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年先生一九一三年十一月生于光化县老河口镇。
一九二七年，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只有十四岁的张光年就在家乡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并在这一年加入了共青团。大革命失败后，先生曾做过商店学徒、书店店员和小学教员。三十年代初期，先生读私立大学时，就积极从事戏剧活动和文学活动，大学临近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因积欠学校三个学期的学杂费共九十多元（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呵），先生四处筹措无门只得被迫退学。正当失学同时失业的时候，经友人介绍，先生在私立武昌安徽中学谋到一个位置。这时，先生结识了董必武同志，开始在董必武同志直接领导下，以国文教员的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发表了大量宣传爱国鼓动革命的文章，其中尤以歌颂抗日志士反对国民党投降政策的歌词《五月的鲜花》影响最大。这首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歌词一经谱曲后，立即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中广泛传播。
说起武汉，光年先生充满感情地说：武汉，可以说是我投身革命的起点站。接着，光年先生给我讲起了他一九八八年重返武汉寻访故地的情形。
政治部第三厅的旧址，现在是武汉第十四中学。
在秋日的阳光里，当先生在友人和学校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当年第三厅的大礼堂前，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如今，这里是学校堆放家具杂物的仓库，外观看去，已被岁月的风雨剥蚀显得破旧，但砖瓦还算结实，依然保持当年的旧观。
先生探过头去，从窗子里，他要看看当年排戏、练歌、演出的舞台。大约是一九三八年的夏天，一个上午，冼星海、张曙先生就在这个讲台上，向几百名演剧队、宣传队员教歌，歌是由张光年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保卫大武汉》。当时光年先生是演剧队训练班的教务主任，也坐在讲台上，与学员们一起高声唱着。突然礼堂的玻璃窗被震得沙沙作响，原来，一队敌机掠过低空，礼堂后面的凤凰山遭到扫射，紧邻的华中大学操场被炸，呼啸的飞机声和炸弹的爆破声似要压过礼堂高昂的歌声。
冼星海被激怒了，他把手扬得更高，指挥得更起劲了，而学员们的歌声也唱得更加激昂、更加嘹亮。
先生说，那真是冒着硝烟、穿过炮火呵！
说起“政治部第三厅”，我也曾听叶君健先生讲过他曾在第三厅当过外事干事，但对它的性质和情况有些不解。光年先生告诉我说：那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时，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让出一个政治部第三厅，由郭沫若任厅长，胡愈之、田汉、冯乃超等任处长，汇集了文化界、艺术界大批著名人物，在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武汉掀起了抗日宣传的高潮，使得第三厅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化的中心、抗日文化宣传的一个指挥部。
“呵，原来是这样。”我说，“我回武汉后，一定要去十四中学，看看第三厅旧址。”
“武汉像这样的革命旧址还不少呵，那是武汉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光年先生说。
我赞许地点了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