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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浙中王学形成与发展的人文地理环境(8)

[168]罗洪先在《明水陈公墓志铭》中说:“自念此学当诣极致,不负千载一时之机,而先生(陈九川)自任其重负荷且坚,东南士人归心取平,而卒无疑贰者,在吉有东廓、双江诸公,在抚则先生为倡首,盖浙中所未有也。”(《罗念庵先生文集》(简称《念庵集》)卷一五,《四库全书》第1275册,326页)此言明显有抬高江右而贬低浙中之嫌。究竟浙中与江右孰更有功于王门的问题,实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罗洪先贬龙溪甚至绪山,而褒东廓甚至南野、明水等人,则不能不说有故意拔高乡贤的感情因素在起作用。如其曰:“自阳明王公以学自命,游其门者众矣,融会敷衍传之人者,无若东廓先生。”(《东廓邹公墓志铭》, 《罗念庵先生文集》,328页)又曰:“方阳明公之存也,传良知之说者,各以其意为解,惟先生(指邹东廓)则独公之言是述;阳明公之没也,承良知之续者,各以其资为的,惟先生则独公之言是守。”(《罗念庵先生文集》卷一七《祭邹东廓公文》,385页)他虽怀念龙溪:“却忆山阴王子辈,昔年曾此话玄虚。”(《罗念庵先生文集》卷二二《登报恩浮图怀龙溪》,509页)然其实是在宛转的批评龙溪。他对与绪山不冷不热的关系且各行其道的做法也颇有怨言:“泽国处逢不记年,一回相见一冷然。……此行不是寻常别,为向春风自放船。”(《赠钱绪山》, 《罗念庵先生文集》,510页)反观浙中的邵廷采,在如何对待两地儒者的问题上,就要显得公平许多。尽管他也有为乡者显的倾向,但对江右诸子的评价却并不吝啬:“阳明之世,门士多矣……故择其有功传习(按:疑脱‘者’字),徐爱、钱德洪、邹守益若而入,而审别其未醇者。” (《思复堂文集》,42页) “阳明之后,惟钱绪山、邹东郭、欧阳南野能守师传,再传弥失。”(《思复堂文集》,317页)

[169]参见庐屏、朱昌编:《明礼部尚书程文德文史选》,9~14页,永康市祥达印务有限公司2003年印行。按:据全祖望《与郑南溪论〈明儒学案〉事目·阳明永嘉弟子》载:“王鹤潭(指王崇炳及其《金华徵献录》)以永嘉、五峰(指永康五峰书院)诸公并传姚江之绪,不知何以不录。按先生(指黄宗羲)固言阳明弟子多失落不备者,五峰诸公朴学淳行,不类龙溪之横决,然所造似亦未深。附之《浙中学案》之后可矣。”(《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1694页)故郑性在补刻《明儒学案》时,便根据全祖望的意见,增补了《附案》置于《蕺山学案》后(然贾氏紫筠斋刻本则未补录),收录了曾讲学于永康五峰书院(该书院由程养之(字先粹,“弱冠为诸生,往姚江受业阳明之门”)自越归后“建之”,后“被黜,且毁院,越数年”而“复之”(《黄宗羲全集》第8册,998页))的“四先生”,即应典(字天彝,号石门,永康人,正德甲戌进士。“初谒章懋于兰江,奋然有担负斯道之志,后介黄崇明见王守仁于稽山,授以致良知之学,归而讲学五峰书院”。被黄崇明誉为“浙中罕俪”(《黄宗羲全集》第8册,994页))、周莹(字德纯,号宝峰,永康人,“学于姚江,既有所得,乃讲其学于五峰”)、庐可久(字德卿,永康人,从阳明于越三月,阳明殁后,“归而聚徒讲学于五峰”(《黄宗羲全集》第8册,995页))、杜惟熙(字子光,号见山,东阳人, “作《悔言录》以自励,复至五峰尽其道”,学“以复性为宗……真率简易,不修边幅”;周海门“见《悔言录》,以为非大悟后不能道,由姚江而直溯洙泗”(《黄宗羲全集》第8册,996页))。另外还有《副使颜冲宇先生鲸叙传》一篇(颜鲸,字应雷,号冲宇,慈溪人,嘉靖丙辰进士。“其学以求仁为宗,以默坐澄心为入门,以践履操修为见性,而妙于慎独,极于默识”。

