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来临了。
对于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沈福天来说，北京的春天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让人觉得难以忍受。况且，再过一年，他就满六十岁了，无论是自然界的气候，还是社会环境，变化莫测也好，恶劣难受也罢，大都能够心平气和，泰然处之和随遇而安了。孔夫子说的“五十而知天命”，大概就是指的这种心态吧？
最近，沈福天脑子里经常冒出这样的念头。年轻时，他就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甄可昕甚至讥讽过他不喜欢文学，感情上太迟钝，当然，当初冒着大雪上白云寺给她送棉大衣除外。想不到年近花甲，自己却变得这样敏感多思。沈福天想，是不是每个老之将至的人都这样呢？
有天傍晚，沈福天去外面遛弯回来，碰上了古柏，推着婴儿车，手里还拿着一台彩色的塑料风车，在宿舍大院里转圈儿，孙子咯咯地笑，他也呵呵地笑，乐得合不拢嘴来。古柏只顾着逗孙子玩，没有看见沈福天。沈福天犹豫了一下，也没有上去打招呼，径直回家了。上楼时，他掐指算了一下，古柏比自己大两岁，也就是说，古柏已经退下来了。这几年，他们俩虽然住在同一座院子里，但很少接触。平心而论，从水利部到水利电力工程设计研究院，从刚到北京住过的豆芽儿胡同，到现在的宿舍大院，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古柏算得上沈福天的一个朋友，平时也没少关照过他，但自从“靠边站”以后，沈福天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一切还在“台上”的人，其中当然也包括古柏。是出于自尊，还是自卑？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现在，古柏也跟自己一样，从台上走到台下来了。由此看来，时间是一个多么公正而又无情的法官，在这个法官面前，再大的不平和怨愆都显得多么渺小和无足轻重啊！
怀着这样的感叹，沈福天走进了家门，吃饭时，他问甄可昕：“你说，如月啥时候能让咱们抱上外孙啊？”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甄可昕一愣，笑着挖苦道：“如月和少白年底前才结婚呢。你也太性急了吧！”
沈福天自己也觉得好笑，挠挠头皮，咕噜了一句：“看来我是真的老啦。”
沈福天没有想到，就在他说出这句话后的第二天，多年未见面了的老友窦松柏的突然来访，使他的生活再度发生了始料未及的变化……
窦松柏现在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据说这是裘大水因病离任前亲自提拔的。关于窦松柏“文革”期间保护裘大水免遭劫难的故事，不仅沈福天，连全国水利系统的不少人都有所耳闻。裘大水在离职前投桃报李，提拔窦松柏，也算是人之常情。沈福天记得，松柏比自己小三、四岁，年龄不算太大，以他的精明练达，还可以扎扎实实地干几年。作为老朋友，沈福天当然为他高兴。但同时他也带来了一个让人难过的消息：婉君已经于两年前患癌症去世了。当年在重庆，甄可昕和婉君算得上是一对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的朋友，自从他们一家从武汉北上，迁居京城后，两个人竟然再也没有见过面。甄可昕想起多年前沈福天去武汉出差，到窦松柏家做过客，婉君还让他给自己捎回来一条纯羊毛围巾，她不禁黯然神伤，好长时间都没说话。婉君那么爱整洁，讲究卫生，又是医院的护士长，怎么会患上那种怪病呢？
为了款待窦松柏，甄可昕去菜场买回来满满一篓子菜，都是南方人爱吃的，莲藕、排骨、鲫鱼之类。窦松柏也不客气，让司机和秘书把车开回招待所，自己留下来，一边等着品尝甄可昕的厨艺，一边和沈福天在书房里聊天。
