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被国民党军队蚕食的鄂豫皖根据地英山、商城和太湖等县，稻田里本应是金黄的谷穗，如今却像是干旱过后的枯黄野草；零星的村庄凋敝得让人不敢置信，几个月前还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红色根据地，如今却少见炊烟，少闻鸡犬之声，少见青年男女。就在这么一个荒芜的乡村，却出现了两个青壮和尚。
他们一前一后地走在长满野草的小道上，行走于人烟稀少的乡村里。走在前面的和尚叫石空，中等身材，年纪也就二十七八岁，讲一口当地流利的土话，斜背一个布袋，手里举着算命测字的招牌；另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提着行李，以十步远的距离跟在石空和尚的后面，他是石空和尚的徒弟。
他们走村串乡，为人算命消灾，不要钱只求管饭，到了晚上给个睡觉的地方。
他们步伐匆匆，从不在一个乡村久留。私下里，他们向老乡打听最多的是关于红军的消息。对于他们的举动稍稍留心，就不难发现，他们并不像真正的和尚。
其实他们就不是和尚。那个号称石空的和尚，叫石健民，石空是他的化名，真实身份是红军，是徐海东派出主动联系中央的交通员。交通员非一般人所能担任，选定一个交通员，可以说百里挑一，不仅要求政治绝对可靠，而且要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石健民就不是一般之人，他出身书香门第，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1927年参加革命前，他是红安县唯一一所中学里的老师。他放弃优越的环境，自愿投身革命洪流。像他这样有文化、家庭富有的青年参加革命，当时在红二十五军是凤毛麟角。在不长的时间里，石健民的出色表现就引起了徐海东的关注。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石健民几次奉命成功策反敌军，让徐海东对他的机智和才能佩服有加；后来因执行特殊任务，他两次身陷牢狱，遭受酷刑，不屈服不叛变，对党忠诚的坚定性，让徐海东对他更是刮目相看。每到关键时刻，每有事关红军生死的重大任务，每有大事急事要事，徐海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只有把任务交由他经办，徐海东才会放心。
在红二十五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之时，石健民再次奉命，离开根据地到上海去执行一项事关红二十五军前途和命运的特殊任务。
当时，红二十五军领导在没有电台，无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只得采用当时最传统，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派出绝对信任机智的交通员去主动寻找组织，以期获取党中央的指示，以指导部队下一步的行动。
鄂豫皖省委决定派成仿吾到上海找党中央汇报情况寻求指示。成仿吾是湖南新化县人，文学家，先后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及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教育委员会主任。鉴于成仿吾到白区与敌人斗争经验不够丰富的实际，徐海东提出派石健民随同前往，共同完成寻找组织、获得指示的任务。
当时，石健民刚刚参加了攻打六安县“两河口”镇的战斗，他同战友们一道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那天吃过晚饭，雨后的天空画出一道美丽的彩虹，石健民兴致勃勃地来到打谷场，他站在石碾的台子上，教唱红军战士战斗歌曲。正当他陶醉于豪迈的音乐之中的时候，一名警卫战士将他叫走了。
徐海东说话向来简洁，命令他马上随成仿吾到中央苏区执行一项重大任务，并一再叮嘱，让他时刻保持警惕和清醒，务必完成任务，把中央的指示带回来。
六月盛夏，成仿吾和石健民在地下交通站接连护送下，从武汉登船前往上海。在上海黄浦江畔，成仿吾从棉袄里取出沈泽民写下的联络地点，没想到地下联络机关都遭受了破坏，人去屋空，根本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几番辗转，成仿吾与石健民两人的旅费已经用尽，成仿吾又患病在身，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成仿吾带着石健民走进了鲁迅开办的内山书店，在鲁迅的帮助下，成仿吾与石健民才同中央苏区交通员接上关系。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他们终于到达了江西瑞金。周恩来在听了成仿吾关于鄂豫皖苏区情况的汇报后，深感鄂豫皖苏区形势严峻，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指派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为中央苏区代表前去传达中央精神，而成仿吾则留在了中央，后随中央红军北上长征。石健民奉命陪同程子华从中央苏区前往鄂豫皖苏区，传达中央指示。
程子华在石健民一路护送下，于当年八月底从上海坐轮船到达汉口。当时他们从报纸上得知，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率领下攻打英山县城受到国军有力抵抗，红军围攻受挫后，当夜主动撤退，一时不知去向。
红二十五军究竟到了哪里？从报纸上没法寻觅踪迹，石健民决定先赶到英山再说。当他们第三天下午赶到英山县城时，从一个国民军的军需官那里得知，红二十五军放弃围攻英山县城后，急行军二百三十里，第二天半夜时分突然兵临太湖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下了太湖县城，歼灭了太湖守敌，缴获了许多马匹和大批药品及军需物资。后据史料记载，红军在清理和分配战利品时，每人还分得了一把雨伞。在后来的征战中，雨伞派上了大用场，成为战士们露宿野外的帐篷，战士们高兴地说：“雨伞就是一间房。”
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和吴焕先政委的领导下，作战不守一定之规，行军宿营飘忽不定。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避免部队遭受损失，徐海东对敌作战的基本原则是：打不了不打，打不胜不打，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这一基本原则，成为红二十五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制胜法宝。
