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我父亲上窑拉炭不在家，本村债主把我大哥吊在房梁上拷问逼债。有压迫就有反抗，受了屈辱的大哥立志要逃离苦海，外出另谋生路。待从房梁上解开绳索放下来之后，他一怒之下就当了阎锡山的顽固军。后来在战场上投诚、改造教育而变成被解放的八路军战士，1947年后改叫解放军，参加解放张家口等战斗，听一同出去的战友回来说，他打仗很勇敢。再后来，他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出朝作战。从1950年6月到1953年7月的3年零1个月抗美援朝战争硝烟里，中国人民志愿军共牺牲37万人，我大哥却毫发无损。朝鲜战争结束志愿军回国后，他被统一安置在大同矿务局白洞矿（六矿）当工人，先在危险系数较高的回采队，后转战到掘进队。我上小学时系着大哥留下的牛皮腰带，上初中时穿着大哥留下的黑油亮皮鞋，直到在村劳动时还以系着大哥留下的刻有“八一”字样的铜扣子黄色帆布腰带为荣，但对大哥的长相模样，却没有一点印象。
1960年5月9日13时45分，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新中国历史上的绝密矿难——大同矿务局老白洞矿“五九”事故发生。这场事故属于特大煤尘爆炸事故。发生事故的背景是“人有多大胆，矿有多大产”的“大跃进”年代。当时煤炭企业提的是“以钢为纲，以煤保钢”。该矿设计能力为90万吨，1959年猛增到120万吨，1960年计划完成152万吨。发生事故的头天晚上，矿务局召开全局电话会议，布置5月9日全局性大高产——“淮海战役”，要求老白洞矿日产突破万吨。该矿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全矿上下齐动员，机关科室都关门，参加夺煤大战。在此盲目追求高指标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安全规程被一再突破，井下明火作业，串联通风，煤尘厚积，整个管理极度混乱，终于酿成弥天大祸。当时正是交接班时间，井下共有工人、干部912人，除四分之一的人靠艰难自救脱险外，包括矿长、两名副矿长在内，大部分人当场殉难。有的被巨大的爆炸冲击波冲到煤帮上摔死，有的因顶板塌落被砸死，有的被烈焰烧死，有的因浓烟窒息而死，有的因井底二次爆炸而死。
出事那天，我大哥在掘进区的工作面装车，剧烈的震动和突然停电使他们意识到发生了瓦斯煤尘爆炸。在带班干部的指挥下，他用毛巾沾水捂到嘴上，没有水就把毛巾尿湿捂到嘴上，以防烈焰烧坏喉咙黏膜而速死。在等待救援的漫长时间里，他终于是坐不住了，不听劝阻，靠着战争年代锻炼出来的勇敢精神往前冲，想越过充满烈焰和毒气的火区冲到井口罐笼下逃生，却立马被烧成乌黑的木桩。我父亲得到公社通知后，在横摆着的684具尸体中，根据一条腿上的伤疤，认领了遗体，赶着马车日夜兼程，把我大哥拉回了村子。
年迈的父母依然同意我再去跑路，求矿上开恩，允许我接班，当个煤矿下井工人。因为在政治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地位很高；在生活上，煤矿工人上到地面洗过澡，脸白白的，穿着整齐的工作服，戴着白手套，回到村里很神气，在周围十里八村挑选个好媳妇根本不成问题。
有一天半前晌，听说招工的又来县城的消息后，我便又像腊月的萝卜——动（冻）了心，扔下在地里刨山药蛋的铁爪子，向生产队长请了假，骑车十几里去邻村一矿工家属家问明情况，人家说决定权在地方，主要是公社。可我在公社里两眼一抹黑，只好又骑车上白洞矿。那时的公路完全是沙土路，道路不宽，汽车一过，尘土飞扬，自行车胎碾压在公路上沙沙作响。我身上只带一块八毛零钱，汗水不从一道流，遇上牛皮岭、东塘坡等戗上坡还得推着车子走，口干得嗓子里冒烟。当时很想跳进采梁山下文瀛湖里畅饮一气，即使不真的喝湖水，淹在水里吸几口水汽也能润润嗓子，但是时不我待。别说下湖里玩，就是进到沿路村里小卖铺前买根3分钱的冰棍也舍不得。好容易骑车120里地到矿上，找到劳资科，科长给开了一个油印的二指宽的《招工证明信》，证明我“是六矿‘五九’事故遇难矿工李生云之弟，望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优先考虑”。可拿到这张条子后，既喜又忧，喜的是有一据在手，说明我不是无理要求，忧的是白纸一张，没有人情作保，怕是无人买账。
为了增加保险系数，我听从同情我的那些素不相识的矿工大哥们的指点，拿着条子兴冲冲地又去矿务局，但矿务局无论如何不再给加注意见。我只好马不停蹄骑车赶到阳高县城，晚上9点钟左右在县招待所找到招工的人，人家还是不答应。情急之下，我当场把腕上的手表摘下来塞给人家，心想，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也是最后手段了。可人家用手一推，硬是不要，还是坚持把问题推到公社去解决。我央求帮忙给向公社领导说句话，人家更是茬儿也不搭，理由是我不属于遇难者之子女，属于可照顾可不照顾的范围。
面对招工人员的绝决态度，反复磨蹭、求告都不顶用，再缠磨下去，恐怕人家就下逐客令了，我只好知趣地告辞出门，悻悻走人。在出门的那一刹那，我又回头看看招工的人，人家脸上没有一点同情的表情，我的心情别提有多沮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