所谓书房，以前是儿子秋池和女儿如月先后住过的那个小房间，岳母程氏过世前也曾住过一段时间。如月结婚从家里搬出去后，就被沈福天用来做书房了。沈福天一家从豆芽儿胡同搬来后，窦松柏到北京出差，曾经来过一次。那还是五十年代的事情。窦松柏大概没想到，过去了二十多年，沈福天一家仍然住在这样狭小拥挤的房子里。对于老友这些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窦松柏早有所知，但不管怎么说，沈福天是全国屈指可数的水电工程专家呀！心里不免有些欷歔，但他不想挫伤老友的自尊心，所以脸上并没有表露出来。
两个人海阔天空地扯了半天闲话后，窦松柏忽然问：“老沈，你还记得四九年我到武汉找你的情景吗？”
“当然记得，你代表地下党来向我做统战工作嘛。”沈福天疑惑地瞥了他一眼，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提起这段消逝已久的往事，“那一次，要是你晚两天找到我，我真不晓得会不会跟着冼轩童去台湾呢！”
“是啊，多亏你把那批三峡水坝资料保存了下来，立了一大功！”窦松柏说，“裘大水后来不知多少次提到过这件事，说将来如果三峡大坝有建成的那一天，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你沈福天啊。”
沈福天苦笑了一下，“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还提他干啥子？”
窦松柏停顿了片刻，望着沈福天，故意卖关子地问道：“你能猜得出来我这次为啥子来找你吗？”
沈福天说：“不是来北京开会，顺便见见我和可昕么？”
“非也！”窦松柏诡秘地一笑，“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专门来请你重新出山的。”
“重新出山？”
“对！”窦松柏用郑重的语气说，“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三峡工程要正式上马了。”
沈福天听了这句话，丝毫没有像窦松柏预料的喜出望外，“这出戏都唱了几十年了，哪一次不是雷声大雨点小，到头来不了了之的？”他想起二十多年前，为了三峡的事情，裘大水和窦松柏几乎把水利部乃至国务院的门槛都快要踩烂了，还不止一次地拉自己“入伙”的往事，淡淡一笑，用嘲弄的语气说，“看来，裘大水躺到病床上还不肯死心，又撺掇你们长委会做起三峡梦了吧！”
“这次可不是裘大水一个人做梦。”窦松柏认真地说，“从前年开始，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接二连三地到三峡考察，最近，小平同志明确指示，三峡工程迟上不如早上，水利部根据这一指示，责成我们长委会拿出一个工程技术报告来，呈报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我这次就是为了组建技术报告起草小组这件事，到北京来搬援兵的。”
沈福天没有吭声，脸上仍然是一副半信半疑的表情。
窦松柏说：“临行前，我到协和医院去看裘大水，他说三峡工程上马，缺哪个人都可以，唯独不能缺少你沈福天。”
这句话听起来有些耳熟。沈福天想起当初在红菱湖五七干校时，裘大水也对他这样说过。看来，这个老家伙一辈子把自己跟三峡工程捆绑在一起不算，真的还想把我也捆绑在一起啦！沈福天这样一想，眼里一阵湿润。窦松柏察觉到了，“老沈，你这是……”
“没什么，眼里进了一粒沙子。”沈福天顺手擦了下眼睛，支吾道，“北京的气候就是这样，一到春天，风沙就无孔不入。”
这时，甄可昕走进来，说饭做好了，让他们边吃边聊。沈福天站起身，拉了窦松柏一把，说春节时如月少白两口子送的一瓶葡萄酒还没动，自己跟松柏几十年没在一起聚过了，这次得好好喝几杯！
甄可昕惊讶地发现，沈福天脸上熠熠发亮，像喝了酒似的，浮现出一种掩饰不住的兴奋表情。很久以来那种挥之不去的灰暗和颓丧，仿佛一下子荡然无存了……
二
窦松柏来访不久，水利部的李副部长也找沈福天谈了一次话。李副部长当年曾经主持过三门峡水库的建设，对沈福天可谓比较了解。“文革”期间，也吃了不少苦头，前几年才复出，此次由水利部和长委会牵头，组织三峡工程的重新设计工作，每位专家都是他亲自点将的。
