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黄河》2009年第06期
栏目：纪实文学
1919年1月28日，何泽涌出生在苏州的“两渡书屋”。
“两渡书屋”是何泽涌父亲何澄“灵石何寓”院内最早盖起的一幢房屋。“灵石何寓”为何澄亲书，由工匠镌刻烧制成一个长方形的搪瓷匾镶嵌在大门旁边的院墙。当时的门牌号码是苏州十全街一四三号（后改为151号）。“灵石何寓”门匾，不仅开宗明义地标明了何澄是灵石移居到苏州的山西人，而且在“灵石何寓”的界地十全街和五龙堂小巷的拐角处，何澄还立有一块不同寻常的界碑——“灵石共和堂何”。这既是何澄于1902年就已自费东渡日本求学心路和创建共和的政治身份写照，也是从小印刻在何泽涌心上的一块基石。
何泽涌出生的当年，“五四”运动中的“科学”与“民主”已是深入社会大众的两个名词了，更别说“灵石何寓”和苏州王家，早已从“科举世家”嬗变为“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家族，甚至已开始产生中国近代物理学家的闻名大家族了。
少儿时，何泽涌常常到“怀厚堂”去玩，每当舅舅们从外边回来，他们也带自己的孩子到“两渡书屋”来玩。大人谈大人们的，小孩玩小孩的。与何泽涌同辈的哥哥姐姐及表哥表姐表弟表妹，有一多半是中国物理学起步阶段的鹤立人物，如果再加上他们的配偶，中国现代最显赫的物理族群不外何、王两家。
大姐何怡贞（1910.11.14-2008.7.31），1937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系哲学博士学位，中科院固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光谱学家、固体物理学家；大姐夫葛庭燧（1913.5.3-2000.4.29），金属内耗研究大师。1943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物理系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
二姐何泽慧（1914.3.5-），中国第一代核物理学家。1940年获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二姐夫钱三强（1913.10.16-1992.6.28），“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
二表姐王明贞（1906.10.3-），1942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系哲学博士学位，统计物理学家，清华大学物理教授。1943-1945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雷达研究所理论组任副研究员，参与“辐射实验室”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雷达研制，为全人类加速打败法西斯主义立下不巧的功绩。当时，参与“辐射实验室”雷达关键技术研究的还有国际著名的金属物理学家葛庭燧和我国无线电电子学和波谱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孟绍英，他们与王明贞一道被称为“中国三杰”。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如激光、导弹、雷达、电脑等等都源于这个实验室，后有8人获诺贝尔奖。
七表姐王守黎（1912-），物理著作翻译家。翻译有《实验晶体物理学》、《征服了的电子》、《物理实验室应用技术》（与陆学善合译）等，清华大学毕业后，嫁与“中国X射线晶体学创始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陆学善（1905.9.21-1981.5.20）。