刘念台曰:“先生(指颜鲸)于学问头脑已窥见其大意,故所至树立磊落。”(《黄宗羲全集》第8册,997页))。因此可以说,以永康为中心的金华地区,当时也是王学的重要传播区域。

[170]潘平格“二十岁从事于程、朱之学”, “越五年又从事于王(阳明)、罗(洪先)之学”,后方“知程、朱、王、罗之旨不合于孔、孟”(毛文强:《潘先生传》,见《求仁录辑要》卷首)。故而既反对程、朱的主敬涵养、格物穷理以及理气说等,又反对王阳明的心体无善无恶说以及王畿的“四无”说(参见《容肇祖集》,470页)。不过他对阳明的不满,一般都源自王畿,是在批判王畿时连带阳明。他对宋明诸儒的弊端看得都很清楚:“总因学者读注听讲,先入于宋贤之说,或又入于阳明、龙溪之说,而未尝读孔门经书,故意见偏陂,窠臼难拨。某之所以说‘不得看注,不得看诸贤语录’,盖尝深中其病,确知其害,故不惜痛切言之。”(《求仁录辑要》卷七)其实,潘平格这种犀利而锋芒的批判意识,正是王学内在精神价值的体现。

[171]比如毛奇龄之学“伸王抑朱”,其与张烈关于阳明学是非的争论,实际上代表了清初浙东学者为捍卫阳明学而作的积极抗争。再比如笃信良知的邵廷采,自称“姚江末学”,尝曰:“弟于明儒,心服阳明而外,独有蕺山。”(《思复堂文集》,315~316页)后又极推信毛奇龄,且自称门下,以为清代至毛奇龄, “而发阳明之学乃无余蕴”矣(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235~236页)。

[172]梁启超说:“明清嬗代之际,王门下惟蕺山一派独盛,学风已渐趋健实。……而梨洲影响于后来者尤大。梨洲为清代浙东学派之开创者,其派复衍为二,一为史学,二即王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40页)若将王学与史学合而观之,则似可将这种倾向视为“心学化的史学和实学”。而这种倾向,在浙中王门的部分学者尤其是清初浙东学者那里,表现得尤为显眼。

[173]黄宗羲说:“金华自何、王、金、许以后,先生(指明儒章懋,字德懋,兰溪人,成化丙戌会试第一)承风而接之,其门人如黄傅、张大轮、陆震、唐龙、应璋、董遵、凌瀚、程文德、章拯,皆不失其传云。”(《黄宗羲全集》第8册,371页)因此可以这么说,阳明学与事功学传统在金华乃至整个浙中地区(如台州、衢州)有相衔接的趋势。而心学与实学这两大浙江地区的学术思潮,到明末清初已基本上汇拢到一起,从而促成了浙江近世学术思潮的又一次转向。

[174]《思复堂文集》,48页。

[175]陈白沙的弟子数百人,首推林光(1439—1519,字缉熙,东莞人)。林师事白沙凡20年,后又在浙江平湖任教谕凡9年,其间曾主持兴修了《嘉兴府志》,为白沙学在浙西的传播发挥过重要作用(参见《容肇祖集》,218、227页)。

后浙西儒者偏好甘泉学(如沈佳的《宋明四子书》,合濂溪《通书》、明道《定性书》、白沙《自然书》、甘泉《心性书》于一体,嘉靖三十四年由张淙刻于浙西,廖宪刻于增城,张潮为之序(参见《性命圣理学汇函》, 《中国子学名著集成》,台北,中国子学名著集成基金会,1978)),恐怕就与林光在浙西的学术活动不无关系。

[176]如“敬庵(许孚远)恪宗程朱,居敬穷理,言动皆有矩准”(《思复堂文集》,18页)。

[177]《思复堂文集》,18、311页。

[178]朱之瑜(舜水)在一定意义上亦属该系统。其出生余姚,然从小就随兄寓居松江,后又从松江府考取恩贡生,并师从浙西的朱永佑、张肯堂和吴钟恋,与浙西学者的交往远多于浙东。故而在他的思想中,朱学的成分要超过王学,尽管这其中仍带有较明显的实学史学的倾向(参见钱明:《浙学双璧:舜水学与阳明学》,见钱明、叶树望主编:《舜水学探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