“沈工，这次中央决定三峡工程重新上马后，我专程飞到武汉征求过裘大水同志的意见，他提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在这一点上，我和他真是不谋而合啊！”这是李副部长见到沈福天后说的第一句话，“只可惜老裘为三峡工程奔波了几十年，好不容易等到中央决定上马这一天，他又病倒了。”
李副部长的感叹，何尝不是沈福天的心里话。自他从葛洲坝工地上回到北京后，就再没见到过裘大水，前两年，就听人说他患了骨癌，截肢后一直躺在医院，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跟他喜欢的江河湖泊打交道了。听到这消息后，沈福天一连几天都郁郁不乐。尤其是这次窦松柏来访后，他比任何时候都想念裘大水。
此刻，沈福天听了李副部长的话，没有马上表态。他担心的是这三峡工程又会像五十年代那样瞎子点灯白忙活一场。
李副部长以为他心里还背着政治包袱，就大手一挥说：“沈工啊，你在‘文革’期间的表现，我们是了解的，再说，组织上已经作了明确的结论，小平同志不是说过，团结一致向前看嘛。”
沈福天只好把快到嘴边的话又咽下去了。
过了不到两个月，他就被水利部正式任命为水利电力工程设计研究院院长兼总工程师，并担任了刚刚组建的三峡工程技术方案起草小组的组长，带着一帮水电工程专家南下湖北和四川，到三峡地区进行实地勘察去了。
作为方案设计组的负责人。沈福天又跟从前那样，成了个大忙人，像女儿如月调侃他的那样，比“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还要忙。
甄可昕听到如月说这句话时，倒没有像以前那样跟着女儿一起发牢骚，而是说，“这几年，我算是明白了，你爸这个人哪，要是离开了他那些水库大坝，在家里非闲出病来不可的。”如月盯着妈妈的脸看了好一会儿，有些纳闷地说：“妈，我怎么听不出来你是表扬还是批评我爸呵？”
“你爸年轻时就这么副脾性，批评顶什么用？我都怀疑他是为了修那些大坝才到这世界上来的。”甄可昕一脸无奈的神情。
如月故意说：“你是不是后悔嫁给他啦？”
“我如果早知道你爸像个木头似的除了修水坝什么都不懂，打死我也不会嫁给他的！”甄可昕说，但很快就知道上了女儿的当，白了她一眼，“死丫头，要是我不嫁给你爸，这会儿你不定还在哪儿转筋呢。”
如月扑哧笑起来。她想，尽管这些年父母经常磕磕碰碰的，但妈妈心里其实是爱着爸爸的。
发现这一点后，如月心里觉得格外欣慰。自从父亲沈福天重新变成“大忙人”后，她比以前回家的次数增多了，其中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邱少白这两年为了“寻根”和探险漂流，几乎很少再呆家里，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背上旅行包，不是西藏云南，就是新疆青海，一会儿长江，一会儿黄河，满世界地跑，一走就是三五个月甚至半年的，都快变成徐霞客了，不仅写的诗，连说话也开口闭口都是文化，让人一头雾水。所以如月觉得与其一个人在家里呆着，不如回来陪陪同样一个人守在家里的妈妈呢。
不过，如月现在回家里住比以前可是舒适多了。父亲沈福天“复出”后不久，单位就给他分了一套四室两厅的新住房，比过去的房子一下子宽敞了一倍还多。沈福天现在享受副部级待遇，新分到的这套房子是水利部刚建不久的一栋“部长楼”，入住者都是水利系统副部长级的领导和专家，位于复兴门外大街，环境也很不错。
对于沈福天待遇上的这种变化，感触最深的自然是女主人甄可昕。新房钥匙是白小乙亲手送到家里来的。白小乙现在是水利电力工程设计研究院分管行政后勤的副院长，这么多年来，他还是第一次踏进沈家的门，把新房钥匙送到甄可昕手上时，他一个劲地表示，沈院长不在家，搬家和装修房子有什么困难，您就吱一声，我立马派人来。甄可昕客气地连声道谢，心里却想，要是前两年，白副院长在路上碰见了沈家人，都像没看见似的绕道呢。