大表哥王守竞（1904.12.24-1984.6.19），中国第一位研究量子力学并卓有成就的物理学家。1922年考入清华学校，1924年赴美留学，1926年获哈佛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2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理论物理第一个博士。因在量子力学的应用方面作了分子间的交互作用，不对称转体的转动能，氢分子理论，基态能的计算等突出贡献而名噪物理界。尤其是氢分子的海特勒—伦敦理论的文章，竟让吴大猷赞不绝口：“王先生的这篇文章很出名很出名！”（吴大猷《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回忆》）
表弟王守武（1919.3.15-），半导体器件物理学家。1949年获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中国半导体科学奠基人之一，我国第一个半导体研究室、半导体器件工厂、半导体研究所和半导体测试中心的创建者。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
表弟王守觉（1925.6.27-），微电子学家、人工神经网络计算机专家。1958年研制成中国首只锗合金扩散高频晶体管，1963年首先研制成功硅平面工艺和平面器件，为“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做出重大贡献，研制成国内最早的4种固体组件，为专用微型机创造了基本条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
生活在这样一个群星璀璨的“物理之家”，不成个什么“家”也难。
何泽涌的小学是在振华女校小学堂上的。王季玉介入振华女校的校务后，增设了中学部，原先设在外婆家余屋的校舍不敷应用，于是典得严衙前望星桥十六号（今十梓街）顾氏房屋为小学部和中学部的校舍。虽然这所大户人家的百年老屋可以容纳百十来个学生，但对于一个有着小学部和中学部的学校来说，仍然显得有些窄小。何泽涌记得最清的是，那时的振华小学非常重视礼节。早上同学们相见，不管年级大小，都要说一声“早”，见到老师要问候“早晨好”，晚上回到寝室时，也要互道“明天见”。每日早中晚三餐，有一个八仙桌，正位坐一位老师，其余三面各坐两位学生。老师没来上坐，学生不能坐下；老师没动筷子，学生不能动；老师没用完餐，学生不能先走，直到老师放话说“你们先去吧”，学生道一声“老师慢用”，才能离开饭桌。管理上是这样，但振华的老师上课却不用旧的教习方法，不但不可怕，而且和蔼可亲，循循善诱，人格都很高尚，让学生们普遍感到可亲可敬。
在小学部，何泽涌印象最深的是后来成为著名社会学家的费孝通。1920年，费孝通全家由吴江搬到苏州十全街。费孝通母亲杨纫兰与王季玉是好友，考虑到费孝通体质羸弱但又天性多动的性格，杨纫兰就把她最小的儿子送到了不分男生女生的振华女校小学部。在这个春风化雨的女校，费孝通处处沐浴着爱的教育。1941年10月1日，费孝通从云南呈贡县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所在地魁阁，前往不远处的三叉口探望友人徐季吾。当听说他在振华女校最喜欢的老师沈骊英在云南荣昌的中央农业实验所服务时，回来后就坐在魁阁的窗边，给他20年没有见面、也没通过消息的老师写了一封长达5张纸的信。信中说：“当你在试验室里工作得疲乏的时候，你可以想到有一个曾经受过你教育的孩子，为了要对得起他的老师，也在另一个性质不同的试验室里感觉到工作后疲乏的可贵。”这封信寄出后，费孝通屈指数日子，盼望得到一封会使他兴奋的回信。然而，不到一个星期，徐季吾跑到魁阁告诉费孝通：10月7日，他最喜欢的老师沈骊英猝发脑溢血，殉职于荣昌中央农业实验所内。于是，被退回来的这封信便成为费孝通一封未拆的信。若干年后，费孝通以《一封未拆的信》为文，纪念对他早年精神成长影响颇深的沈骊英老师。
