻炼出来的勇敢精神往前冲,想越过充满烈焰和毒气的火区冲到井口罐笼下逃生,却立马被烧成乌黑的木桩。我父亲得到公社通知后,在横摆着的684具尸体中,根据一条腿上的伤疤,认领了遗体,赶着马车日夜兼程,把我大哥拉回了村子。
年迈的父母依然同意我再去跑路,求矿上开恩,允许我接班,当个煤矿下井工人。因为在政治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地位很高;在生活上,煤矿工人上到地面洗过澡,脸白白的,穿着整齐的工作服,戴着白手套,回到村里很神气,在周围十里八村挑选个好媳妇根本不成问题。
有一天半前晌,听说招工的又来县城的消息后,我便又像腊月的萝卜——动(冻)了心,扔下在地里刨山药蛋的铁爪子,向生产队长请了假,骑车十几里去邻村一矿工家属家问明情况,人家说决定权在地方,主要是公社。可我在公社里两眼一抹黑,只好又骑车上白洞矿。那时的公路完全是沙土路,道路不宽,汽车一过,尘土飞扬,自行车胎碾压在公路上沙沙作响。我身上只带一块八毛零钱,汗水不从一道流,遇上牛皮岭、东塘坡等戗上坡还得推着车子走,口干得嗓子里冒烟。当时很想跳进采梁山下文瀛湖里畅饮一气,即使不真的喝湖水,淹在水里吸几口水汽也能润润嗓子,但是时不我待。别说下湖里玩,就是进到沿路村里小卖铺前买根3分钱的冰棍也舍不得。好容易骑车120里地到矿上,找到劳资科,科长给开了一个油印的二指宽的《招工证明信》,证明我“是六矿‘五九’事故遇难矿工李生云之弟,望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优先考虑”。可拿到这张条子后,既喜又忧,喜的是有一据在手,说明我不是无理要求,忧的是白纸一张,没有人情作保,怕是无人买账。
为了增加保险系数,我听从同情我的那些素不相识的矿工大哥们的指点,拿着条子兴冲冲地又去矿务局,但矿务局无论如何不再给加注意见。我只好马不停蹄骑车赶到阳高县城,晚上9点钟左右在县招待所找到招工的人,人家还是不答应。情急之下,我当场把腕上的手表摘下来塞给人家,心想,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也是最后手段了。可人家用手一推,硬是不要,还是坚持把问题推到公社去解决。我央求帮忙给向公社领导说句话,人家更是茬儿也不搭,理由是我不属于遇难者之子女,属于可照顾可不照顾的范围。
面对招工人员的绝决态度,反复磨蹭、求告都不顶用,再缠磨下去,恐怕人家就下逐客令了,我只好知趣地告辞出门,悻悻走人。在出门的那一刹那,我又回头看看招工的人,人家脸上没有一点同情的表情,我的心情别提有多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