徐海东在共和国将军之中，绝对是一员虎将，他身材高大魁梧，国字脸，浓眉大眼，鼻挺嘴阔，性急如火，打仗凶狠，所指挥战斗几乎百战百胜，人称“徐老虎”“中国的夏伯阳”。徐海东以静制动的预言得到应验，到了第四天，三路敌人再一次围了上来。一番猛烈交战后，一路敌人被打垮，红二十五军再次冲出敌人包围圈。计划实现，徐海东派出二二三团占领山隘阻击，主力连夜转移到殷家冲，同时派出一个营占领何家冲的一个山寨，防止敌人切断红军后撤的退路。到了第二天，红二十五军主力向何家冲转移，走到长岭冈附近，徐海东突然发现敌一一五师三个团摆在一处山坡上，阵容松散，毫无戒备。敌人还在山头上架了三门迫击炮，盲目地瞎打。徐海东发现这一敌情后，马上命令部队停下，对通信员说：“向后转，请政委快上来。”
吴焕先一会儿从后面赶了上来，急忙问：“什么事？”
徐海东手往长岭冈上一指说：“政委你看对面，是不是可以打一仗？”
吴焕先举起望远镜朝长岭冈仔细一看，只见敌人不仅疏忽大意，而且部队布防的地形也十分不好，三个团摆在光秃秃的长冈子上，只要一个冲锋打垮最前头的一个团，后边两个团没有有利地形可依托，不能展开有效抵抗，我军趁此机会压过去，一定能将敌人打个稀里哗啦。吴唤先仔细看过后，坚定地表态说：“机不可失，打。”
徐海东一声令下，部队向长岭冈上的敌人展开了猛烈袭击。二二四团团长熊向党带一个营攻击敌人前哨排，徐海东和吴焕先各带两个营猛攻。刚才还平静的长岭冈，一时枪炮声大作，战士们有的端刺刀，有的挥动着砍刀，向敌人杀了过去。不出所料，敌人前头的一个团一乱，后面的部队出现了慌乱，因无处可固守，敌人一个个到处乱窜。
由于时机成熟，战术得当，仅三个钟头就结束了战斗。长岭冈一战，缴获敌人轻机枪二百余挺、长短枪八百余支，以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装备精良的敌一一五师几乎全军覆灭。
战后，徐海东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指着战俘们说：“这一仗打得真过瘾，敌人整整五个营，连一个勤务兵和马夫都没有跑掉。”长岭冈一战，给了张学良“三个月围剿计划”当头一棒，他才发现红军不是好惹的。根据地军民也因此大受鼓舞，红二十五军士气大涨，装备得到大大改善，许多连队配齐了九挺轻机枪，好几个连队的战士都换上了“奉天造”马步枪。
1934年的8月，徐海东与吴焕先商量，决定攻下英山县城。在攻城过程中，他们发现敌人早有防备，而且设防严密、工事坚固、守敌众多，强攻必然会造成重大伤亡。徐海东与吴焕先一合计，放弃原有攻城计划，决定远途奔袭太湖县城。从英山到太湖，距离二百三十余里，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红二十五军在第二天的半夜时分突然兵临太湖城。
石健民经过盘算，他这次没有跟在红军后头追向太湖，他深知，待他们赶到太湖时，红军又转移到了新的地方，老是跟在红军的屁股后面，是找不到红军的。可是，当时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传达中央指示迫在眉睫。经过估算，他们径直赶到了湖北与安徽交界之地的弥陀镇。弥陀镇地处皖西南大别山区，西北边是一马平川的江汉平原，比邻长江黄金水道，交通便捷，是皖鄂两省太湖、英山、蕲春等四县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集散地。
弥陀镇上人来人往，石健民每天举着算命消灾的招牌行走于弥陀镇那条用青石铺成的街道上。这一等就是半个月，红二十五军并没有来到弥陀镇。直到英家河战役结束，他们才从一个商人的口中得到确切消息。看来守株待兔的方法并不灵，他们只好采取过去的笨办法，踩着红二十五军的脚步追赶。
他们一路风雨兼程，终于在10月底，在黄梅县根据地找到了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郑位三1902年出生于湖北红安，1922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
石健民与郑位三虽然没有在一起共过事，但他们两人早在红安七里坪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初相识，几年来虽不曾相见，但革命友谊让他们相见如故。按照组织程序，石健民没有向郑位三传达中央指示细节，只是提出了尽快召开鄂豫皖省委会议传达中央决定的要求。
1934年11月4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向葛藤山地区转移途中，收到了由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派出的地下交通员的来信，由于时间紧迫，省委当即率领红二十五军赶赴鄂东北。当时形势危急，国民党军5个“追剿”支队在后面紧紧追赶红二十五军，东北军6个师在商城、麻城、潢川、光山交界地区，再一次构成重重封锁线，阻止红二十五军西进。
11月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以声东击西出其不意的行动，突破敌人封锁线，击溃国民党军的多次堵击，日夜兼程向西挺进。11月9日，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与中共鄂东北道委会合。
11月11日对红二十五军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常委会议，省委常委（书记）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等出席了会议。会上，程子华代表党中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1934年7月26日《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关于鄂豫皖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指示，并结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际，研究讨论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周恩来的指示，鄂豫皖省委领导人分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两年来斗争的形势，认真地讨论了今后行动大计。会议做出了四项决定：一、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根据地而斗争。二、以平汉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三、行动中，红二十五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四、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七军，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