何泽涌上振华女校小学部时，费孝通早已升入中学部，和他大姐何怡贞同学。据说，费孝通曾有意与何怡贞结为百年之好。由于有这层关系，又由于两家都住在十全街，振华一校两部还在一起，所以费孝通和何泽涌十分相熟，见了面，总是很亲近地叫他“涌涌”。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初，何泽涌暑假到北京探望他大姐二姐，在清华园碰到费孝通，费孝通热情地请他到家里吃饭。在聊天时，费孝通夫人孟吟还开玩笑说，孝通总是说你大姐这么好那么好的。
1946年11月1日，费孝通还写过一篇《爱的教育》的文章，后来改为《〈爱的教育〉之重沐——振华女校四十周年纪念并献给校长王季玉先生》。这篇回忆王季玉承道传礼的文章，后来被费孝通收入多种集子之中。1957年“反右”前夕，费孝通路过苏州，专门谒见他的老校长王季玉，可见费孝通对王季玉是何等的感知感恩。而这篇《爱的教育》一直是何泽涌爱读的怀人忆往的好文章之一。文章所引龚自珍的诗句“一声春声忘不得，长安放学夜归时”，竟成了费孝通与何泽涌在清华园会面后对振华女校人与事的最深情的怀念。
何泽涌初中考入东吴大学附中。当时，这个中学最有名的学生是蒋纬国（学名蒋建镐），由于蒋纬国和他母亲姚冶诚住在离“灵石何寓”不远处的“蒋公馆”，何泽涌与蒋纬国既是校友又是邻居。蒋纬国比何泽涌高出两个年级，并无什么交往，他只知道蒋纬国的学习成绩属中等，但体操和游泳很拿手。在何泽涌的记忆中，蒋纬国为人较随和，也没有贵公子的架子。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爆发，东吴大学及附中停课闹学潮，开学无期，何泽涌于这年7月转到私立纯一中学继续学业。
纯一中学是苏州药商世家“诵芬堂”第十四世雷滋蕃为纪念其父雷子纯（号纯一，以经销“六神丸”而使家族达到鼎盛）于1925年在前办小学的基础上增办的。何泽涌对这所学校很满意，他当年给正在美国留学的大姐何怡贞写信说：“我现在在纯一念书。纯一校舍由从前的孔庙改的，地方很大，名胜很多，大成殿，宝带河，河桥桥池、阁阁亭亭而并。功课已很严密，品行又很重，与东吴有天地之别。你回来了，或者可到纯一去看看，同美国的中小学校比比看。”那时的学校有个好处，你不满意可以随时转校，这种中途择校的自由现在很难见到了。
还是在振华小学读书时，何泽涌便开始阅读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少年》杂志。这本杂志的文字何泽涌看着有点高深，但对他接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至深至远。当他考入东吴大学附中和纯一中学初中部后，《少年》杂志停刊，他又订阅了商务印书馆的另一种继续传播新文化之火的《学生》杂志。这本杂志以知识为手段，以中学生为对象，以辅助学业、交换智识为旨趣，将新文化的内容进行了通俗易懂的启蒙，在当时的中学生群体中很是时髦并且受用。何泽涌最感兴趣的有“短论”、“英文论说”、“学艺”、“问答”以及教授学生如何锻炼身体的“技击”等栏目。他对这两种杂志的留恋一直持续到高中三年级。1936年1月4日，他在给大姐何怡贞的一封回信中写道：“你叫我多看些杂志，我一定要注意的去实行。问我要您寄些什么东西？我现要说了：我要一本美国青年现在最爱看的文艺作品，长篇的短篇的小说也好，精短的散文也好。但是不要太深，因我的英文程度太浅，倘若有专给青年阅读的杂志像中国的《少年》杂志、《学生》杂志能有便寄两本给我看看。”那时，一本《学生》杂志可以让受众得到全方位的教益，并且念念不忘，如今真是可叹而无处寻觅了。
1934年7月，何泽涌在苏州读完初中后，顺利考取了当时誉满北平的育英学校。育英学校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于清同治三年创办并直接管理的，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引进西方科学开展现代教育的学校之一。它的姊妹学校是贝满女中。就在何泽涌考取育英中学的这一年，北平举行首届初中和高中毕业会考，育英中学的学生梁炳文、唐统一分获高中和初中第一名，同时高中组荣获团体总分第一名。四项会考有三项第一收归育英，其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天分可见一斑。社会名流丁锦有感于此，特赠一块“双元”的匾额高悬于育英的校门之上。