新房装修时，沈福天远在外地，顾不上这些鸡毛蒜皮的家务事，只好全都落在甄可昕和如月俩身上了。好在已经退休的甄可昕有的是时间，如月那段日子又大部分时间住在娘家，母女俩把全副精力放到装修房子这件事上来了。那一阵子，她们几乎每天都跑建材市场，跟装修工人打交道，光为了买地板，她们就来来回回跑了不下十次，有时因为客厅或厨房的造型或改造问题，母女俩由于观点不同，比如在卫生间是用浴缸还是淋浴之类的问题上，还会发生激烈的争论。实在争执不下时，如月便提议给在外地的父亲沈福天打电话，让他来拍板。但沈福天满脑子都转着他的工程方案，哪里有心思琢磨这些事儿，所以往往话没听完就把电话给撂下了，到头来还得由母女俩协商定夺。
那时，装修住房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的一种生活时尚，在这一点上，甄可昕和沈如月的确有些超前了。两个月之后，一套装饰得宽敞明亮、典雅舒适的新住房，终于在两个品味不俗的女人精心打造下变成了现实。
搬进新房那天，母女俩的心情大概跟沈福天看着自己亲手设计的水坝竣工时差不多。“妈，你说爸爸会满意么？”如月不无忐忑地问。“反正他一年上头在家里呆不了几天，只要咱们娘俩儿满意就行了。”甄可昕说完这话，似乎觉得有点过分，又补充道，“不满意也不能怪咱们，谁让他不在家呆着的？”
母女俩像完成了一件得意之作那样，都盼着沈福天回来表彰她们一番。前天，沈福天给家里来过电话，说这两天就要回北京了。
然而，这套刚装修完的新房子最先迎来的不是一家之主沈福天，而是一个让母女俩都未曾料到的不速之客。
三
那天晚上，母女俩吃过饭，在散发着油漆味的客厅里，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那是一台十四寸的北京牌黑白电视机，刚刚上市不久，凭票才能买到，是沈如月特意为父母乔迁之喜送的礼物。赵忠祥正在播送新闻，甄可昕对新闻不感兴趣，就和如月商量起沈福天回来后，哪天把甄垠年请到家里来吃一顿饭。退休后的甄可昕总是像捏泥巴那样，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把身边的这几个亲人往一处捏，碰上乔迁新居这样的机会，她岂能放过？
对于母亲的一番苦心，如月却不大以为然，“妈，照我看，我爸和我舅连貌合神离都算不上，说他们貌不合神也不合还差不多。就说在修三峡大坝这件事上吧，两个人针锋相对几十年了，你能指望他们一夜之间化干戈为玉帛？门儿都没有！我看你就别咸吃萝卜淡操心了，省得我也在旁边陪着他们尴尬。”
“你爸和你舅那是学术分歧，学术上哪有绝对的对和错，现在也不兴搞阶级斗争了，他们都一把年纪的人了，未必一辈子也放不下这点儿疙瘩？”
如月看得出妈妈打定主意要在父亲和舅舅之间和稀泥，就故意这壶不开偏提这壶：“为了我爸反右时揭发舅舅那件事，不是连你也不肯原谅我爸么，舅舅心里八成就为了这事儿记恨我爸哩。”
女儿的话显然戳到了甄可昕的痛处，“都过去几十年了，还提它干啥？再说，你爸和你舅现在的日子不是都好起来了么？”她像是为自己辩解地说，“如月，你别拿你爸和你舅说事，还是说说你和少白吧！你说你爸像大禹，我看他也快变成徐霞客了。照这么下去，我和你爸啥时候能抱上外孙啊？”
如月没料到妈妈一下子把矛头转到了自己身上，脸一红，像有什么难言之隐似的，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这当儿，有人敲门。如月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爸爸回来了。她从沙发上飞快地起身去开门。
但站在门口的不是沈福天，而是一个看上去有些面熟的人。这人约莫五十来岁，个儿瘦瘦的，不知是剃光了没来得及长出来，还是秃掉了，脑袋上没有一根头发，脸色很白，不是那种正常的白皙，而是像常年没见过阳光，近乎于没有血色的苍白。屋子里的灯光从半开的门口射到他脸上，他竟然下意识地抬起手掌遮挡了一下，这使他看起来有点儿萎靡不振，不过，从他的眉宇和眼镜后面的目光里，倒是显露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气质，至于“异乎寻常”在何处，如月一时又说不上来。
如月正想问您找谁，对方却开口了，“如月……你认不出我来啦？”
“您是……”如月迟疑地打量着他，脑子里忽然亮了一下，“哎呀，您是濮……叔叔？”
