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江南》2015年第03期
栏目：作家地理
离开时刻表上的到站时间只有十分钟了，我看见窗外仍是一堆乱石，心中好生凄凉。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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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5日下午，天气晴好。我独自一人搭乘七路公共汽车，离开西子湖畔的六公园，前往杭州城站。之前我已从武林门附近一家叫长征的旅店退房，背着一个单肩包，在湖边游荡了许久。就在两天前，我从台州黄岩翻山越岭，乘坐十多个小时的长途汽车，第一次来到省城，兄嫂从湖州赶到半道红的车站接我，并陪我玩了一整天的西湖。
记得那次我们游览了苏白两堤、三潭印月、孤山、岳庙、玉泉和灵隐寺等名胜，并在寺内大雄宝殿前的照相点拍了一张黑白纪念像。说实话，那次我对西湖并没有特别留意（据说阮公墩还只是一片松软的泥团），心里惦记着北方和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那天上午，哥嫂帮我把行李送到车站托运后，便匆匆赶回了湖州。
因为是第一次坐火车，我提前一个半小时便到了火车站，就像如今人们赶飞机一样。杭州人称老火车站为城站，虽然如今东郊盖起了宏伟气派的高铁车站，城站仍在使用，且乘客并未减少，不过主楼早已翻新增高，并有一条宽阔的西湖大道直通湖滨。记得那时候城站的屋顶还是一片黑瓦，只有一层楼，两间候车室。
那会儿候车室里已聚集起一批去上海、江苏或北方念书的大学生和送客的亲友团，那时候人们尚遵循“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的古训，只到车站或月台为止，那一幕景象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我认识了一位姓李的校友，比我大一轮，好像还当过兵结了婚。虽然我们后来交往不多，但至今我都记得他的名字和当年的模样。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临，我手里捏着橡皮擦大小的车票，顺利通过了检票口（那会儿自然没有安检）。从杭州发往北京的120次普通快车停靠在第一站台，七点正，一声哨响，汽笛长鸣，火车徐徐开动！左侧掠过一片水域，这段千余米长的运河叫贴沙河，其北端隔着环城北路与京杭大运河的末端相接。
驶出杭州城以后，火车飞也似的奔跑起来。之所以想到这个词，是之前语文课本里学到过的。其实那会儿，列车的平均时速不会超过一百公里。火车经停了临平和海宁，接着便是嘉兴。那时候浙江只有三座城市，杭州、宁波和温州。嘉兴是地区行政公署所在，管辖今天的嘉兴和湖州两座地级市，它们直到1983年才分开。
南湖一闪而过，我看见那艘红船已是十年以后。我甚至不曾听说沈曾植和王国维，李叔同和丰子恺，徐志摩和查良镛，李善兰和陈省身。他们均出自嘉兴，后两位数学家恰好相隔了一个世纪。因为地处沪杭之间，嘉兴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人才辈出。李同学在隔壁车厢，有一阵子过来串门，他念的是无线电专业。多年以后有一天，我们在杭州相遇，得知他在省科技厅专利处上班，那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从前干过的职业。
到达上海时已经晚上十点多钟，火车停靠了半个多小时。要是以往该歇息了，可这毕竟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第一大城市。这里曾是中美《上海公报》发表的地方，是生产护肤霜和雪花膏、永久和凤凰牌自行车、也是拥有外滩、南京路、国际饭店、西郊动物园和大光明电影院的地方。接下来的几个假期里，我会来探访这些地方。
我走下车，在站台上来回走了几趟，看见并不算高的高楼和吐着蒸汽的机车。这注定是个难眠之夜，接下来火车依次停靠了苏南的四座城市，我对江苏这个面积与浙江几乎一样大的省份有了最初的好感。后来我在北方求学期间，利用寒暑假回家逐一游览了这几座城市，当然还有六朝古都南京。大约在凌晨两三点钟，火车驶过了长江大桥。
那时我已趴在小桌板上进入了梦乡，是邻座的吆喝声将我唤醒。“南京长江大桥到了！”这是乏味的中学课本里印象深刻的一课，我当然记得，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在1968年10月1日正式通车。奇怪的是，后来我N次乘火车南来北往，均是在深更半夜经过，似乎永远不让人见到真容，甚至设计师梅旸春也未曾见过它。有一个说法，长江以北就是北方了。不过，地理书上划分南北的界限却是秦岭和淮河，那样的话还需要两个小时。下一站将停靠滁县，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首句便是“环滁皆山也”。