据何泽涌回忆，育英学校是中小学的全称。学校共分5个院落。一院为初中部，居西；他考进的高中部为四院，居东；初中部和高中部均坐落在灯市口大街上，中间隔一个通车的南北向油房胡同。这条路线是育英中学的行车路线。当时，骑车上学的初高中生总有一半之多，他也是每天骑着自行车从油房胡同东侧的后门出入上学回家的学生之一。此时，父亲何澄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高等顾问，何泽慧在清华大学上学，何泽涌在育英读高中，何澄觉得有必要在北平有一套私人住宅，于是在王大人胡同一号造起一座可开进小汽车的“真山园”。在这所大园子里，何泽涌一直安静地学习生活到高中毕业。
育英学校的一院后门正对二院小学部大门，经大小鹁鸪两个接连的胡同，入王府大街。三院在骑河楼，南边是学生宿舍，北边是体育场。第四院是育英校董费起鹤先生将原明代宰相严嵩府府邸、后为盐务学校的全部校舍购下改造为高中部的。1935年，胡適任董事后，还为学校图书馆题了匾。育英高中每个年级分甲乙丙丁4个班，大体上按成绩分班。何泽涌考入的是甲班，这是一个准备高考，冲击清华、北大、北洋、燕大、交大、浙大等名校的高才生尖子班。乙班和丙班是中游班，丁班则是把体育和音乐等特长生集中在一起的特训班。育英中学非常重视英文、体育和数理化生课程，英语、数学、体育三科师资力量很强，课本用的都是美国原本。英文分为三门课：读本、作文、口语，教英文的有多位够教大学英文水平的教师，女教师是一位美国人。刚上课时，他听不懂美国教师讲些什么，但到了高三，口语就过关了。何泽涌在育英受益的还不光是英文，校训“致知力行”，强调的是学习与实践的统一，激励的是用心求知，勤奋探究；校歌“天下英才团聚来”，歌唱的是“教育至纯”，“固本即贞强”；而学生可任选一门的每周一堂的“选修课”，如无线电、美术、音乐、公文、汽车驾驶与修理等科目，这些都使他深得其益，受益终身。
育英中学的歌咏队很是出名，所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为南京晓庄师范所作《锄头歌》是上世纪30年代很“火”的一支校园歌曲：
手把着锄头除野草啊，
锄掉了野草好长苗呀，
咿呀嗨，呀呼嗨，
锄掉了野草好长苗呀。
呀呼嗨……
这首歌曲当时在大江南北的学生中广为传唱，灌录了唱片后更是红遍全国。
育英的校规严密、学风美善，特别注重全面发展，涌现出大量学习好，身体好，才艺出众的学生。在育英中学，何泽涌“致知力行”的学习生活极有规律，甚至到了被他弟弟们视为“刻板”的程度。他说，在育英时，“星期一到星期六尽是专心在读书，星期日则约了几个同学赴郊外游散”。郊外游散有什么好处呢？何泽涌给正在美国密歇根大学（Michigen）攻读原子光谱学博士生的大姊何怡贞的一封信中写道：“上学期的一个初春的星期日，我和同学们骑了脚踏车到离城三十余里的香山去。那天在平地上，天气非常晴朗，但上了山却飘起雪花来，青翠的松柏林中飘着洁白的雪花，使人心境说不出的感觉。我并不怨自己的环境，我只自己觉太幸运了。伟大的人物都是从苦中磨练出来的，而况我的环境更谈不上苦呢？只是太安适罢了。”而在寒暑假，他也是“上午在温功课，下午溜冰。溜冰学是学会了，可能不精，不会花样”（何泽涌1936年1月4日、8月11日致何怡贞信）。
何泽涌本来是很喜欢摄影的，但“因太费钱了。拍一卷照连洗照片钱一共至少一元，故拍照是很难得的”（何泽涌1936年5月3日致何怡贞信）。哥哥姐姐从海外寄个人照片给他，他认为必须回赠才对，但又因连买胶卷带冲洗照片太贵，所以很是矛盾。在矛盾之中他有了“根性的发现”，这个根性的发现是什么呢？说来真是可爱可笑，竟然是“闲来惟多看小说（旧小说），因中国古书无版权，故便宜得了不得，一元钱可买数十册。什么《红楼梦》、《水浒》、《儿女英雄传》等都看过的”（何泽涌1936年5月3日致何怡贞信）。弟弟们看他在假期里还温功课、看闲书、练柔软体操等等，便开玩笑逗他说，坐着读书像个书呆子，练柔软体操像个神经病。对此，正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大三的二姐何泽慧虽然没有这样逗他的话，但也有颇为幽默和智趣的形容：“涌弟像个机器人，天天机关一开，一套有规律到极点的动作不断地演着，当然给你写信的机器没有设备！”（何泽慧1935年2月5日给何怡贞信）