没错，这位不速之客就是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好几年的濮一川。看到这位曾经身居副部长高位的风云人物，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突然出现在面前，如月惊愕得有些不知所措，半晌才意识到这样站在门口说话太不礼貌，忙说：“您找我爸爸？请进来吧！”
“没想到你们搬新家了，找了好半天才找到……”濮一川含糊地咕哝，望着客厅里刚刚打过蜡，能照出人影子来的橡木地板，犹豫地抬了抬脚，却没往里面走。
如月见濮一川的脚上穿着一双沾着泥巴、鞋帮子都裂了缝的旧皮鞋，便转过身从鞋柜里拿出一双拖鞋递过去，濮一川换上拖鞋后，才走进了客厅。
这时候，甄可昕听到他们的对话，刚从沙发上站起身，就看见了走进来的濮一川。
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一愣。
“濮……濮副部长。”
“噢噢，嫂子。”
刹那间，时空仿佛发生了错乱，两个人都用以前的称谓招呼着对方。甄可昕比自己的女儿还要显得不知所措。细想起来，濮一川和他们一家的关系可谓恩怨交织，他既是让哥哥甄垠年深陷囹圄的当事人，又在“文革”期间“提拔”和启用过沈福天，甚至为如月的工作帮过忙。这样的复杂关系，让甄可昕一时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对待他。
如月自然没有甄可昕想得那么复杂，但她还是察觉到了妈妈脸上的复杂表情。她忙着请坐，倒茶，还端上一盘瓜子，请客人吃，这么一张罗，眼前的尴尬气氛便缓和了不少。
“这房子真漂亮啊。”濮一川腰板挺得笔直地坐在沙发上，四处打量着，一边啧啧称赞道，“沈工呢，他不在家吗？”
甄可昕说：“老沈又忙他的工程去了，半年都没回家……”
“噢，我也在报上看到三峡工程要上马的消息了。”濮一川说，“沈工责任重大啊！”
“濮副部长，你找老沈……”
甄可昕还没说完，濮一川就打断了她：“嫂子，别叫我部长了，叫我濮一川吧，我现在确切的身份是刑满释放分子。”他自嘲地说，“我刚从秦城监狱出来，找老沈也没什么事，就是想看看他。政府给我安排了工作，过几天，我就要离开北京，去新单位报道了，以后也不知哪天才能见面……”
濮一川絮絮叨叨地说，母女俩一声不响地听。过了一会，濮一川就站起身来告辞了。甄可昕和如月也机械地站起身来送客。走到门口时，濮一川又停下来，好像还有什么事，可嘴巴蠕动了一下，终于什么也没说，弯下腰去，换上了那双破旧的皮鞋。
甄可昕默默地看着他换鞋、出门，脸上明显流露出一缕恻隐之色。当濮一川正要从门口离开时，忽然叫住了他：“要不，你留个地址，等老沈回来后去看你？”
“谢谢！不用了，不用了。”濮一川连声道谢，由于没看脚下的楼梯，身体趔趄了一下，差点儿摔个跟头。
“妈，他找爸爸好像有什么事情。”如月望着濮一川身影消失的楼道，若有所思地说。
“会有什么事呢？”甄可昕关上门时咕噜了一句，“说不定他心里真的是把你爸当作朋友，来看看他吧。”
如月疑惑地问：“难道他们不是朋友么？”
“说起来，他还帮过我们家的忙，你的工作就是他安排的。”甄可昕含糊其辞地说，“可你爸和你舅也吃过他不少亏啊……”
如月觉得，妈妈的话听起来有几分生涩。
过了几天，沈福天回家了。
他看到装修得像宾馆一样漂亮的新居，似乎有点儿不习惯，一边背着手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不住地咕噜：“有这个必要吗？没有必要嘛……”但从脸上的表情看得出，他对甄可昕和如月母女俩的劳动是满意的，尤其是那间宽敞明亮的书房，他从年轻时候起就盼望着自己能有这样一间工作的书房，想不到到了老年，终于变成了现实。
甄可昕见他的心情不错，就提起濮一川来访的事。“他好像刚从监狱里出来，找你有什么事情。”
“濮……他能找我有什么事呢？”沈福天原本绽开笑容的脸上忽然收紧了，警觉地问，“他对你说什么了吗？”
“什么也没说，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沈福天噢了一声，神情明显轻松了许多，“我就说么，我们之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嘛。”
“我觉得这个人挺可怜的。”甄可昕顺口说了一句，“再说，他过去对你和我们全家也不薄，不像个坏人……”