2
淮河南岸的蚌埠是南北方的分界点，也是安徽第一个设市的地方。我们抵达时，天色已微亮。蚌埠城东二十公里处有一座县治叫凤阳，乃是花鼓戏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淮河的一条支流濠河流经此地，岸边有一座庄惠钓鱼台，相传战国时期两位同龄的宋国老乡——道家庄子和名家惠施的“鱼乐之辩”便发生在此。
《庄子》一书里记载了惠施的命题：“直达内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里“大一”指的是无限宇宙，“小一”相当于构成宇宙的原子。惠施和比他稍早的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是最先拥有无穷观念的人，他涉及数学乃至近代数学的精彩言论尚有：“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飞鸟之影未尝动也”，等等。
过了淮河大桥，便是真正意义的北方了。那一刻的感受很特别，如同新千年的一天，我从波哥大起飞前往圣保罗，穿越亚马逊河和赤道线的那一瞬间。对我来说，北方意味着辽阔和强悍，可以扬鞭策马驰骋。这也是为何中国八大古都里，唯有南京和杭州位处江南，后者有着令人羡慕的秀丽和富饶。
10世纪中叶，赵匡胤利用“陈桥兵变”灭后周建立宋朝以后，致力于统一全国。他依据的正是宰相赵普的“先南后北”策略，首先灭亡了包括以金陵（南京）为首都的南唐和以钱塘（杭州）为首都的吴越等南方诸国。南北方的差异还表现在气候、作物、饮食等方面，假如一个南（北）方人能在北（南）方生活若干年，应该是有裨益的。
虽说中国的国土面积远大于邻国印度，后者的南北差异却更为鲜明。在新旧世纪的两次印度之旅中，“南印度”的概念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可能是由于地势高耸的德干高原和纳巴达河的天然屏障，使得南方（“德干”来源于一个意思是“南方”的梵文词汇）免受北方历代王朝或帝国的入侵。
雅利安人并没有带来他们的饮食习惯，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未曾涉足，穆斯林和蒙古人的入侵只是点到为止，甚至法兰西和不列颠的影响也微乎其微。举一个生活小例，中国北方的独轮车是南方见不到的，而班加罗尔的四轮手推车也是印度北方所稀罕的。
有趣的是，印度有一个邦就叫北方邦，位于恒河上游，该邦西接德里中央直辖区，北邻西藏和尼泊尔。北方邦是印度人口最多的邦，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有两座闻名于世的旅游城市——瓦拉纳西和阿格拉。前者是印度教的圣城，恒河边的码头（ghat）和沐浴是不容错过的风景线，后者拥有泰姬陵，那是伊斯兰风格的建筑典范。
印度独立以来，历任总理多数出自北方邦，包括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父女，这两位任职最久的印度总理均出生在恒河边的阿拉哈巴德。那里是恒河与亚穆纳河的交汇处，一年一度的浴佛节（佛诞节）有数十万人前来参拜，若是遇到十二年一度的大节参拜者更达百万。而英迪拉的儿子拉吉夫·甘地生于孟买，与母亲一样，都在总理任上遇刺身亡，凶手分别是保镖和献花的女子。
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东西部的差异要多于南北方的差异。不过，在历史上，最著名的内战却是“南北战争”。19世纪中叶，美国已建国八十多年，南方十一州却闹独立，成立了一个叫南方联邦的新国家，定都弗吉尼亚的里士满，并推举出正副总统和军队总司令，交战双方的总统林肯和戴维斯还是肯德基老乡。
“南北战争”耗时四年，阵亡军人总数超过百万，直到英勇骁战的李总司令战败投降，南方联邦总统戴维斯被捕，才宣告终结。值得一提的是，战争结束那年，林肯遇刺身亡，戴维斯被控叛国却未审判。他被监禁两年后获准出国疗养，回国后担任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长，晚年生活有滋有味，还出版了回忆录。而李将军则当上华盛顿大学校长，该校后来因此易名华盛顿李大学（W&L）。
“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美国英语里多了一个词——南方佬（scalawag），这是北方人对南方人的贬称。上个世纪末，我曾写过《北方，南方》一书，依据自己的旅行来回忆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的传奇人生（花城再版时改名《与伊丽莎白同行》）。毕晓普是一位浪迹天涯的旅人，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美国女诗人之一。
