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子里恢复了以往的平静。风风火火地折腾了一阵，冷丁没了喧闹的响动，倒叫人感到有些不适应。
生产队里，社员们照样早起顶着星星出工，晚上迎着月亮收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忙的还是老一套——春种秋收。可是，不知为什么，相互见了面，都觉得有些陌生了。
郝大赖到地里也不说不唱了，上岁数的，年轻的，都是闷着头干活，轻易不会有人大声说话。瞧那架势，好像谁跟谁之间都做了错事似的。
大年一过，春天就不远了。
哥哥忽然提出要搬家。
哥哥原来学过园艺，大跃进时在县里的果园当技术员。三年后，上面下来个调整巩固的八字方针和以粮为纲，县果园在我们镇，上面就把果园下放给我们公社，公社又放给大队，大队又把果园劈成几份分给了生产队，生产队立马把果树都毁了，改成了大田。哥哥随着一步步下放，最后成了社员。
就在这时，哥哥有个学园艺的同学在石头河子那边种果树，来信说那边缺技术员，那个同学就动员哥哥过去。哥哥的心就活了。
哥哥要搬家，就来动员我：石头河子那边都是大森林，家家院里都有大木头，要做家具的人很多，但是像样的木匠却很缺。你过去做木匠活，一定很吃香。
我很犹豫。柳絮生了孩子，出了满月带着孩子回学校了，当务之急是需要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我是个社员，不存在往她那儿调的问题，只有她调回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家。我到县里文教革委会去问过调转一事，他们的答复很干脆，这个时候谁的工作也调动不了，因为没人管。
是走，还是不走，我拿不定主意。我给柳絮去了一封信，征求她的意见，她说让我做主。我想了一阵，还是觉得跟哥哥在一起有个照应。到那儿兴许有机会把柳絮调过去。
我就这样决定，跟哥哥一起搬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