但话音未落，沈福天就瞪了她一眼，说：“什么好人坏人的，你不懂就别瞎说。”
甄可昕见他突然变得紧张起来的样子，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四
一九八三年底，由沈福天主持起草的“三峡工程一百五十米方案技术报告”正式提交到了国家计委和国务院。
对于这个“一百五十米方案”，沈福天其实是有保留的。四十年代他参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组织的三峡水坝设计时，切瑞尔先生提出的坝高是二百一十五米。沈福天清楚地记得，方案完稿后的第二天，切瑞尔拉他到江边散步，一路上像个孩子似的眉飞色舞，兴奋不已，“福天，这个方案如果获得贵国政府的批准，水坝建成后，万吨巨轮就可以从宜昌直抵重庆，到那时候，这条被你们中国人望而生畏、视为‘天堑’的川江，就会变成中国最重要的黄金水道，它创造的巨大经济和旅游价值，将使整个大西南的社会发展速度，超过任何一个内陆地区……”如今快四十年过去了，每次想起切瑞尔先生的这段话，沈福天心里还是忍不住有些激动。可是，如果三峡工程按照一百五十米坝高设计，万吨巨轮就不可能直达重庆，这样一来，从万县到重庆之间近两百公里的川江水域，就成了一截盲肠，不仅长江上游的航运价值无法实现。大坝的防洪效应也会大为降低，期望通过三峡工程解除江汉平原洪水威胁的设想也就大打折扣了。因此，沈福天一开始就不同意这个“一百五十米方案”，甚至产生过打退堂鼓的念头。
为了这，李副部长苦口婆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沈工啊，三峡蓄水位一直定的一百九十、两百米，现在一下子降到一百五十米，别说你想不通，我和水利部的其他领导同志也想不通。可这是小平亲定的，‘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瞧瞧！白纸黑字，谁敢更改？但我后来慢慢想通了，三峡工程除了防洪、发电和航运，还要考虑对生态环境、农业以及移民的影响，你是知道的，从五十年代起到现在，那些反对建三峡工程的人，包括你的妻兄甄垠年在内，他们的意见也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中央领导同志是从全局考虑才提出这个“一百五十米方案”的。尽管航运和防洪效益降低了不少，可做总比不做强嘛。”
李副部长的话显然不是个人意见，而是代表水利部党组找他谈话。作为一名党员工程师，沈福天除了保留意见，还能怎样？何况，他心里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政治上有“污点”、栽过跟头的人，现在组织上既往不咎，重新委以重任，就冲这一点，自己也不能撂挑子啊！
然而，沈福天从组织观念上想通了，心里的疙瘩并没有消除。他离开北京到达武汉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窦松柏陪自己去医院见裘大水。
裘大水住在汉口协和医院的高干病房里。推开门，沈福天一眼就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裘大水。可他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头发脱落得精光，整个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的老头儿，会是他记忆中那个不知疲倦、充满激情的人。刹那间，他觉得有一股潮湿的东西在眼眶里打转，眼睛有些模糊。
“老主任，沈工来了。”窦松柏轻声说道。正在闭目养神的裘大水睁开眼睛，慢慢地转过来，当他看见站在面前的沈福天后，那只原本有些黯淡的眼睛像一团被点燃的篝火似的，倏然亮了。
两个久违的老朋友双手握在了一起，裘大水的手颤动着，十根瘦筋筋的指头像钢筋那样把沈福天的手抓得紧紧的，使他感觉到这个被病魔折磨已久的人身上残存着的力量。
裘大水没有松开沈福天的手，掀开被子，从床上坐起身来，去拿床边的拐杖要下床，可他的一条腿截肢后，还打着绷带呢，沈福天和窦松柏不约而同地制止住了他。
