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寒冷传遍了全身，田纯喜不禁打了个寒颤，拐杖都差一点抖掉。他知道自己如果烧到一定程度就会得破伤风，那这条腿肯定就保不住了。
拄着拐杖走回到自己的车厢里，他看到戴进伍双眼紧闭，呼吸微弱，已处于昏迷状态。抬死人的担架已经放到他身边了，可能是看到还有一口气，收尸队又走开了。戴进伍梦呓着，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别下了，妈，我……吃不了……”看来在梦里，他已经回到祖国了，回到妈妈的身边吃饺子哩。一想到他的母亲数着秒针盼望着儿子归来的心情，田纯喜的心里就像针扎一般难受。田纯喜的父亲死得早，母亲把兄弟三人刚拉扯大，大哥和二哥便被国民政府强行征兵，第二年，双双战死在抗击日寇的淞沪会战中，母亲为此哭瞎了双眼，后来冻死在乞讨的荒野里。当兵是他最不情愿的，可是在那个饥荒年代，不当兵的孤儿又能做什么？
田纯喜突然有了想帮这个排长做点什么的念头，比如把他抬下的地方记下来，或许若干年后，他的家人能够把他的尸骨带回去，最好是能帮着给他的亲人带回去他的遗物。当然，这些事情部队有关组织也会做的。不过，那种按程序办事的速度可就慢得太多了，加之死亡数量大，番号混乱不清，疏漏性很大，遗物的张冠李戴也是有前例的。田纯喜看到他的上衣口袋装着些鼓鼓囊囊的东西，就准备把它取出来，他叫了两声：“小戴，戴排长……”他想征得他的同意，可戴进伍没有一点反应。在一边检查病员伤口的一位军医听到田纯喜的呼唤，走过来：“怎么，气断了吗？”用手摸了一下戴进伍的脉搏后对他说：“他要是过去了，给我说一声。”又忙他的去了。
田纯喜取出了他上衣口袋的东西，原来是一个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张他与家人的合影和两元人民币。最重要的是一封家信，信封上写有戴进伍家在沈阳的详细地址。此外，本子里还夹着一枚闪亮的二等军功章和证书。田纯喜这时才想起自己也曾有过一枚军功章，还要比眼前这枚高一个级别而已，可惜他在激烈的战斗中，挎包被子弹打穿后，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他把戴进伍的东西用毛巾包好放进了挎包，想一想又掏出来，塞进了怀里的内衣袋里。
黄昏了，火车越向北开，车厢里的温度越低，时值深秋，部队战士还都穿着夏装，健康的人都感觉很冷，就别说伤员了。戴进伍的呼吸已经开始困难了，脸色由原来的黑红变成了蜡黄。不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让医生再做一次努力吧，他站起来，拄着拐杖大步朝车厢外走去，嘴里喊着：“医生，医生。”
待医生过来时，田纯喜却不愿再跟着他们走进车厢了，他不想看到医生失望地摇头，也不愿眼睁睁看到戴排长在他眼前断气。他把一条好腿垫在臀下坐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心想，戴排长抬下车时要经过他这里的，到时候他一定记住他下车的那个地名就行了。他在列车的剧烈摇晃中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天已放亮，那支好腿坐麻了，怎么也站不起来。他扯住一个人问：“那个叫戴进伍的人抬下去了吗？”
那人说：“夜里停了两站，抬下去三个。”
“有那个叫戴进伍的排长吗？就是肠子被炸出来的那个。”
那人只说了两个字：“有他。”很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