[179]据袁中道《柞林纪谭》载:“伯修问:‘王心斋何如人?’叟曰:‘也是一个侠客,所以相传一派为波石(徐樾)、为山农(颜钧)、为心隐,各有杀身不悔之气。波石为左辖时,事不相干,挺然而出,遂以死,肉骨糜烂。山农以行船事为人所恨,非罗近溪救之,几至以死,不但谪戍而已。心隐以言忤人,遂死于杀人媚人之手。盖以心斋从来气骨高迈,亢不惧祸,奋不顾身,故其儿孙都如此,所谓龙生龙子,果然非虚。’”(潘曾纮编:《李温陵外纪》, 《明代史料集珍》,84页,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而在这些“侠客”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又皆为“嵚崎豪杰”(《黄宗羲全集》第10册,343页)之气。这种气势,浙中王门不可谓没有,但远远比不上泰州王门。一直要到明末清初,当天崩地解的社会巨变来临时,它才演化为江浙一带知识分子所崇尚的豪杰精神。

[180]吴震认为:在黄宗羲的心目中,其对泰州学派的界定有这样一个标准:

在儒与佛、正统与异端之间,能否坚定儒家正统的一贯立场;坚定者另当别论,否则便“终是其派下(即泰州学派)人也”。不容否认,黄宗羲将颜钧、何心隐、方学渐、管志道等诸人列入泰州派下,便是这一判断标准在起着关键作用,而出生地域或师承关系已不再是重要的、惟一的判准。同样,他将赵贞吉归入泰州,原因之一也许亦源于此。如果这一分析成立,那么泰州学派完全成了一个儒释混杂、异端百出的“大杂烩”(《泰州学案の诸问题》,《阳明学》第16号,东京,明德出版社,2004)。此说甚是。

[181]《惕若斋集》卷一《奉复天台耿先生笔示排异学书》。

[182]管志道曾不无担忧地说:“我朝正当三教混一之机,而未有立极于其中者。”(《惕若斋集》卷一《奉谢先生书仪兼聆译异权子二编》)很显然,管志道是期望自己的同道能利用“三教混一之机”而为学术发展多作贡献。

[183]因此故,浙西学者对陈建的《学蔀通辨》推崇备至,如张杨园说:“承假《学蔀通辨》,伏读一过,知先生放龙蛇、驱虎豹之心切矣。”(《杨园先生全集》卷一四《答吴汝典书》)陆陇其说:“陈清澜(建)立传,最足为考亭干城。”(《三鱼堂文集》卷五《答徐健庵先生书》)。而浙东的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陈建根本就是不屑一顾,因为在梨洲看来:“阳明子为《朱子晚年定论》,虽或有出于早年者,其大意则灼然不失也。”(《黄宗羲全集》第4册,927页)这与陈建的观点可谓势不两立,所以在《明儒学案》中自然就没有了陈建的地位。

[184]黄宗羲说:“兹读先生(指秦灯岩)之书,谓忠宪(高攀龙)与文成之学,不隔丝毫,姚江致知之说,即忠宪格物之说也。明眼所照,千门万户,锁钥齐堕,始知东林自有真传。”(《黄宗羲全集》第10册,202页)也就是说,在黄宗羲眼里,高攀龙传承的其实是阳明之学。不过笔者认为,从总体上说,东林学者传承的主要还是朱学,而对王学则采取部分汲取加温和批判的态度。故冈田武彦称东林学派是新朱子学,是相当有见地的(参见冈田武彦:《东林学》,载《テァ£ア》,第9辑,1965年12月)。

[185]据董玚所作《蕺山弟子籍》,刘宗周不同时期的从学弟子,有姓名、籍贯可考者共计80人,其中浙西籍弟子有21人,占四分之一强,虽少于略占五分之三的浙东籍弟子,但仍超过其他地区的总和。另有“学人”72人,其中杭州等浙西籍的17人,亦占近四分之一(参见董玚:《蕺山弟子籍》, 《刘宗周全集》第5册,719~721页)。

[186]万斯同《石园藏稿·明儒学案序》,见朱端强:《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22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按:此序为《明儒学案》贾润重刻本写的代序,贾序略有改动,此言贾序即改为“梨洲之门,名公林立”。

[187]章太炎尝概括说:“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章太炎学术论集》,32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所谓“学好博而尊闻”,意指弃宋尊汉;所谓“综形名,任裁断”,意指不囿于汉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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