“你看，我只剩下一条好腿了，不能跟你一起去三峡了。”裘大水有些无奈地笑了笑。“沈工，我说话算话，只要三峡工程上马，一定请你挂帅出征，等了几十年，终于要动真格的了，怎么样，你一定高兴坏了吧？”
“我可没有你想象得那么高兴。”沈福天说，“只不过是赶鸭子上架罢了。”
“你这是话里有话啊。”裘大水那双眼睛像探照灯似的盯着沈福天，又转过脸看了看窦松柏，“怎么，对‘一百五十米方案’想不通？”
“难道你想得通么？”沈福天赌气似的反问道。
裘大水仿佛被问住了，一时没回答。他把身体往后靠了靠，沉默片刻后才说：“想得通想不通又怎样？问题是你和我都改变不了中央的决策。为了这项工程，你和我，还有岳明翰这些人，几十年来付出了多少心血？现在中央终于下了决心，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裘大水望着天花板，像是在质问谁似的。后来，他把目光转向沈福天，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忧伤起来，“岳明翰不在了，我也成了个废人，还有你的那个美国老师切瑞尔，也不在了。我们这帮人只剩下你了，沈工，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你不会让我带着葛洲坝这么一个半拉子工程，去见毛主席吧？”
沈福天前几年才听说岳明翰“文革”期间跳江自杀了。此刻，听了裘大水的话，他心里有些发酸。不禁想，我们这些人简直像着了魔似的，一辈子放不下这个三峡工程，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国家，还是仅仅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
沈福天回答不上来。但他知道，自己像一个上了战场的士兵，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
五
一天半夜，沈福天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
电话在沈福天的书房兼办公室里，是搬进新房子后才装上的。除了开会和单位上有重要事情，平时他都在家里工作。书房与卧室只有一墙之隔，电话声听起了特别嘹亮和刺耳，加上沈福天的耳朵对电话铃声格外敏感，即使睡得再沉，他也听得见，自从家里装电话后，这样的“午夜凶铃”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搞得沈福天很少能睡个囫囵觉的。对此，甄可昕也觉得纳闷，以前家里没装电话时，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很少有人来找沈福天，现在倒好，不仅白天，连晚上都安静不下来了。“早晓得是这样，还不如不装这个电话呢。”她这样说是替沈福天着想，可女儿如月却很不以为然，她说妈你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我爸现在担负着三峡工程这样的国家大事，多少事情都等着听他的意见，等着他拿主意，即使你要他安静下来，他自己也不想安静呀！如月这样恭维父亲沈福天，其实是有自己的小算盘。自从爸爸妈妈乔迁新居后，她三天两头回娘家住，反正家里房间多，她独自占着一间卧室，比住在自己家里舒服多了，现在又装上了电话，她跟外面联系起来就更方便了。所以只要邱少白不在家，她便宁愿下班后从单位转好几趟公共汽车回这儿来住。但甄可昕没听出女儿的小算盘，只觉得自己是为沈福天着想，可不是，快六十岁的人了，每天半夜起床去接电话，连电灯也不开，万一着凉或是摔一跤怎么办。有一次她建议干脆到晚上就把电话线给拔了，省得让人睡不着觉，但沈福天马上说这可不行，单位上给我装电话，就是为了随时找我谈工作的嘛，万一耽误了事情谁负责呢？甄可昕心想，你谈工作倒好，让我也跟着受电话骚扰，还让不让人睡安稳觉？一赌气，她便索性到另一间平时用作客房的卧室去睡了。