何泽涌对此很不解，也很苦闷。于是给他一直信赖的大姐何怡贞去信述说自己的种种境遇和心思：“关于我的思想，家中和校中无论哪一个都没有明了；你离我远，纵然有什么不合处，想也不可当面闹翻……我在家中度着自己，好烦恼，思想上的一切愈愈不融洽。生活上也如此一切。游泳和骑自行车到远处去旅行等是不坏的。在家里练柔软体操叫发神经病，若坐着读书则骂作书呆子。只有一天到晚嚷嚷碌碌，不运动，不求知，只是谈天说地和做零琐事，才是他们的标准生活……”在述说兄弟姊妹不同志趣的同时，何泽涌还将他刊发在《青年友报》上的一篇文章，寄给了大姐。并说“我自己的一切几乎完全在那文章里表白了，勿再多话了”（何泽涌1936年5月3日、8月11日致何怡贞信）。
那个时期的中学生，关心国事远较现在为重。对于当时学生中的一些读书倾向和学风，何泽涌很是看不惯，他在给大姐何怡贞的一封信中甚至惊呼：“关于‘幽默’，在中国现在这当儿，青年们都口里含了一支牙签儿，躺在草地上，拿着本《论语》，起来阴阳怪气的神气说两句俏皮话，不真正自己努力苦干，只在旁面用酸刻的话骂人家，你想想这还了得！”
对于时局，何泽涌自然也是极为关心的。1936年1月4日，与他大姐何怡贞在信中讨论学习解析几何，以后如果去学农、学医，学文学、法学、政治，到底有无多大用处之余，仍不忘告诉他大姐：“中国现在最重大的事件便是华北问题。因了这事引起了学生游行罢课。首先发动的是北平学生，不多时便波及了全国。北平学生和警察冲动而致流血受伤的将有二百馀人，上海的学（生）因想到南京去请愿，在北站露宿了两昼夜。后来由学生自己开火车，一直开到无锡。政府惊慌了，立刻把路轨毁坏……”
对农村、农民问题，时为中学生的何泽涌同样也是关注的。1936年8月，当他看到《申报周刊》刊有一篇广西苍梧（今梧州）抚河一带农民生活的特写及《农民离村》的评论后，立刻剪下寄给远在美国的大姐何怡贞，并问：“不知你读了有何感想？你读了中国农民现在或将来能得些什么变化？”
除了对国事和他人之事，何泽涌总是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更有意思的是，对于即将赴德国留学的何泽慧，他也是心存怀疑：“小阿姐（何泽慧）一定赴德留学了，但她留学的目的很使我怀疑。镀金去呢？还是求学去呢？中国是否没有比她高深的学问呢？没她所欲求的呢？这是否合经济呢？”（何泽涌1936年8月11日致何怡贞信）所幸的是，他对二姐何泽慧这种留学目的疑虑，最终因强国之梦的蘑菇云在戈壁滩上升起而飘散。
不光对何泽慧，即便对他疼爱有加、关心备至的大姐何怡贞，何泽涌也有说法和要求：“《申报周刊》上有一篇《所望于出门留学者》文章，可见中国一般人很注意着中国留学生，这大概也因怀疑留学生所致罢。我把那文剪下寄你，上面有五项对你们的希望，望你深刻的注意他，不使中国的人民失望”（何泽涌1936年8月11日致何怡贞信）。
在高中时期，何泽涌信守读书的尊严，不喜时髦和肤浅的东西，更不会取宠于众。但由此也产生了偏颇的一面，即往往用自己的思想、学养和行为准则来衡量一切人和事。
有一年暑期，何泽涌在上海海格路卫乐园23号私宅短暂停留，他发现以前的沪寓并无厨子，但现在有了。于是，他写信给妹妹何泽瑛，告她，厨子不必再雇，希望她自己操作。不用厨子，自己做饭的理由是什么呢？何泽涌说：“今日无论日本西洋，虽富裕之家，鲜有用厨子仆役者，一切皆太太小姐亲自劳作。我国则以劳动为耻，望彼勇敢打破此腐败亡国恶风气。”何泽瑛回信告他说，她其实很愿意劳作，只因父亲一定要用厨子，所以她想自己做面饭但由不得她。一年之后，何泽涌在给父亲何澄的一封信中又说起此事：“今社会一般以劳动为耻，以颓废享乐为尊，颠倒是非莫甚于此，国之所以衰也。一二妇孺抱此错观固恶，然欲根治，唯社会自身之改革也。”
也许是小小的年纪，便管不该他管的事吧，所以何澄对他这个二儿子在中学时期的评价是“古怪”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