不过，书中的“南北”不仅指美国或北美（诗人的童年在加拿大度过），也指美洲（她在巴西生活了十八年）。这又使人联想起“南北问题”，即经济发达的北半球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半球之间存在的政治、经济问题，或发展问题。有人认为当前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正是发展与和平，前者是南北问题，后者是东西问题。有意思的是，无论中国、印度还是美国，最终都是北方战胜南方并统一了全国。
3
不觉之间，火车已进入宿县（州）境内，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果然是一派北国风光，窗外景致大不相同，桦树和丘陵代替了湖泊和平原，乡村民居多是黄瓦平房，我见到了赶马车、骑毛驴的农民。宿县是安徽北大门，靠近中原，历史上时有大事发生。例如，秦末蕲县大泽乡的陈胜吴广起义，固镇垓下则是项羽败落和虞姬自刎之地。
火车还停靠了符离集镇，后来我发现，无论白天黑夜，均有小贩上车，挨个车厢兜售烧鸡，再从下一站下车。据说这里从前沼泽遍地，野鸡成群出没，经过精心制作的符离集烧鸡因肥而不腻、熟而不破名扬全国。那会儿我有所不知的是，符离还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长大的地方。他本是河南新郑人，八岁时父亲调任徐州，翌年把家眷安置在附近的符离县。
十六岁（一说是十八岁）那年，白居易在符离写下名诗《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相传在符离，白居易与邻家女孩湘灵坠入情网，后被家长拆散，却因此酝酿出《长恨歌》等佳作。二十二岁那年，白居易的父亲在湖北襄阳病故，他又回符离守孝四年。那以后，他也是常来常往。
在历史上，旅法画家朱德群的故乡萧县一直隶属徐州，直到50年代才划归宿县。换句话说，他离开中国时是江苏人，晚年回国探亲又成了安徽人。朱德群和南通出生的赵无极均毕业于国立杭州艺专（现中国美术学院），后来成为最早依靠绘画在巴黎定居下来的中国人，他俩以及宜兴人吴冠中被誉为国美的“留法三剑客”，均当选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或外籍院士，近年先后仙逝。
抵达徐州，这里是京沪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叉点，按地理书上的说法，此地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火车停靠了三刻钟，并更换了车头。也就是说，原先面朝前方的要背对前方了，反之亦然。除了尧舜时期的彭祖（身兼烹饪、养生、气功和房中诸术之祖），徐州的名人要数刘邦了。他不仅是汉朝的开国皇帝，也是汉民族和汉文化（包括汉字）的开拓者。
多年以后，我曾登临云龙山，俯瞰云龙湖，想起曾在杭州任知府的苏轼在知州徐州时的感叹，“俨若杭州”。再后来，我应一位台湾收藏家朋友之约，为朱赵两位画家各写过一篇文章，也曾与冠中老先生通话，我的南非朋友、英文诗集《幽居之歌》出版人想用他的一幅画做封面，吴老欣然应允。此乃后话。
之后，火车进入到山东省境内，依次停靠薛城、藤县和邹县、兖州，它们分属枣庄和济宁两市。其中，邹县是孟子的故乡，而孔子的故乡曲阜与兖州近在咫尺，与邹县同属济宁，可谓是孔孟之乡。从地图上看，停靠兖州时向西拐了一个弯，本来过曲阜的话应是近道，此处又是一马平川，只有一个解释，可能是怕惊扰圣人吧。
这一点，恰如京沪线上的一段铁路线，故意向东绕经海宁县城，据说是因为诗人徐志摩的祖父出资，希望火车经停他的故乡。无论如何，百余年来，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乘客为此耽搁十多分钟的时间，累积起来浪费可不小。再往前，就是东岳所在地泰安了。泰山是我心中向往的一座名山，学生时代将会多次登顶。
下一站便是目的地济南，这段路只需一个小时。可是，离开时刻表上的到站时间只有十分钟了，我看见窗外仍是一堆乱石，心中好生凄凉。难道这就是我即将学习、生活多年的城市吗？后来列车播音员广播说，火车晚点了一刻钟。我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原来那乱石岗是泰山的余脉，这也算是我上大学的一个插曲吧。
最后，经过二十一个小时的企盼，火车终于到达了济南站。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座巴洛克风格的建筑，还有大钟楼，那是由一位叫菲舍尔的德国建筑师设计的。虽然后来不幸被拆除，但我新千年的几次德国之旅仍然想起了它。在车站广场飘扬着的山东大学旗帜旁，迎接我的是一辆敞篷大卡车。我爬上去，手握栏杆，一边欣赏泉城的景色，一边兴奋地与旁边刚认识的同学交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