最近一段时间，沈福天的电话的确太频繁，而且差不多每个电话都跟三峡工程有关。包括跟三峡工程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消息，都不断地通过电话传递到他的耳朵里来。比如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他主持的那个“一百五十米方案”啦，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指示，三峡工程将于一九八六年动工啦，等等，就在几天前，李副部长还半夜里打来电话，告诉他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四川和重庆方面对“一百五十米方案”不满意，提出了一个“一百八十五米新方案”，目的就是为了让“万吨巨轮直达重庆”。“沈工，他们这个方案跟你不谋而合，看来你一点也不孤立嘛！”李副部长在电话那头说，“不过，这个方案提出后，我担心会节外生枝，使事情复杂化，给那些反对三峡工程的人提供靶子，使中央已经作出的决策又放缓下来，所以，很难说是福是祸啊……”接完电话，沈福天反复琢磨着李副部长的话，心里真的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总算有人公开表达跟自己一致的意见了，忧的是万一被李副部长言中，就得不偿失了。
这天夜里的电话是窦松柏从武汉打来的长途。“福天兄，告诉你一个消息，雒越崎到武汉来了。”刚听到这句话，沈福天有些哭笑不得。心想雒越崎到武汉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深更半夜打电话就是为了告诉这个消息吗？于是，他打了个长长的哈欠，以表达自己被搅了瞌睡后的不满。窦松柏马上感觉到了，随即提高声音说：“你先别打哈欠！这雒越崎带着一百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其中还有你的那位妻兄甄垠年，打着三峡工程考察团的名义，一到长江委就四处找人调查研究开会，而且专门征求对于三峡工程的反对意见，过两天他们还要去三峡实地考察。真是来者不善啊！我还没有把这消息告诉裘主任，他现在病情很不稳，我怕老头子万一上火……”
接完窦松柏的电话，沈福天在书房呆了好长时间，脑子里乱糟糟的。雒越崎四十年代当过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副主任，曾经是沈福天和甄垠年的上司。沈福天记得，五十年代，雒越崎是明确表示支持兴建三峡工程的，有一次，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水利建设规划会议上，沈福天正好坐在雒越崎旁边，雒越崎还特意跟他聊了几句，说沈福天同志，当初国民政府请切瑞尔博士来帮我们建三峡大坝时，资源委员会的冼轩童局长向我竭力推荐你，那时我还不晓得你是甄超公的乘龙快婿呢。遗憾的是，国民党太腐败了，光顾着打内战，让切瑞尔和你们白忙了一场，想起来我还感到遗憾哟。他还说你跟甄公子垠年纵论三峡工程，真是后生可畏啊。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沈福天听了，连忙表态说雒老您放心，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支持，这次我们一定会搞成的！上次在岳父甄超然逝世十周年的纪念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的雒越崎也出席了，沈福天本来想上前跟老前辈打个招呼的，可当他看见雒越崎主动拉着甄垠年的手，聊得那么亲切和热络，而对同样是甄超然亲属的他却像不认识一样，便知趣地止步了。
雒越崎此次带着那么多政协委员南下武汉去收集三峡工程的“反对意见”，其中还有五十年代就曾以反对三峡工程博得过大名，也遭受了大祸的甄垠年。沈福天似乎嗅到了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儿。他想起妻子甄可昕的话：“为了那个劳什子大坝，你们俩像仇人样吵了几十年，到底还有完没完？”
然而，这难道仅仅是他和甄垠年之间的事吗？
